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瑞金向西80公里就是于都。这里曾建立赣南第一个红色政权，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离开井冈山后的一个重要落脚点。1934年10月，于都又成为中央红军长征前的一块重要踏板。红军主力从中央苏区各地汇集于此，开始战略转移。
勤劳朴实的于都百姓为红军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持。他们也许还没能透彻理解红军倡导的共产主义信仰，但他们知道谁在为解放穷苦大众而战斗。于都的父老乡亲们汇集了成千上万的木料和门板，搭建起一座座浮桥，送8.6万红军渡过于都河，开始了漫漫的征途。
北京晨报记者走进这个赣南小城，寻访当年的历史遗迹。在这片有着悠久红色文化的沃土上，发生在红军与于都百姓之间的那一段段动人的故事仍在流传。
数万军民过河悄无声息
深秋的于都静谧安详，600米宽的于都河缓缓流淌。岸边镌刻有长征渡口的巨石旁，来拍照留念的游人络绎不绝。其实这里的渡口早已不是毛泽东当年渡河时的样子，一切都是按照历史原貌重新修葺的。只有渡口旁的大榕树未变，它见证了数万红军在百姓的帮助下抢渡于都河的场景。
1934年10月中旬，8.6万余名红军将士集结在于都河畔，为了能顺利渡河，要在近百里的于都河上架设多座浮桥。一时间，于都百姓汇集起800余条大小船只，成千上万的木料和门板来供红军架设浮桥。10月17日夜晚，渡河开始。十几万军民汇集在于都河上忙碌着，这样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进行得悄无声息，当时距离于都最近的敌人只有几十里地，可是红军在于都百姓的密切配合下，让近在咫尺的敌人毫无察觉。为了迷惑敌人，渡河都在夜晚进行，天亮前拆掉浮桥，第二天晚上再搭建起来。这样用了四个晚上才将近9万大军送过于都河。于都人民和他们的门板、渔船立了大功。
今天，在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内还陈列着搭建浮桥用的门板、渔船和船篙。其中渔船和船篙是当年于都船工李声仁摆渡红军时用的实物。红军渡河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就占领了于都，并开始疯狂地搜捕李声仁等送红军过河的船工。为了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他们只好远走他乡，常年隐姓埋名漂泊在江西泰和县、万安县、赣江十八滩一带。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重回家乡。
老人捐出寿材搭建浮桥
在于都当地走访，提起搭建浮桥的事情，很多老人会说，我们家还有人参与了呢！而且大家还不约而同地提到一个人——曾大爷。在于都，曾大爷捐寿材搭浮桥的故事可以说家喻户晓。
根据多名群众的讲述，可以慢慢还原这样一个故事。当年于都县城东门有户曾姓老人，儿子参加了红军，儿媳生孩子刚满月，他就将家里所有的门板都扛去架桥，最后又将自己睡觉的床板贡献了出来。送出了床板，老人夜里只能在地上铺张席子，和衣而眠。
在听到红军仍然需要大量木板的消息时，曾大爷对儿媳说：“不如将给我准备的那副棺木拆了，给红军送去。”儿媳听了急得直掉眼泪，寿材是一个老人最重要的东西，老人自己不要，她不能不孝。可曾大爷说了，“我死了，就用张草席裹了，往黄土里一埋，不就归仙了？再说，寿材可以再办，可红军过河刻不容缓。”
在做通儿媳的工作后，曾大爷挥起斧头，把棺木拆了，同儿媳一起送到架桥工地。路上儿媳还有些犹豫，说咱们把棺材送给红军，他们会不会嫌弃？曾大爷笑了，咱们客家人的规矩，送棺材就是又送官又送财，红军为什么会嫌弃？
正在架桥的工兵连长知道了曾大爷捐寿材的事，向前来工地视察的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做了汇报，周恩来听后也不禁感慨地说：“于都老俵真好，苏区人民真亲。”周恩来这句由衷的感慨成了对于都百姓最好的褒奖。如今，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里，这句感激的话语已经被写在纪念墙上，成为于都人永远的荣誉。
毛泽东与群众一起推大车
1934年9月，毛泽东从瑞金云石山来到于都，就住在离于都河不远的何屋。受博古等人的排挤，那时的毛泽东已经失去对部队的指挥权，眼看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红军伤亡惨重，可自己却无能为力，毛泽东每晚听着河水奔腾咆哮，心中焦急万分，难以入眠。
