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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对话出狱父亲:我没有叫爸爸的习惯 你不要计较我

2017-02-08 09:59 中国青年报

来源标题:通往自由的最后50米

通往自由的最后50米

记者 杨杰

上海市五角场监狱有一条“新生之路”,连接封闭与自由、昨日和明天。这条路基本上是绿色的,墙壁上画着绿色的竹子和树,绿色的尽头,一张照片被放大到极限,上面是妻儿父母。

每天早上8点30分,监狱民警会准时安排刑满释放人员从这条路回归社会。

这条路不过50米,过去的5年里,有将近3000名犯人走过它,把囚服、悔恨和泪水留在里面,开始轰隆隆的新人生。

双脚走完这条路用不了1分钟,但在心里走完它却不知时日。宋建国第一次走出家门,是在出狱两个月之后。他乘坐一个多小时公交车到没人认识他的地方,就为了抬起头晒晒太阳。相较而言,他更愿意在雨天出门,因为他能随意控制雨伞的倾斜角度,遮住自己的脸,他害怕遇见熟人。

可也有人可能永远走不完这条路,“走出这道门,他们不知道该向左走还是向右走。”办公室主任周斌说,曾经有服刑人员在刑期将满时,打报告想留在监狱干杂工。据说,早前有个蹲了15年监狱的人,释放时死活不愿回家:“一定要我走的话,出去了我还是要进来。”

通往社会的“模拟人生”

“新生之路”上印着绿色的脚印,初衷是让人停下看看墙上刻画的如“行路难、多歧途、需自律”等颇具劝诫和感悟之语。

真实的情况是,很少有人会想在脚印前停留。他们迫不及待地洗了澡,把番号卡扔到一个箱子里,签下不再犯罪的保证书,采集指纹,穿过6道厚重的铁门,然后呼吸上一口真正自由的空气。

2011年司法部有关负责人在一次会议上,明确要求有条件的省(区、市)要成立出监监狱,每个省市都要成立出监监区。五角场监狱是全国最早探索出监教育的几家监狱之一,也是上海唯一的一所出监监狱,大多数成年男犯在刑期的最后3个月都会被移送到这里。

在新生之路的尽头,王淼正在等待。他满脸笑容,兴致勃勃地摆弄一会儿将要带出监狱的东西。旧报纸包好的几幅书法,是狱友送给他的,有一张写了一个“诚”字,另一张写了一些成功学的话,“人脉就是命脉,人脉就是财富”。在狱中的这段时间,原来的很多朋友都“人间蒸发”了。

他还带了两本书和进去时的衣服,一件黑色的短袖衫。他进去时还是夏天,《变形金刚4》刚刚上映,他陪儿子看完电影才去法院,他记得电影的大陆译名叫《绝迹重生》。

“新生”二字印在监狱教学楼的墙上。五角场监狱的几幢教学楼,让它看上去不像监狱,倒更像个学校。只是有狴犴守在门口,那是一种神兽,形似虎,平生好讼,却又有威力,常常装饰在狱门之上。

为了让犯人能顺利融入社会,教学楼里有水电工、护理、餐厅服务员等技能培训,能培养犯人拥有一技之长。此外,还有一个“浓缩的社会”环绕其间。

每个月有一天,监狱会邀请派出所、司法所、社保中心、银行的工作人员穿着制服,戴着工牌出现在高墙之内,回答服刑人员关心的问题,提供咨询帮助。

周斌说,像这样的教学方式叫“类社会化管理”,也被民警和服刑人员称为“模拟人生”。通过模拟与真实社会相仿的情景,让服刑人员提前感知外界社会,减轻回归社会的陌生感和恐惧感。

模拟的身份证能在自助售票机上打印出火车票;如果想去银行取钱,要先去一旁的取号机取个号,然后等待叫号。

常人看来的普通技能,对于在监狱生活十几年的人来说,足以构成压力。监狱里不能携带手机,管教民警就把微信的使用方法一张张截图,制作成PPT,给犯人们播放。监狱还会定期开展“时事大讲坛”,“蓝瘦香菇”这些词,是王淼新学到的。

王淼的眼睛很大,圆圆的,面白,他说是太阳晒得少所致。他的脸颊下陷,嘴唇漏风,头发支棱着,像是胡乱剪的。

说起因何入狱,他像谈论午餐吃了什么一样稀松平常,“虚开增值税发票罪”,“判了两年半”。他早前开了一家汽配公司,清晰地记得手底下管着60人。

但很多事情是记不起来了。随身携带的最宝贵的东西是这些年的通信和一张全家福,照片带着过去的烙印,但笑容是超越时间的。他忽然指着儿子衣服上的大嘴猴图案问:“这个猴子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很有名的。”接着,又十分认真地问:“现在流行什么发型?”

