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坠江公交仍有2人失联 已找到的13名遇难者身份全确认

2018-11-02 05:51 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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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标题:重庆坠江公交仍有2人失联

11月1日,随着坠江公交车打捞出水,救援现场的设备全部撤离,紧张忙碌的江面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截至15时,已找到13名遇难者遗体,身份已全部确认,仍有2人失联。

据当地政府官微“万州发布”发布消息称,10月31日23时30分左右,在应急管理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指导协助下,重庆市委、市政府精心组织救援处置,万州长江二桥坠江公交车被打捞出水。重庆万州坠江公交车失联人员的搜寻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人武、公安、海事等相关单位以及长江沿线相关区县继续搜寻失联人员。事故调查、善后安抚等相关工作正有序推进。

讲述

救援者周小波:打捞带走父亲的那辆公交车

万州大巴坠河事故里,他既是遇难者儿子,也是救援者。在两种身份之间,他努力维持着平衡。

他是救援者也是遇难者家属

11月1日,万州大巴车坠桥后的第四天。在长江二桥南岸蓝天救援队的驻扎地,北京青年报记者一眼就认出了副队长周小波。这个43岁的中年男人,有着两道浓眉,眼角向下垂着,几乎看不出表情。他的父亲曾坐在出事的那趟22路车上,如今已经确认遇难。

阳光普照山城,江上已看不到救援船只,岸上的警戒线也被移除,空旷的沙土地上,各路救援队撤离殆尽。80多个小时以前,他们临时在这里搭建帐篷,运输来专业的探测、潜水设备。这些天里,周小波和其他队里成员一样,牵挂着水里的情况,吃盒饭,打个盹就算作休息。

救援宣告尾声,周小波所在的队伍也很快要离开了。他开车带着北青报记者前往救援队的办公室,途经尚未解除封禁的长江二桥。他说,父母的家就在对面江北。周小波的母亲今年春节过世了,那之后,即使工作再忙,他每天晚上都会回到76岁的父亲那里,陪老人一起住。

一路上,他的手机不断有媒体打来电话。前一天,人们通过蓝天救援队发布的消息得知他的事情,很快,第一家媒体写出关于他的报道,有记者告诉他,这篇报道在微信上的阅读量很高,被人们大量转发,他愣了一下,说自己还没顾上去看。

到达救援队办公室,他又接了个电话,另一只手来回打了四五把方向,才把车倒着停进车位。

后来,采访接二连三地涌来,拍视频的,写文字的。他对媒体说,觉得自己没什么伟大的,有记者告诉他,媒体关注,是因为他兼具了“遇难者儿子”和“救援者”这两个身份。

80多个小时以来,他在这两个身份之间,努力维持着平衡。

10月31日晚11点多,坠江公交车头露出水面,救援水域停靠的船只拉响汽笛。周小波所在的救援队隔着二三百米默哀,有其他的队员看到,他一个人躲在旁边哭。

“他是退伍军人,还是人民教师,他在现场还是比较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如果换作其他人,这个情绪早就崩溃了。”队长骆明文说,周小波在码头上看到不停有殡仪馆的车来回地送遗体,“每看到一辆他都偷偷地哭”。

周小波不是看不出队友的关心,但他在尽力隐藏自己的情绪,同时告诉自己不能垮下去,他强迫自己进食,“以前为了减肥可以不吃,但现在必须吃”。

11月1日凌晨两点多,他终于可以回家休息,不过家中已没有父亲的身影,是一个朋友陪他过的夜。家里的灯这两天一直没熄,姐姐告诉他,只要点着灯,父亲就能回来。

第二天早上,他去殡仪馆见了父亲一面,看到爸爸已经被穿戴好寿衣,面容安详。他后来在救援队办公室接受视频采访,笔直地站着,双手别在背后,述说时保持着冷静,可提及父亲走时的样貌,还是忍不住掉了眼泪。

姐姐说“父亲也在22路上”

时间倒退回10月28日上午10点多,如果没有这次意外,那趟车身贴着广告的22路黄色大巴,将顺利驶过长江二桥,抵达最近的二桥北桥头站,这也是周小波父亲本来要下车的地方。

