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母被人从病床上拽起摔死、父亲客死他乡、母亲一听到皮靴声就发抖，原本的小康之家被战火蹂躏得家破人亡……即便已过去80年，常年在海外生活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道煃对童年时的悲惨经历依然刻骨铭心。
如今重提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李老先生说，不是为了记住仇恨，而是想让历史不再重演。
【狼烟四起 颠沛流离】
在北京家中，85岁的李道煃给新华社记者看一张翻拍的老照片。竖版黑白照上，3岁的他蹬着一辆儿童三轮车，两边分别坐着裹小脚的母亲和穿马褂的父亲。那是1935年的南京。
李道煃至今还记得：“当时我很想要照相馆里那辆小三轮车，大人们哄我说，等过年了拿压岁钱给我买，却一直没有兑现。”
一个显然很幸福的家庭很快被战争带来的苦痛淹没了。拍完这张照片不久，父亲被派往湖北银行工作，留下母亲带着7个子女和老祖母生活。
李道煃从此再没见过父亲。后来辗转听说，父亲1938年因痢疾病逝，遗体无从找寻。当时中国已烽烟四起，日本军国主义铁蹄已至，留在南京的李家人自顾不暇。
1937年12月，听说日本人要进城，母亲带着最小的女儿和儿子李道煃离开位于南京古钵营的家，躲进了难民区。其他子女跟着叔伯们躲进农村。有病在身、行动不便的祖母和一位伯母留下了。
在难民区度过了狼狈恐惧的3个多星期、逃过大屠杀这场劫难，等李道煃随小姐姐和母亲回到古钵营，家中已是一片狼藉。后来听邻居说，祖母被日本兵从床上拽下来摔死了，伯母遭强暴。
“日本侵略者害得我们家破人亡，”李道煃如今说到往事，声音仍有点颤抖，“日本人离开后，母亲落下了毛病，一听到皮靴踏地的声音，就不由自主地发抖。”
几个月前，为参与拍摄南京大屠杀80周年纪录片，李道煃和夫人重访故居——南京白下区古钵营11号，昔日租住的平房只剩下门牌号。他还探访了当年的避难所——宁海路一座洋房以及金陵女子大学文理学院。后者当年收容了数千名难民，主要是妇女儿童，如今是南京师范大学校址。
【镌刻记忆 不忘初心】
李道煃从那场浩劫中幸存下来，熬到了抗战胜利，等来了1949年解放，人生才逐渐有了亮色。他16岁就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前身)，在南京市团委参加工作，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4年，他被调到北京的中央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工作，离开了生活32年的南京。
因为工作变动，李道煃还在香港和澳大利亚生活过几年。1997年，他和老伴移居新西兰。“这些年常回北京住。我们打算过阵子彻底回国，叶落归根。”
李道煃很满意现在的生活：“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有了新中国，我们家才获得新生。我们现在生活很幸福，孩子们事业有成，家庭美满，不算大富，小康是有了。”儿时的悲惨记忆，他很少对孩子们提及，一直在北京生活的大女儿李南也是这几年才从父亲对媒体的讲述里，开始懂得“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这个身份的含义。
“唉，毕竟是那么悲惨的往事，想起来还是难受。”李道煃叹道。
但他默默写了几十年日记。2010年，想着自己已是耄耋之年，他开始亲笔撰写回忆录。女婿帮他把手稿扫描、打印成厚厚一沓A4纸，字体整洁端正，目录、章节条理清晰，题名《浮生若梦》。“我和孩子们说，等爸爸走了，你们再好好看。”
他对记者说，在新西兰长大的外孙女到日本广岛旅行，看到当地原子弹受难者纪念馆里展出的内容，深受触动，回来跟家人聊起：看，这些日本人好惨啊！
这话让老人啼笑皆非。李道煃的老伴雷健对记者感叹说：“这些孩子只知道日本被原子弹炸了，却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被炸，不知道是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不知道他们曾残忍屠杀了那么多中国人……”
2005年，李道煃得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收集幸存者证言，他致函时任馆长朱成山，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尘封多年的往事才逐渐为人所知。新西兰媒体此后也有相关报道，一家电视台的节目组还找到李道煃录制采访。遗憾的是，关于南京大屠杀史实的叙述，只是草草而过。