踏上“新生之路”是令人兴奋的。一同释放的还有4个人,拿着释放证,表情轻松。路的另一头同样充满期待,王淼的家人正等在6道门之外。

隔着十几米,王淼看到等候在栏杆外的妻子、小舅子和朋友,昨天他说,自己泪点低,这个时刻可能会哭,但今天他忍住了。他先前嘱咐妻子不要带儿子来,“怕给小孩子留下心理阴影”,也不要开自己的车,“怕晦气”。之后,他还会去跨火盆、烧香,急切地与过去作别。

流传下来的规矩有很多,比如出狱那天的早饭一定要吃,取意“不欠牢饭”;有人在走之前把杯子摔得粉碎,希冀一辈子不进牢房。“你高考完撕书是什么心情,他们就是什么心情。”五角场监狱出监监区的教导员韩磊说。

王淼快速走向亲人,转身向管教民警说了声“谢谢”后,就和家人汇入人流,像水消失在水中。

比身体记忆更深的记忆

新生的脚步从这里重新开始。按照常理,所有人都会盼着尽快踏上这条50米的路,步伐轻快。事实却并非如此。

有人排队走向大门时,踏着奇怪的步子,僵硬地摆动双脚。牢狱生活已经让身体形成记忆。

出来一年半以后,身体里的闹钟每天5点50分准时叫醒宋建国,因为6点整是监狱开封的时间。在交谈的几个小时里,他不停地用手擦拭桌子,这也是在里面养成的习惯——时刻搞好个人卫生。

“痕迹很难抹去了。”韩磊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出狱的人很想把监狱忘记,却难以摆脱。被叫到名字,他们会脱口而出,“到!”与朋友吃饭,不说在几号包房,而是“几号监”。有人睡觉必须开着灯,否则长夜难眠。

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老布鲁克决定在出狱后悬梁自尽。他被囚禁了大半生,自由的世界让他不知所措,他还曾试图通过伤害狱友继续留在监狱。在重新获得自由以后,他果真吊死了自己。

老布鲁克的形象一直在宋建国的脑海中频现,看电影时,宋建国对主人公的印象寥寥,但为配角老布鲁克留下眼泪。

他记得摩根·弗里曼扮演的老头,在老布鲁克死后谈到,监狱是一个体制化的场所,一开始你恨它,它剥夺了你的自由;接着你会慢慢地习惯它,熟悉它;最后你会离不开它,离开它你将像老布鲁克一样不知所措。

出狱的宋建国有时觉得,还是里面好,“什么都不用操心,只要努力完成每天的改造任务,里面对每个人都很公平。现在一切要靠自己。”

宋建国今年57岁了,由于诈骗罪判刑7年10个月,因为表现好减刑了11个月,又获得一年半假释。

出了监狱的大门,生于上海长于上海的宋建国好像丢失了方向,他乘地铁坐反,走在街上迷路。

不少犯人出狱前都会为将来的不确定性惴惴不安。王淼在出狱的前一天说,很怕“自己成了386(电脑CPU),人家都是酷睿,跟别人沟通就麻烦”。

不少释放人员像一片冲击拍打岸崖的怒涛,至今未从时代的顽石上散开。甚至有的小偷出狱后干起老本行,偷完电动车去加油站加油;还有人看见别人用耳机打电话,以为在听音乐,伸手就去偷手机,被发现后一脸错愕:“手机不贴着耳朵也能通话吗?”

身体上的牢房记忆尚且能够接受,但人们思想上的变化太过迅速。黄浦江畔正在生产全球最贵的夜景之一,京沪高铁1秒行进超过100米,人们观念上的变革,恐怕还要迅猛。

宋建国对于现在和未来毫无把握,但也得硬着头皮去适应。现下流行同学聚会,他很想去参加,但又很怕去。“别人可以很肆无忌惮地疯,卡拉OK,唱啊闹啊,我疯不起来,我很傻地坐在那,好像没有这种心情。”他仍在努力擦着没有灰尘的桌子,“这种开心的事轮不到我,快乐不该属于我。”

那种对人群的疏离感,边缘的气质,不自觉地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我是一个局外人”,在灯光闪烁的KTV,他正努力驶向现代生活,但又被自己所困。

他也怕别人戳脊梁骨,“他开心个什么劲儿”。宋建国时刻提醒自己,不该兴奋。以前监狱里有句话:你是什么人?这是什么地方?你是干什么的?现在,他做什么事之前也习惯先想想这句话。这种拘谨的状态,像从监狱里带出来的标记,永远附在他身上,令他不得自由。

出来后的两周之内,王淼喝醉了4次,“苦呀。”他说。

“出来了还苦?”