“到站就到家了,就那么点距离,所以你说你怎么想得通啊。”周小波说。

这天早上7点多,周小波开车去上班,他刚来到区教委工作,这天的行程安排是看体育比赛,之后还有会议要开。出门前,父亲提出,想搭儿子的顺风车,去西山公园看菊花展。

父亲已经退休多年了,享受着晚年生活。因为工作原因,相比周小波,姐姐陪伴父亲的时间可能更多。老人家经常会沿着江北岸散步,路过音乐广场,看一场音乐喷泉。

他同时是个“很潮”的父亲,用智能手机,通过“今日头条”看新闻,也爱看历史类书籍。

那天,他身穿黑夹克,这是女儿前两天刚给他买的。他手上戴的那块黑色机械表是两年前儿子的一份心意,花了两三千块钱,老人后来自己又去换过一次表带。

出门前,老人把家里钥匙拴在绳子上,再系在腰间,腰带是二三百块钱买的,牌子可能是花花公子或者红蜻蜓。老人体谅儿子时间紧,自己冲了袋速食粉,加了麦芽精当作早餐。

两人在西山公园分离。10点左右,周小波在开会时接到姐姐的电话,告知其父亲的电话打不通了,他没觉出异常,推测父亲应该看完菊花展就会自己坐公交回家。

到了11点多,听到大巴坠桥的消息,他也没想到会跟父亲有关,第一反应是前去救援,跟领导请了假,回家换了身衣服就往现场赶。

下午2点多,现场救援的声呐和机器人正在定位,姐姐又打来电话,他忙得没顾上接,等回过去,才知道,警方调出老年卡使用记录,父亲就在那趟出事的22路车上。“那之前我就判断老爸不测了,但还是抱着一线希望。事情的确有一些悲痛,但是没办法。车上有很多人,大家心情都一样。做救援工作,我必须控制自己的情绪,还是要把救援做好。”事后他对媒体说起那时的心情。

下午5点,他被警方叫去收集DNA信息。到了10月30日,7具遇难者遗体被捞出后,他再次接到电话,询问父亲的体貌特征和所穿衣物,他说出了那块黑色的机械表。

10月31日下午,他再次接到通知:父亲的遗体找到了。

父亲曾支持他加入救援队

“父亲对我的影响很大。”周小波说。

这种影响可能最直接的体现是职业上的。父亲退休前,在村小任教,在当地受人尊敬。据媒体报道,有临近村子的孩子带饭菜来求学,中午父亲会把学生们领回家,帮他们把冷掉的饭菜加热。

1998年,从部队退伍后的周小波,也随父亲成为了一名教师,2005年,他调入汶罗小学任体育老师。

品行上的影响或许是潜移默化的。“他最怕我染上不良的习惯,不让我打牌和抽烟。”父亲当教师时,虽然每月只领几元钱的工资,但并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常常包揽学校的绿化工作,做完也不收一分钱。2015年,周小波投身公益,加入蓝天救援队,这一决定也得到了父亲的支持,“他会替我照顾家里的一切”。

而这份支持的背后,其实也隐藏着对儿子安全的担忧。

救援工作常常需要很强的心理素质,周小波记得,有次晚上去水塘打捞一个溺水的老人,几个参与的女队员回来之后害怕得睡不着觉。

真正惊险的一次是九寨沟地震的那次跨省救援,那次周小波和其他一些队友为了尽早进入熊猫海搜救,头天晚上待在一处没有信号的地方。手机打不通,跟外界失去联系,父母反复拨着儿子的号码,到了第二天才接通。周小波后来还跟妻子开玩笑说,爸爸妈妈那么担心,怎么你就不怕。

“当我们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在释放对这个世界的善意。同时,我们也在感受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善意。”周小波结束了此次万州坠桥公交的救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是说。

他对这份工作充满了热情,如今,给予这份热情以支持的父亲,将长眠于这座江城。

事故发生后的第四天,长江二桥的交通管制还未解除。相比新闻,出行的不便对于普通的万州市民来说是更实际的问题。早晚高峰时段,在江北和江南岸的码头,人们排着长队等待着轮渡。也有不少人选择绕到南边的万县长江大桥过江,这里遭遇了比平时更严重的拥堵。当地司机告诉北青报记者,等未来三桥开通后,交通的压力或许能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北青报记者沿着南岸堤坝行走,看到江面上漂浮着铁桶、泡沫塑料、木板等各类杂物。有人在近水的地方洗衣服,也有中年人带着小孙女来这里玩水。南滨大道上,有工人正在为即将到来的旅游节搭建场地,占用的路段车辆只能绕行。

而在江北岸,周小波父亲曾经散步的音乐广场,前来围观的群众已经在逐渐散去。

责任编辑:董佳兴(QN0008)  作者:张帆 熊颖琦 张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