建党之路
1912年1月初，响应辛亥革命的河北滦州起义，被清政府残酷镇压，起义者中有一位叫白毓昆的北洋法政学堂讲师，赴死时说：“吾既为我主义而来，自当为我主义而死！”白毓昆的就义，让他的学生们非常难过，其中一位学子，名叫李大钊。
五年后，李大钊特意撰文希望将来有机会为白毓昆等烈士树碑。十五年后，他走上了与老师相同的道路——“为主义而死”。主义固非一样的主义，但救国之心同炽。李大钊生前坚信，自己愿为之牺牲的“主义”，能为民族“在世界上得一平等地位”。
1920年2月，李大钊护送陈独秀从北京赴上海。这两位当时中国思想界最活跃的理论巨擘商定，由陈独秀在上海尽快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李大钊在北方策应。陈独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见：党的名称，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李大钊回答：就叫共产党。
95年过去了，先驱大钊前仆，成千上万党的优秀儿女后继，为了一个更美好的社会而奋斗，无论怎样艰难曲折，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忘初心。
“上将军”的恐惧
从1926年夏天开始，北京东交民巷西口苏联使馆附近，人力车“拒载”的现象越来越多，经常会有“车夫”一天到晚趴活儿，对客人无动于衷，却死盯苏联使馆。他们的真实身份是京师警察厅密探，目的只有一个：查“赤党巨擘”李大钊的下落。
命令由奉系军阀头目张作霖直接下达。6月，直奉鲁豫联军开进北京，张作霖实际掌控了北京政权，北洋政府顾维钧内阁成了摆设，年底张又自封“安国军总司令”。“讨赤”是张作霖的招牌，其颁布的杀气腾腾的《保卫治安办法十七条》中宣布：“宣传赤化、主张共产者，不分首从，一律处死刑。”他还专门致电英国《每日新闻》，称“本上将军决意对布什维克主义奋战到底，一切牺牲本上将军亦在所不惜！”
实际上，张作霖坐镇的大帅府，与李大钊藏身的东交民巷，距离极近。1926年3月底，李大钊率国共两党在北京的领导机关，迁入苏联使馆西院旧兵营内，此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
在旧兵营，李大钊和他的战友们，成为连接南北革命的桥梁，李大钊此时兼任共产党北方区委书记和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组织部部长。在北方，15个省区反帝反封建军阀的群众运动高潮迭起，两党党员一年里翻倍增长。在南方，国共合作领导的北伐军席卷整个南部中国。北京南口，拥兵数十万的冯玉祥，与苏联和中共尚处“蜜月”期，李大钊是“媒人”。
势成水火，李大钊又近在身边，“上将军”寝食难安。侦缉四出加之叛徒告密，李大钊在使馆的具体工作地点被彻底暴露。1927年4月初，张作霖“收网”时机已到，就剩最后一道坎——《辛丑条约》。
失效的《辛丑条约》
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规定，东交民巷使馆区享有治外法权，中国人未经许可不得擅入，进入必解除武装。为不触怒各国，安国军司令部外交处煞费苦心进行交涉，并声称：苏联使馆里有大量共产党人，囤积4000多支枪准备暴动，京师警察厅需紧急搜捕，还请各国公使谅解。