“酒苦呀。”他回答。

“我没有叫爸爸的习惯,你不要计较我。”

服刑人员通向这段路的时间可能是几年、十几年、几十年,而走完它,有时甚至需要更长。正如“新生之路”尽头的那幅家人照,亲情总是最强的牵引力。

宋建国的女儿上大三了,头发染成黄色,打扮又酷又新潮。女儿去接他出来那天,别别扭扭地喊了声“爸爸”,就低头玩手机了。“不像别的女儿跟爸爸出去玩,很亲昵地搀着父亲的胳膊。”

“她到现在叫我‘爸爸’两个字的时候,都很别扭。”宋建国说,即便同处一室,女儿想跟他说话,也要通过妈妈转达“你叫他把这个递给我”;出门去同一个方向办事,一路上可以不讲一句话,到终点互道一声“再会”;微信上他嘘寒问暖,总是以女儿的一串省略号结束对话。

他问起女儿找工作的事情,女儿说:“找什么找,到时候看咯,公务员又不好考的。”

女儿对他说,“我没有叫爸爸的习惯,你不要计较我。”

“她气我吗?还是有吧。”宋建国像是自问自答,“但内心还是亲的,表面上有隔阂。”他说高考那年,女儿还把录取通知书复印了一份寄到监狱里给他看。

王淼出狱的第一天,儿子一整天没跟他说话,一直忍住没哭的王淼终于崩溃,“模糊地望去”儿子长高的身形。

韩磊曾遇到一个让他印象深刻的犯人。他服了6年刑,竟然完全瞒住了女儿。他不让妻子来看他,怕耽误了照顾女儿的时间。妻子打电话,无意中说到“在里面照顾好自己”时,他会突然怒斥“里面什么里面,女儿听到了怎么办!”

他一直骗女儿在外出差,当时已快出狱,但并不知道确切日期,只能跟女儿说回不回得了家,要看买不买得到车票。女儿在电话里十分想念爸爸,说自己攒了很多压岁钱,给他买飞机票,让他回家。后来出狱的日子终于定了,民警要通知家里,他很怕女儿接电话,6年的谎言功亏一篑,韩磊跟他说,如果是女儿接电话,就说自己是他的朋友。“他当时听完两眼放光,问我‘真的吗?’”

仍然身在监狱的李志远刑期还剩两个多月,春节注定要在监狱里度过。他已经40多岁了,坐了4年牢,“我觉得一个人最辉煌的年龄就是30到45岁,自己刚好,没了。”

监狱里有各种悲伤的时刻,有人正在专心地干活,忽然被叫了出去,回来时脸色煞白,手中攥着一张离婚协议书。

但见亲人仍然是监狱里最有盼头的事情,每月一次,服刑人员总是提前半个月就开始准备要跟家人说的话,甚至因为想说的太多,半路忘了。最落寞的莫过于等了一个月,却没盼来亲人。

李志远上个月见到家人,黑发已转白,“坐在玻璃对面一句话不说,看着你流泪。”

他想起奶奶就揪心,奶奶83岁了,打电话回去,她已不能听见。他由奶奶带大,奶奶说等不及他给送终了。

他不敢喝茶和咖啡,最怕晚上时间空下来睡不着,尤其逢年过节,他盼着自己每天都能倒头就睡,一觉到天亮。

韩磊说,监狱一般“不玩煽情”,怕他们情绪激动,“但春晚还总是煽情。年关年关,别人过‘年’,我们过‘关’。安全是监狱工作的底线,我已经在监狱里陪犯人一起连续过了8个除夕了。”

踏上“新生之路”以后,王淼说自己“出了关”。他刚进监狱的头两个月瘦了12公斤,别人跟他开玩笑说,监狱里作息规律,坚持劳动,身体应该很好才对。他惨笑一声:“身体好坏是跟心情相关的。”

