汹涌的城市化进程，让中国沃野千里之上的乡村，经历了千年来未有之变化。面对亟待振兴的乡村，各地都在探索行之有效的方案。
从“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到美丽乡村建设，对于这片沃野大地，浙江始终给予着极高的关注度。在2018年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中，“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高水平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列为浙江今后五年发展的任务之一。
乡村振兴也成为浙江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的热频词，浙江省人大代表们认为，对于浙江而言，乡村振兴之路是一条乡村绿色发展之路，是一条基层善治之路，更是一条城乡融合发展之路。
容颜之变：美丽乡村建设旧貌焕新颜
翻开浙江过去五年的成绩单，乡村发展的成就亮眼：全面消除了家庭人均年收入4600元以下贫困现象；浙江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到24956元，连续多年居全国各省(区)第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到2.05：1。
这种改变对于浙江省人大代表、丽水市缙云县笕川村党支部书记施颂勤来说，感受是切切实实的。笕川村以前家家户户污水直排溪中，一条条黑臭河、垃圾河让人避之不及。
自2014年启动美丽乡村建设后，笕川村马不停蹄地开始治水拆违、改造房屋立面……如今的笕川村绿水环绕，还种上了500多亩花海，吸引不少城里人来游玩，一家家民宿也趁势冒了出来。
“不少村民都吃起了旅游饭，光去年我们卖卖花海门票收入就达到了720万。”施颂勤感慨道，“如果没有治水，就不会有美丽环境，更不会催生美丽经济。”
浙江省人大代表、遂昌县东峰村党支部书记雷文彬也有同样的感概，“治水以后村子干净了，现在通过种植生态蔬菜，发展农业观光，农民收入也高了不少！”
这样的蜕变并非个例，青砖白墙、绿篱婆娑、廊坊栈道……像这样的美丽景致如今在浙江农村，早已成单个的“盆景”变成了无处不在的“风景”。
产业之变：人才资本下乡助力培育新业态
然而对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浙江仍有差距。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首位是产业兴旺。
在浙江省人大代表、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长范柏乃看来，如果说原来的美丽乡村就是1.0版本，那么现在乡村振兴战略就是2.0版本，从调结构、求发展来推动农村产业振兴，加快农村发展速度，缩小城乡差距。他认为，在美丽乡村建设的基础上，发展美丽经济、现代高效农业和乡村旅游是行之有效的途径。
同样地，在浙江省人大代表、永嘉县委书记姜景峰看来，乡村振兴的核心任务就是要发展繁荣农村经济，关键在于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从“单向输血型”向“循环造血型”转变，重点应大力发展生态循环农业，把互联网思维融入农业发展，加快推进农旅深度融合发展。
乡村振兴战略，呼唤着一切有利于乡村发展的要素，也呼唤着人才、资本下乡。
姜景峰认为，当前乡村振兴的难点在于如何建立城乡之间资源要素双向流动的格局。过去，农村大量的人、财、物单向流向城市的问题，导致农村发展主要依靠政府的财政投入和少量的返乡创业，没有真正实现城乡的融合发展。
对此，浙江省人大代表、丽水市缙云县老翁家庭农场经营者胡虹芳感触颇深。大学毕业后的她回到家乡创业，碰到了缺乏初创资金、贷款难、缺乏专业农业知识等问题，走了不少弯路。她希望政府能加大对农业创业的资金扶持，建议联合有关金融机构降低贷款门槛及利率、简化贷款程序、延长还款时间等。
事实上，随着乡村环境的改善，一股逆城市化风潮在浙江悄然兴起，越来越多人返乡二次创业。人才、资本的双下乡，如甘霖润泽，让浙江这片沃野生机勃勃。
治理之变：农村基层治理筑牢振兴基石
乡村振兴不仅是一道生态命题、经济命题，也是一道治理命题。如何破题，迫在眉睫。
扎根农村多年，浙江省人大代表、海宁市博儒桥村党委书记吴清江坦言，“只有乡村和谐，乡风淳朴，村民拥护，乡村才能发展的起来。如果治理没有做好，可能到最后，可能我们做的越多让老百姓骂的越多。”
正如其所言，随着时代的发展，过去传统的简单、粗放的乡村治理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建立更加民主高效、精细精准的治理方式势在必行。
经过多年的摸索，吴清江带来了一条新的经验：村里的可以“众筹”干，“众筹就是要发动全体村民共同建设自己的家园。比如美丽乡村怎么建，建什么，让村民共同来策划、共同来参与才会更懂得珍惜。”
范柏乃则建议，可以通过德治和法治双结合，“一方面，通过道德教育提高村民的道德文化素质，另一方面依法行政、依法治理农村，德治和法治结合起来共同推动文明农村发展。”
“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而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阅读浙江乡间故事，不难发现，浙江以美丽乡村建设为突破口，重绘美景，重塑产业，为中国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样本。