2013年，广东省侨办下属杂志曾面向全球华人征集“家书”，时值日本右翼政客否认侵华历史和南京大屠杀罪行、妄图修改和平宪法，遭全球华人同声讨伐。李道煃借这封“家书”，重新梳理自家在南京大屠杀中的遭遇，叮嘱下一代：“要牢记国仇家恨，不允许历史悲剧重演。更不可身在福中不知福！”
【传承见证 警醒世人】
朱成山告诉记者，中国设立了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南京大屠杀档案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但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仍需要让更多人了解，需要在更大范围内传播，需要更深度的调研解读。
朱成山现任常州大学教授，并负责牵头一个国家级抗战史研究课题项目。“以前我们做宏观史学研究，现在做的是微观史研究。以前做幸存者个体受害记忆，现在做家族受害记忆，准备用三至五年做300户南京大屠杀受害家庭调查与研究。”
南京市1987年首次统计本地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登记在册的幸存者1756人。1997年再次统计时，幸存者余1200人。2006年，400多人。如今，不足百人。
就在11月15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佘子清和杨明贞两位老人同日离世，登记在册的幸存者人数定格在了“98”。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馆长张建军说，今年12月13日除举行国家公祭日仪式之外，全国抗战主题纪念馆和海外华侨华人社团也将同步举行悼念活动，“要让中国记忆成为世界记忆”。
像李道煃这样散居海外的幸存者即使在世，也已进入暮年。不久前，李道煃又向加拿大华人社团的史料展寄去资料。“我是活证人，我有责任。”
其实，记录、讲述和传播这些幸存者们见证的历史真相，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
祖母被人从病床上拽起摔死、父亲客死他乡、母亲一听到皮靴声就发抖，原本的小康之家被战火蹂躏得家破人亡……即便已过去80年，常年在海外生活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道煃对童年时的悲惨经历依然刻骨铭心。
如今重提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李老先生说，不是为了记住仇恨，而是想让历史不再重演。
【狼烟四起 颠沛流离】
在北京家中，85岁的李道煃给新华社记者看一张翻拍的老照片。竖版黑白照上，3岁的他蹬着一辆儿童三轮车，两边分别坐着裹小脚的母亲和穿马褂的父亲。那是1935年的南京。
李道煃至今还记得：“当时我很想要照相馆里那辆小三轮车，大人们哄我说，等过年了拿压岁钱给我买，却一直没有兑现。”
一个显然很幸福的家庭很快被战争带来的苦痛淹没了。拍完这张照片不久，父亲被派往湖北银行工作，留下母亲带着7个子女和老祖母生活。
李道煃从此再没见过父亲。后来辗转听说，父亲1938年因痢疾病逝，遗体无从找寻。当时中国已烽烟四起，日本军国主义铁蹄已至，留在南京的李家人自顾不暇。
1937年12月，听说日本人要进城，母亲带着最小的女儿和儿子李道煃离开位于南京古钵营的家，躲进了难民区。其他子女跟着叔伯们躲进农村。有病在身、行动不便的祖母和一位伯母留下了。
在难民区度过了狼狈恐惧的3个多星期、逃过大屠杀这场劫难，等李道煃随小姐姐和母亲回到古钵营，家中已是一片狼藉。后来听邻居说，祖母被日本兵从床上拽下来摔死了，伯母遭强暴。
“日本侵略者害得我们家破人亡，”李道煃如今说到往事，声音仍有点颤抖，“日本人离开后，母亲落下了毛病，一听到皮靴踏地的声音，就不由自主地发抖。”
几个月前，为参与拍摄南京大屠杀80周年纪录片，李道煃和夫人重访故居——南京白下区古钵营11号，昔日租住的平房只剩下门牌号。他还探访了当年的避难所——宁海路一座洋房以及金陵女子大学文理学院。后者当年收容了数千名难民，主要是妇女儿童，如今是南京师范大学校址。
【镌刻记忆 不忘初心】
