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牛好耕田，养猪盼过年；喂鸡愁柴米，奔波为油盐。”这句民谚是家乡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真实写照。由于远离城区，交通不便，散居在大山里的群众求学、就医、出行、发展生产极其滞后，人们过着“治安靠狗、交通靠走”的生活。
我的家在贵州锦屏的一个侗族山村里，这里人贫地瘠，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种树卖木、养牛喂猪成了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大米是不够吃的，蕨粑、小米和土豆是日常生活的主食，也是零食。
“怎么那个年代就那么穷！”母亲总是这样感慨，父亲迎娶她时的糯米、棉被、腊肉都是从我姨父家里借的，而母亲也只有如今放在床脚的那几口木箱作为嫁妆陪嫁。
我二伯是独身，靠一台上海“蝴蝶牌”老式缝纫机给人缝缝补补维持生计。
晚上出门，二伯用的是三节手电筒，射得远，照得亮。二伯还有一宝——手表，好像是上海牌的机械手表。只要摸不准时间，母亲就使唤我去问，“二伯，几点钟了？”
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村里在“高花桥”（寨脚瀑布水口处）建起了一个小型水电站，电站要等到天黑过后才放水供电，11点后又得关闸蓄水。
村里有了电，也就有人家买起了电视。拥有电视机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看电视更是个新鲜事。还没等到天黑，我们就到主人家里抢凳子，正片一到，密密麻麻的一屋子人。电视只有一两个频道，印象最深的是《包青天》《封神榜》《唐太宗李世民》《白蛇传》等电视剧。
我的初中是在离家10多公里的黄门民族中学上的。一根独凳、几个编织袋和几片床板，就是我的全部家当。一个学期能坐两次班车回家，分别是新学期开学和期末考完试的那天，其他时间不管雨天雪天都得徒步来回。
2007年我上大学，在国家助学贷款的帮助下，我顺利完成学业。如今我已成家，正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努力工作。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江南北，虽然家乡身处僻远深山，但也和全国人民一起，分享着改革开放带来的改革红利。
随着科技互联网和高铁时代的到来，大大促进了“农货上线、网货下乡”，缩短了农村与世界的距离。
如今的家乡，条条大路通门口，过着“走路不湿鞋、吃水不用抬，住在新农村，上网用wifi”的舒适生活。
虽然家乡还有贫困存在，但绝大多数村民已经过上衣食无忧，病有所医、老有所依的生活，而且正向着全面小康社会迈进。
“放牛好耕田，养猪盼过年；喂鸡愁柴米，奔波为油盐。”这句民谚是家乡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真实写照。由于远离城区，交通不便，散居在大山里的群众求学、就医、出行、发展生产极其滞后，人们过着“治安靠狗、交通靠走”的生活。
我的家在贵州锦屏的一个侗族山村里，这里人贫地瘠，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种树卖木、养牛喂猪成了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大米是不够吃的，蕨粑、小米和土豆是日常生活的主食，也是零食。
“怎么那个年代就那么穷！”母亲总是这样感慨，父亲迎娶她时的糯米、棉被、腊肉都是从我姨父家里借的，而母亲也只有如今放在床脚的那几口木箱作为嫁妆陪嫁。
我二伯是独身，靠一台上海“蝴蝶牌”老式缝纫机给人缝缝补补维持生计。
晚上出门，二伯用的是三节手电筒，射得远，照得亮。二伯还有一宝——手表，好像是上海牌的机械手表。只要摸不准时间，母亲就使唤我去问，“二伯，几点钟了？”
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村里在“高花桥”（寨脚瀑布水口处）建起了一个小型水电站，电站要等到天黑过后才放水供电，11点后又得关闸蓄水。
村里有了电，也就有人家买起了电视。拥有电视机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看电视更是个新鲜事。还没等到天黑，我们就到主人家里抢凳子，正片一到，密密麻麻的一屋子人。电视只有一两个频道，印象最深的是《包青天》《封神榜》《唐太宗李世民》《白蛇传》等电视剧。
我的初中是在离家10多公里的黄门民族中学上的。一根独凳、几个编织袋和几片床板，就是我的全部家当。一个学期能坐两次班车回家，分别是新学期开学和期末考完试的那天，其他时间不管雨天雪天都得徒步来回。
2007年我上大学，在国家助学贷款的帮助下，我顺利完成学业。如今我已成家，正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努力工作。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江南北，虽然家乡身处僻远深山，但也和全国人民一起，分享着改革开放带来的改革红利。
随着科技互联网和高铁时代的到来，大大促进了“农货上线、网货下乡”，缩短了农村与世界的距离。
如今的家乡，条条大路通门口，过着“走路不湿鞋、吃水不用抬，住在新农村，上网用wifi”的舒适生活。
虽然家乡还有贫困存在，但绝大多数村民已经过上衣食无忧，病有所医、老有所依的生活，而且正向着全面小康社会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