汹涌的城市化进程，让中国沃野千里之上的乡村，经历了千年来未有之变化。面对亟待振兴的乡村，各地都在探索行之有效的方案。
从“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到美丽乡村建设，对于这片沃野大地，浙江始终给予着极高的关注度。在2018年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中，“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高水平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列为浙江今后五年发展的任务之一。
乡村振兴也成为浙江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的热频词，浙江省人大代表们认为，对于浙江而言，乡村振兴之路是一条乡村绿色发展之路，是一条基层善治之路，更是一条城乡融合发展之路。
容颜之变：美丽乡村建设旧貌焕新颜
翻开浙江过去五年的成绩单，乡村发展的成就亮眼：全面消除了家庭人均年收入4600元以下贫困现象；浙江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到24956元，连续多年居全国各省(区)第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到2.05：1。
这种改变对于浙江省人大代表、丽水市缙云县笕川村党支部书记施颂勤来说，感受是切切实实的。笕川村以前家家户户污水直排溪中，一条条黑臭河、垃圾河让人避之不及。
自2014年启动美丽乡村建设后，笕川村马不停蹄地开始治水拆违、改造房屋立面……如今的笕川村绿水环绕，还种上了500多亩花海，吸引不少城里人来游玩，一家家民宿也趁势冒了出来。
“不少村民都吃起了旅游饭，光去年我们卖卖花海门票收入就达到了720万。”施颂勤感慨道，“如果没有治水，就不会有美丽环境，更不会催生美丽经济。”
浙江省人大代表、遂昌县东峰村党支部书记雷文彬也有同样的感概，“治水以后村子干净了，现在通过种植生态蔬菜，发展农业观光，农民收入也高了不少！”
这样的蜕变并非个例，青砖白墙、绿篱婆娑、廊坊栈道……像这样的美丽景致如今在浙江农村，早已成单个的“盆景”变成了无处不在的“风景”。
产业之变：人才资本下乡助力培育新业态
然而对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浙江仍有差距。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首位是产业兴旺。
在浙江省人大代表、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长范柏乃看来，如果说原来的美丽乡村就是1.0版本，那么现在乡村振兴战略就是2.0版本，从调结构、求发展来推动农村产业振兴，加快农村发展速度，缩小城乡差距。他认为，在美丽乡村建设的基础上，发展美丽经济、现代高效农业和乡村旅游是行之有效的途径。
同样地，在浙江省人大代表、永嘉县委书记姜景峰看来，乡村振兴的核心任务就是要发展繁荣农村经济，关键在于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从“单向输血型”向“循环造血型”转变，重点应大力发展生态循环农业，把互联网思维融入农业发展，加快推进农旅深度融合发展。
乡村振兴战略，呼唤着一切有利于乡村发展的要素，也呼唤着人才、资本下乡。
姜景峰认为，当前乡村振兴的难点在于如何建立城乡之间资源要素双向流动的格局。过去，农村大量的人、财、物单向流向城市的问题，导致农村发展主要依靠政府的财政投入和少量的返乡创业，没有真正实现城乡的融合发展。
对此，浙江省人大代表、丽水市缙云县老翁家庭农场经营者胡虹芳感触颇深。大学毕业后的她回到家乡创业，碰到了缺乏初创资金、贷款难、缺乏专业农业知识等问题，走了不少弯路。她希望政府能加大对农业创业的资金扶持，建议联合有关金融机构降低贷款门槛及利率、简化贷款程序、延长还款时间等。
事实上，随着乡村环境的改善，一股逆城市化风潮在浙江悄然兴起，越来越多人返乡二次创业。人才、资本的双下乡，如甘霖润泽，让浙江这片沃野生机勃勃。
治理之变：农村基层治理筑牢振兴基石
乡村振兴不仅是一道生态命题、经济命题，也是一道治理命题。如何破题，迫在眉睫。
扎根农村多年，浙江省人大代表、海宁市博儒桥村党委书记吴清江坦言，“只有乡村和谐，乡风淳朴，村民拥护，乡村才能发展的起来。如果治理没有做好，可能到最后，可能我们做的越多让老百姓骂的越多。”
正如其所言，随着时代的发展，过去传统的简单、粗放的乡村治理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建立更加民主高效、精细精准的治理方式势在必行。
经过多年的摸索，吴清江带来了一条新的经验：村里的可以“众筹”干，“众筹就是要发动全体村民共同建设自己的家园。比如美丽乡村怎么建，建什么，让村民共同来策划、共同来参与才会更懂得珍惜。”
范柏乃则建议，可以通过德治和法治双结合，“一方面，通过道德教育提高村民的道德文化素质，另一方面依法行政、依法治理农村，德治和法治结合起来共同推动文明农村发展。”
“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而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阅读浙江乡间故事，不难发现，浙江以美丽乡村建设为突破口，重绘美景，重塑产业，为中国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样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