天气转凉，由于急火攻心，毛泽东病了。1934年10月，红军主力向于都集结，准备开始战略转移时，毛泽东的病尚未痊愈，但他已没有心思休养，只是牵挂着于都河上主力红军的渡河问题。
一天傍晚，住在县城北门外何屋的毛泽东对警卫员说：“走，我们到河边架桥工地去看看！”警卫员说：“主席，您的病还没有完全好，晚上外面风大，跑到河边去会着凉加重病情的！”
“不碍事的！整天呆在屋里，好人都会闷出病来。再说，形势如此紧张，我能呆在家中吗？”毛泽东没听劝阻，边说边走出了院子。警卫员跑步追随着他，直奔河边走去。
毛泽东等人沿着一条凹凸不平的小道，借着星光来到县城南门的架桥工地上。只见沿河两岸人来车往，一堆堆篝火，把河面照得通亮。河面上大小船只和木排来回穿梭，运送着架桥的各种材料。
走着走着，毛泽东发现前面不远处，一辆满载木板的板车，正沿着一个缓坡慢慢向前移动，可以看出那车夫已经很疲劳了。毛泽东加快脚步追了上去，见那推车的是个中年汉子，赤裸的上身已大汗淋漓。毛泽东向身后的警卫员招了招手，一起走到车旁，用力地帮着往前推。
车轮顿时飞快地转动了起来。车夫只知道有人帮助他，却没有留意是谁。毛泽东他们推着车，一路小跑，很快就到了渡口。车夫把车停住，从腰间解下手巾，一边转身一边送给毛泽东说，“擦擦吧！”这时车夫才认出是毛泽东，他大吃一惊，脱口而出：“啊！毛主席！看把您累得……真对不起！”毛泽东把手巾推了回去，微笑说：“师傅，真正辛苦的是你们。如果离开了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红军就寸步难行啰！”
毛泽东和群众一起推大车的故事从此流传出去，成为于都人津津乐道的一段佳话。
绣球草鞋永记深深情意
当于都百姓扶老携幼搭建浮桥，送红军渡河西征时，还有很多感人的故事就在于都河畔上演。在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里，摆放着一双与众不同的草鞋，它不是用稻草做成的，而是用黄麻编织而成的。它有底有鞋面，柔软有韧性，做工细致且美观大方。据讲解员介绍，这双草鞋，不仅在外观上与众不同，还蕴藏着一段不同寻常的情感故事。
这双草鞋的主人是老红军战士谢志坚。1934年10月下旬的一个夜晚，于都河畔，谢志坚即将随军远征时，无数群众在岸边送行。这时，一个年轻的姑娘从人群里挤出来，把一双精致的、缝着绣球的草鞋塞在谢志坚怀里。年轻的谢志坚心中涌起了一种突如其来的幸福感，无需表白，也来不及说太多情话。谢志坚深情地望着姑娘说，“我会回来的。”姑娘眼含着泪水说，“我等着你。”
这位姑娘叫春秀，谢志坚带着这双特殊的草鞋，带着春秀的深深情意告别了自己的家乡，踏上了战斗征程。在长征路上，这双草鞋成了谢志坚的精神支柱，他只穿了两次。一次是部队过金沙江，当地老百姓用船送红军过江时，让谢志坚想起了家乡人送红军过于都河的情景，想起了春秀送草鞋的情景，便穿上了春秀送的草鞋；还有一次是强渡大渡河的时候，由于战斗激烈，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谢志坚心想：死也不能与春秀的草鞋分开。于是，他又一次穿上了这双草鞋。
战争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谢志坚没有想到，他和春秀在于都河畔一别就是17年。直到1951年，谢志坚才有机会带着草鞋回于都寻找春秀。这时他才得知，在红军长征后，深受共产主义信仰影响的春秀，已经在与反动派斗争中被杀害了。
1954年，谢志坚带着妻子儿女回到于都工作生活。后来，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开馆后，工作人员得知老红军谢志坚有这么一双不平凡的草鞋，经过再三恳求，收藏进了纪念馆。谢老在去世前，还在儿孙的搀扶下，到纪念馆又看了看这双草鞋。
讲述
太爷爷的烈士证书 种下红军情结
几年前，于都姑娘黄华辞掉了公务员的职务，到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做起了讲解员。朋友们都觉得她有点任性，可她自己心里明白，是少年时代的那种红军情结让她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黄华的红军情结源于一张烈士证书。那是颁给黄华太爷爷黄润发的一张迟来的证书。据家里人讲，1933年，黄润发背着家人，加入了红军。在他不辞而别时，甚至还不知道新婚妻子已经有了身孕。
黄华说，在太爷爷走后，全家人都在等待他回来。可是，胜利的消息一个个传来，凯旋的战士一批批回到家乡，但却一直没有看到太爷爷的身影。直到上世纪80年代，黄润发离开家乡近50年后，黄家才收到一张民政部门送来的烈士证书，光荣烈属的铜牌也挂在了黄家的门楣上。那时，年幼的黄华走过自家大门时，都会有一种强烈的自豪感。“我的太爷爷是红军英雄。”