帝国主义列强一直对红色苏联心存敌意，眼皮底下的小动作，他们乐见其成。4月4日，驻华使团首席公使、荷兰公使欧登科召集各国公使，会商后同意准许中国军警进入使馆区搜查，理由是苏联革命后声称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因此苏联使馆也不再受《辛丑条约》保护。
旧中国的东交民巷，庇护过变法失败的康有为、梁启超，也曾让清末帝溥仪、“辫帅”张勋暂避风头。这一次，李大钊成了例外。
抓捕李大钊的过程，当年的北京《晨报》曾有详细报道，标题是《昨日军警包围搜查共产党大本营》：“昨晨十时许，东交民巷东西北各路口，停留多数洋车及便服行路者之徘徊观望，过者早知有异。迨十一时，有制服警察一大队，约一百五十名，宪兵一队，亦有约一百五十名，均全副武装，自警察厅，分路直趋东交民巷，首先把守各路口，余皆集中包围俄国大使馆旁邻之中东铁路办公处、俄款委员会、远东银行。所有便衣侦探，一律胸系红线为记，搜查队到上列三处门口时，即严守大门，大部即时全体入内搜索。”李大钊被捕。
下午二时，初审李大钊，当时《顺天时报》记者描述道：“目光充足，态度尚极镇静。”4月7日下午，李大钊接受二次审讯。4月8日《晨报》报道说，“李大钊受审问时”“态度甚从容，毫不惊慌”。
搜查的结果，让各国公使面子有点挂不住：说好的4000多支枪呢？最后连40支都不到。
北洋政府的末路审判
一人落难，大抵最能检测自己“朋友圈”的成色。白色恐怖下，冒险倾力营救的，绝不仅仅是李大钊的党内同志。
京津9所国立大学校长，联手奔走营救。名士杨度、梁士诒亲赴大帅府向张作霖陈情，北大校长余文璨与师大校长张贻惠前往文昌胡同拜访张学良，章士钊则迂回找到张作霖的亲信、奉系元老杨宇霆，奉劝他不可“杀戮国士，遗千载恶名”。为了营救，杨度甚至直接卖掉了自己的大宅子。
不认同李大钊的道路，却如此奔走，是因为李大钊的品格。章士钊与李大钊相交14年，以文会友时就赞赏其“温文醇懿，神似欧公”。多年之后仍撰文慨叹大钊“乃一刚毅木讷人也，其生平才不如识，识不如德”。这是章士钊从传统儒家价值观角度出发，对一个人做出的极高评价。
舆论鼎沸之下，事态一度向好。据《晨报》报道，军阀内部，有声音认为应依法律程序审理，因所捕者悉为文人，并非军人，杨宇霆则直接建议让李大钊去牢里继续研究他的《资本论》。
北洋前高官梁士诒主持的奉系军阀政治讨论会，更明确主张将李大钊案移交法庭办理，“此案正可借以彰中国司法独立之精神，以减外国不信任中国法权之意”。
仅仅20天后，所谓彰显“中国司法独立之精神”的审判，就变成了一场狰狞闹剧，这也成为北洋政府时代的最后一起司法大案。4月28日上午，特别法庭在京师警察厅突然开庭，开庭地点居然就在警厅南院总监大客厅里。草草审理了70分钟，便判处李大钊等20人绞刑，立即执行。
李大钊的最后表情
按当时媒体报道，李大钊入狱后“口供颇多”，却无“确供”，为何如此自相矛盾？这是因为，李大钊确实“有问必答”，谈了不少理论与抱负，还“供”出了不少革命活动与领导人，可这些情况当时全是公开的，而真正需要保密的事情，李大钊的回答就变成“实在不了然了”。
目前，北京市档案馆藏有李大钊1927年4月被捕后的口供笔录材料两件。不妨摘取其中一段“供词”——
问：你的革命步骤?
答：中国革命完成即促进世界革命。例如英国，在中国他的经济势力最大，他从中国得去利益安稳他的国内工人，将来中国革命成功，他失却所得利益，使英国工人革命加快。
问：你所抱之目的及近年经过情形?