李道煃从那场浩劫中幸存下来，熬到了抗战胜利，等来了1949年解放，人生才逐渐有了亮色。他16岁就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前身)，在南京市团委参加工作，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4年，他被调到北京的中央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工作，离开了生活32年的南京。
因为工作变动，李道煃还在香港和澳大利亚生活过几年。1997年，他和老伴移居新西兰。“这些年常回北京住。我们打算过阵子彻底回国，叶落归根。”
李道煃很满意现在的生活：“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有了新中国，我们家才获得新生。我们现在生活很幸福，孩子们事业有成，家庭美满，不算大富，小康是有了。”儿时的悲惨记忆，他很少对孩子们提及，一直在北京生活的大女儿李南也是这几年才从父亲对媒体的讲述里，开始懂得“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这个身份的含义。
“唉，毕竟是那么悲惨的往事，想起来还是难受。”李道煃叹道。
但他默默写了几十年日记。2010年，想着自己已是耄耋之年，他开始亲笔撰写回忆录。女婿帮他把手稿扫描、打印成厚厚一沓A4纸，字体整洁端正，目录、章节条理清晰，题名《浮生若梦》。“我和孩子们说，等爸爸走了，你们再好好看。”
他对记者说，在新西兰长大的外孙女到日本广岛旅行，看到当地原子弹受难者纪念馆里展出的内容，深受触动，回来跟家人聊起：看，这些日本人好惨啊！
这话让老人啼笑皆非。李道煃的老伴雷健对记者感叹说：“这些孩子只知道日本被原子弹炸了，却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被炸，不知道是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不知道他们曾残忍屠杀了那么多中国人……”
2005年，李道煃得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收集幸存者证言，他致函时任馆长朱成山，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尘封多年的往事才逐渐为人所知。新西兰媒体此后也有相关报道，一家电视台的节目组还找到李道煃录制采访。遗憾的是，关于南京大屠杀史实的叙述，只是草草而过。
2013年，广东省侨办下属杂志曾面向全球华人征集“家书”，时值日本右翼政客否认侵华历史和南京大屠杀罪行、妄图修改和平宪法，遭全球华人同声讨伐。李道煃借这封“家书”，重新梳理自家在南京大屠杀中的遭遇，叮嘱下一代：“要牢记国仇家恨，不允许历史悲剧重演。更不可身在福中不知福！”
【传承见证 警醒世人】
朱成山告诉记者，中国设立了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南京大屠杀档案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但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仍需要让更多人了解，需要在更大范围内传播，需要更深度的调研解读。
朱成山现任常州大学教授，并负责牵头一个国家级抗战史研究课题项目。“以前我们做宏观史学研究，现在做的是微观史研究。以前做幸存者个体受害记忆，现在做家族受害记忆，准备用三至五年做300户南京大屠杀受害家庭调查与研究。”
南京市1987年首次统计本地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登记在册的幸存者1756人。1997年再次统计时，幸存者余1200人。2006年，400多人。如今，不足百人。
就在11月15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佘子清和杨明贞两位老人同日离世，登记在册的幸存者人数定格在了“98”。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馆长张建军说，今年12月13日除举行国家公祭日仪式之外，全国抗战主题纪念馆和海外华侨华人社团也将同步举行悼念活动，“要让中国记忆成为世界记忆”。
像李道煃这样散居海外的幸存者即使在世，也已进入暮年。不久前，李道煃又向加拿大华人社团的史料展寄去资料。“我是活证人，我有责任。”
其实，记录、讲述和传播这些幸存者们见证的历史真相，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