没有人能说清黄润发究竟牺牲在哪里。黄华说，民政部门只能确定他参加的是一支工人模范师，牺牲在福建战场上。其实，像黄润发一样牺牲的红军战士还有千千万万，他们中很多人甚至都没有留下名字，但他们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信仰流尽了自己的最后一滴热血。
于都县城中心有一座长征公园，几位红军战士的雕塑屹立在园中，雕塑身后不远处就是于都县革命烈士纪念馆。这里祭奠的是所有为国捐躯的于都儿女的英灵，无论他们是否留下姓名。
有着红军烈属这种特殊身份，黄华格外珍视在纪念馆的工作。她认真地熟悉每一段历史，了解每一件文物背后的故事，把这些内容牢牢印在自己心里。在纪念馆为观众做讲解时，黄华也经常会讲起自己太爷爷的故事，有时讲着讲着已经热泪盈眶。观众们也被这位年轻姑娘动情讲述的故事所深深感动。当黄华告诉观众，自己所讲故事里的主人公就是自己的亲人时，现场会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档案
于都红色政权
1929年4月，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率领红四军、红五军再次攻占于都县城。在红军的帮助下，由毛泽东同志直接领导，4月10日，成立了于都县工农兵革命委员会，由张文焕、刘永和、易继天、赖森和、郭瑞麟等13人组成，张文焕任主席，机关设在县城昭忠祠。同时还成立了于都县工农赤卫大队，由红四军派出干部刘永和任队长，张文焕任党代表。
于都县工农兵革命委员会是赣南最早建立的县级苏维埃政府。它的建立，不仅极大地促进了于都境内各项革命事业的蓬勃发展，还为中央苏区的政权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九路突围
1934年10月，由于未能打破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中央机关及中央红军主力被迫从于都出发长征。长征前，党中央决定在中央苏区成立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分局和以陈毅为主任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
党中央给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的任务是：掩护主力红军转移，在中央苏区及其周围坚持游击战争，打击进犯苏区的敌人，保卫土地革命胜利果实，等待主力红军回师反攻，以便恢复苏区。当时留下中央苏区的红军及地方武装大约有三万余人。
主力红军出发长征后，敌人加紧了对中央苏区的围剿。1934年12月下旬，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从瑞金迁至于都黄麟井塘村。由于中央分局书记项英对形势作出了错误的估计，导致苏区范围越来越小，部队损失越来越大。1935年2月中下旬，被迫退守至于南禾丰的狭小地区。根据党中央2月23日电报指示，中央分局于3月初在禾丰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部队分九路突围。
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留守苏区的红军在突围时损失惨重，仅在战斗中牺牲的党和苏维埃政府及军队的著名领导人就有何叔衡、瞿秋白、刘伯坚、梁柏台等一批同志。项英、陈毅则在3月23日化装成逃难的老百姓，从于都县的利村乡上坪村出发偷渡桃江，于4月初到达信丰油山地区，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数据
●于都支前
1933年支前人数共5977人
担架队1793人
运输队1391人
洗衣队1141人
慰劳队1076人
侦探队291人
看护队285人
●于都参军
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突围转移人员及于都补充兵源情况
红一军团原有17280人，于都补充2600人
红三军团原有15205人，于都补充2600人
红五军团原有10868人，于都补充1300人
红八军团原有9022人，于都补充1900人
红九军团原有10238人，于都补充1300人
军委第一野战纵队4893人
军委第二野战纵队9853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