答：我的目的在建设良好政府、恢复国权、定出新经济政策，用国家的力量发展财力，使国民贫富阶级不至悬殊。
在三易其稿的《狱中自述》中，李大钊如是表达：“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
1927年4月28日中午，李大钊38年的生命历程走到尽头。李大钊等20人被拥入西交民巷看守所后，即由执行刑吏及兵警送往绞刑台。西交民巷看守所此前曾是明清两代刑部监狱，谭嗣同即由此慷慨赴死。
《北洋画报》当时发讯，“未几执行吏来，首以李大钊送往绞刑台。李见此，知已不免，乃曰：‘请以纸笔来，俟书一遗嘱。’执刑者曰，此时已晚，由不得汝矣。李无言，神色尚未变，既上。执刑者令其颈稍伸长，李如言应之，厥态殊从容。二十分钟始绝”。
今天，人们熟悉的李大钊就义前的遗照，为历史记录了这位早期共产党人精神领袖的最后表情：平视前方，目光深邃，从容不迫。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被民国名士章士钊点评为“刚毅木讷人”的李大钊，也有激情如火的一面，这一点，可以从今天莫斯科档案馆留存的一段影像资料中找到证据。李大钊当时在苏联参加共产国际五大，并在莫斯科剧院对数千人发表革命演讲。摄影画面中的李大钊，留着乱蓬蓬的分头与八字胡，表情激昂、手势有力，场内掌声雷动。那是1924年6月，距离“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已有4年，距离李大钊就义，还有不到3年。
作为学者的李大钊当然很会演讲与写文章，在中国，最早向世人公开表示“马克思主义观”的人就是他。先是1918年影响极大的演说与文章《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后是广为人知的《新纪元》、《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1918年11月，在中山公园，比李大钊年轻四岁的毛泽东，现场聆听了《庶民的胜利》演说。当时在李大钊安排下，毛泽东已开始在北大打工，每月八块大洋。正如后来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是后人传颂的佳话，而最初的相约，是在一辆骡车中达成的。1920年2月，李大钊亲自护送正被北洋政府通缉的陈独秀，乔装打扮搭乘骡车，从北京朝阳门出发，取道天津赴上海。这两位当时中国思想界最活跃理论巨擘，在颠簸的土路上商定，由陈独秀在上海尽快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李大钊在北方策应。随后，陈独秀特意征求李大钊的意见：党的名称，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李大钊回答：就叫共产党！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各地组织的代表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上海树德里石库门大厅里汇聚，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犹如一座火山，在中华大地上，一个新型马克思主义政党经过漫长的积蓄能量期，终于到了喷发的临界点。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革命的面貌就为之一新了。
由于党的“一大”召开于7月，而在战争年代档案资料难寻，具体开幕日期无法查证，因此，1941年6月在党成立2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发文正式规定，7月1日为党的诞生纪念日。
1949年3月，在从西柏坡进北京的路上，毛泽东感慨：“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主义·相关
“老李家”的家风
北京万安公墓。李大钊烈士陵园。松柏郁郁葱葱。
李大钊的孙女李乐群说，每到清明节，“老李家”一大家子好几十人，都会来这里看望长眠的爷爷奶奶，李乐群的父亲、李大钊长子李葆华也安葬在这里。“爷爷去世后，奶奶一下子身体就不成了，两人感情太深，爷爷下葬后，奶奶几十天后就走了。”
文华胡同24号的李大钊故居，李乐群也常去，解放前那里叫石驸马后宅35号，是她爷爷奶奶在北京住得最长的一个院子。直到牺牲，李大钊在北京工作十年，七次搬家，从未购置过任何房产。实在是也没钱买，李大钊遇难后，家里余财就剩下一块大洋。
李大钊在北大史学系、经济系和法律系开课，还是好几个学校的兼职教授，一月收入二百多块大洋，钱都去哪儿了？“听父亲讲，爷爷乐于助人，手头只要有钱，谁急需就送给谁，不讲究还不还，共产党小组成立后，每月还要从薪水里拿八十块大洋当活动经费”。
如今，“老李家”第四代人建了个微信群叫“李四群”，把李乐群这些第三代的长辈们也都拉了进去，“全家现在没什么当官的，平凡的工作，却也都兢兢业业。群里常发些亲人间的嘘寒问暖，也会发些关于李大钊的新研究成果或者纪念活动，没人发什么升官发财、求神拜佛、封建迷信的东西，那不是我们的家风”。
李乐群说，每年清明到陵园时，一大家人都觉着在爷爷奶奶面前能“挺直腰板”，“因为从老到小，没做过对不起爷爷的事儿，没给爷爷的形象抹过黑”。祭扫的最后，李乐群有时会在心里默念一句心愿：祝祖国繁荣富强。
主义·点评
他影响了一代青年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冯雪利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的胜利，将社会主义变成了现实，给正在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带来了希望。李大钊率先举起马克思主义大旗，主张向俄国十月革命学习。以《新青年》为阵地，李大钊开始介绍、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全心全意践行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过程中，组织无产阶级政党以指导中国革命的要求越来越迫切。1920年，送陈独秀去上海的途中，李大钊和陈独秀商讨建党问题，并相约分别在北京和上海进行活动，筹建中国共产党，李大钊成为最早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大力宣传、坚定信仰、全心全意实践马克思主义，影响了一代青年，以在北京大学工作的毛泽东、北京大学学生邓中夏等为代表的大批先进青年，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上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做了组织上和人才上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