孤独,没人可以交心,第一年中秋,王淼和狱友们像小学生一样“排排坐”,看不到月亮。出狱后,他脑中总钻出一个画面:一个人只身站在偌大的操场上,周围空荡荡的。

他在出狱的第二天买了10张明信片寄给里面的人,每张都写了“新春快乐”。“里面很孤独的,他们看到这四个字都会很开心。”王淼说,送他毛笔字的狱友,7年前的一封信,破损得不成样子了,还时常拿出来给他看。还有人嘱托他出去之后务必去一趟自己的老家内蒙古,帮他拍一张女儿的照片。

“有人抻着他,就不会想不开(自杀)。”许冬是五角场监狱心理健康指导中心的主任,中心每个月要接待六七十名犯人,新买的面巾纸一个月能用掉大半包。“他们的经历一般都比较复杂,你了解他们的经历就能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

对于出监犯人来说,能否被家人接受一直是悬在心中的一块石头。有个71岁的老头,因为性侵村里女童进监狱,想要保外就医,家人死活不同意,“他在里面我们都低着头,怎么能让他出来?”

有人年轻时无所畏惧,人称“教皇”——被送了13次劳教,“无期徒刑分期吃”,老了忽然感慨一生一无所成,到头来什么也没得到。韩磊见过最长服刑时间是21年。他出狱时,赖以生存的空间早已不在了,“父母过世,妻子离婚,以前身强体壮,现在是个小老头子。”

可无论怎样,这最后的50米都是令人神往的,因为50米外就能触摸到亲人。十几年前,有个犯人的母亲,从四川一路讨饭到上海,母亲把讨来的58元钱存到了犯人儿子的“大账”(相当于服刑人员的银行账户)上,监狱工作人员劝她留一点自己用,万一回去讨不到饭要挨饿了。那位长途跋涉的母亲在窗口前犹豫了许久,思来想去,最后留下了50元,揣着8元走了。

也有人从安徽白茅岭监狱徒步走回上海,省下监狱发的路费,正值寒冬,他睡在卖菜的石板上,就为了攒钱重新开始。

许冬有一次通过沙盘观察犯人的心理,那个犯人摆放了房子和人,最后却在中间划了条河,形成阻隔。

“他觉得最对不起的是家人,他对家人能否接受他感到不自信。”许冬和他的同事还会模拟犯人回家后被拒之门外的场景。“要让他们知道碰到这种场景该怎么跟家人沟通,消除心中的不安。”

“别人拿大学毕业证,我拿刑满释放证,谁会用我呢?”

五角场监狱几道严实的铁门、高高的大墙和铁丝网分隔了两个世界。内部是400多个民警,1600多个犯人,道路平坦。中间连着家人,像强力的磁铁拽人上岸。但50米的路外,是崎岖之路还是坦途,家人们心里没底,社会却在希冀。

心理咨询师许冬说,犯人们从这个世界,走向另一个世界前的焦虑,一是源于家庭,另一个就是对在社会生存的恐惧。

“别人拿大学毕业证,我拿刑满释放证,谁会用我呢?”

宋建国刚出狱时遇到熟人,不知道他情况的,他就谎称去外地打工;知道他情况的,也不多问,有的客套一下,握握手,“蛮好蛮好,有空到我家里玩”,但也不留电话。宋建国自尊心强,他说自己从不主动找人要电话,“真朋友会留给你的”。

在监狱模拟实训过程中,得知社保的一些手续要到原单位去办,宋建国到了原单位门口徘徊了5次,也没进去。最后实在忍不住打电话把曾经的熟人叫出来,约好第二天在门口等他,他不敢独自进门。

“他们的自我评价过低,自尊又畸形地膨胀。”在监狱里,一排犯人迎面遇到一个警官,向他打招呼,如果对方积极回应,犯人们会一个一个问好,声音越来越响。韩磊说,服刑人员尤其需要肯定。

五角场监狱曾做过一个调查,关于刑满释放人员的就业选择,韩磊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即便保洁的薪水远高于保安,他们也喜欢选择做保安,因为前者被人使唤,而后者能指挥别人。

最受刑满释放人员欢迎的工作,一是管理类的职位,二是自由度高的工作,像驾驶员、快递和送外卖。

还在狱中的李志远盘算过,出狱以后,承包十几亩地搞种植,或者到外面做生意,要不就干养殖业。他三五天就有个想法,但总是很快被推翻。

在再犯罪率的统计中,服刑人员出狱后的头三个月是犯罪的高发期,如果那时衣食无着,很容易回到旧的社交圈,可能引发再次犯罪。

路外的生活困难重重,充分运用好路这边的日子显得十分重要。

2011年7月,五角场监狱开始对临释罪犯开展出监教育,形成了“收、管、教、帮、评、访”六项工作机制,目前已有近3000名临释罪犯走出了五角场监狱的铁门,就业率86.2%。在监狱开展的“千人大调查”中,重犯率2.15%。周斌说,这大大低于没有经过出监教育的人。

王淼在监狱里的最后一天,民警帮助他演示监狱里先进的电子系统,他刷了下胸前的番号卡——番号卡的背面是那张全家福——机器上显示他的“大账”上有多少钱,自己的奖惩分数——分数对他们来说尤为重要,当分数积攒到一定程度,能换取减刑的机会。

王淼的监舍在楼道的第一间。每一天,在监控室,民警会一刻不停地盯着32块屏幕,掌控着整个监区的动态。“监控民警神经始终高度紧张,很多人都会失眠,睡不好觉。”韩磊说。

白天还好,画面是有内容的,一到晚上,只能看着犯人的睡姿、说梦话、打呼噜。监狱的探头装有红外幕帘,夜间如果有人翻来覆去睡不着,他的监控画面会自动弹出放大。但更多的时候,民警只是紧紧地盯着画面。

“最大的追求是能一直无聊。”韩磊说,监狱的工作就像在火山口,没事的时候还好,一旦出事,那就是灾难源。

他从业20年了,祖孙三代都是警察。他带过1.1万多名服刑人员,望上一眼就基本能断定对面的人是第一次进监狱还是“老官司”,有的犯人看一眼后脑勺就能叫出名字。

韩磊和许冬都有以各自名字命名的团队。韩磊开办的“韩磊时政讲坛”,每两周举行一次,结合当下时事热点,针砭时弊,语言诙谐。“东冬工作室”有成员40多人,实行“坐诊制”,开展对罪犯的心理咨询。

“队长,我救了几百人啦!”

路两头的世界,谈不上谁更复杂,谁更简单。韩磊在监狱的工作中,曾遇到形形色色的服刑人员,他们有的对他而言只是个匆匆过客,无法留下什么印象;有的却是他要倾情相待、用心付出的对象。

汶川地震时,韩磊带着服刑人员赶制救灾帐篷,一个帐篷能睡16个人,他对他们说,“你们不要想着做一个得多少分,换多少钱,你就想,你做一个,就有16个人不会吹风。”

那次大家都干疯了,帐篷很厚,有人把手划破了,就拿封箱带一裹,继续干,有人在结束后炫耀,“队长,我救了几百人啦!”

在监狱工作久了,很多工作人员对复杂的人性理解更深。有的犯人一辈子吃了七八次官司,但仍有“人性好的一面”。曾经,一个盗窃犯对一个交通肇事犯破口大骂,“你是个畜生,你不会给人送医院吗?”一个抢劫犯把生命看得很重,如果看到有人落水,他很可能去救人,但说不定,救完人就把对方的手表撸了。

“监狱可以提供为罪犯铺设重新回归社会的新生之路,监狱民警的角色是指路者,但真正的改变关键还在自己。”韩磊始终认为,人可以被改造,但人只可以被自己改造。他把狱警和犯人的关系比作“一个导游和一个陌生的游客”,“我告诉你这条路坎坷泥泞,那条路风光秀丽,至于你摔了一身泥还是拍一堆美照,那是自己的选择。”

周琳是上海中和社区矫正事务所的工作人员,她的工作除了安置、疏导刑满释放人员以外,还会给社区服刑者进行每个月的集中教育。

社区矫正目前已经成为西方国家占主导地位的行刑方式。很多专家的共识是,刑罚的目的是将社会人格不完善、不能正常进行社会生活的犯罪人再社会化,注重对犯人的改造、完善而不是报复。参与社会劳动,能让人找回一些自豪感,“心理学上叫正强化,做了好事得到鼓励,能形成好的习惯。”许冬说。

假释中的宋建国正在参加社区矫正,“有些人根本不懂自由是多么可贵。”他特别想当矫正师,“能够用我自己的经历告诫更多的人。”

“新生之路”延伸过去,是一片真正的绿色。五角场监狱是上海少有的留存于市内的监狱,它的身后是一座森林公园,种植着200多种树,一年四季都有绿色。天气好的时候,能远远地飘来嬉笑声。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的宋建国、王淼、李志远为化名)

责任编辑:李若晨(QN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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