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北京团代表3月10日热议“两高”报告，于志刚、徐滔、高子程和厉莉等代表分别就各自关心的互联网法院、基层优秀法官、“两院”引进律师人才和虚假诉讼等司法领域话题提出了建议。
于志刚代表
建议北京尽快成立互联网法院
“首先我想向全国法院全体干警和检察院全体干警表示深深的敬意。我长期从事法学教育和研究，法大的学生大多都在公检法司工作，对于法院干警、检察干警这些年的无私付出和奉献我感同身受，深表敬意”，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于志刚昨天下午在小组审议时表示：“今年‘两高’报告中体现出了更多的‘体感正义’，报告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立场，报告中所提出的既要有法律尺度也要有司法温度的提法，不仅让人民能够感受到体感的公平与正义，更是整个法院、检察院系统今后的努力和奋斗目标。同时，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让老百姓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重要指示的具体贯彻落实。”
于志刚认为，今后应当切实提高一审案件的起诉和审判质量，像狼牙山五壮士案件一样，一审就彰显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和社会价值。
另外，在如何面对因信息化时代导致的诉讼数量剧增的问题时，于志刚表示，要防止无法进入诉讼的“诉讼黑数”的出现，以网络小额贷为例，一个网络小额贷公司可能一年的放贷量是200亿左右，以一笔贷款平均两千块钱左右的贷款笔数、呆坏账率25%左右计算，同时出现的民事案件数量可以达到250万起左右，这是任何一个省的三级法院都不敢接、无法承受的案件数量。此类新型案件性质非常清楚，但是案件数字是天量的，没有法院能够有足够的能力管辖。
对此，于志刚建议，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和互联网发展的中心城市，应当尽快成立互联网法院。“互联网法院本身不是远程审判，传统的远程视频审判是90年代就出现的事情。互联网法院的成立和发挥效应，首先是指境内的跨行政区域的司法管辖，其次是跨越国（边）境的司法管辖，是全网空间的司法管辖，是敢于和善于维护中国国家和公民的海外利益，解决涉及中国国家和公民的涉网跨境国际商事和普通民事纠纷；恰当的时候，也探索推动全网空间的刑事管辖。同时，配合和服务于‘一带一路’的国家政策，逐步探索在全网空间的司法管辖，成为涉网国际商事纠纷的解决中心之一”，于志刚强调，北京应该成立互联网法院，但是定位一定要精准，并不是仅仅便利老百姓网上立案、远程视频审判、网上送达、节省路费和时间成本等，这是互联网法院的优势之一，但它只是传统法院的智慧化，不是互联网法院与传统法院的本质区别。互联网法院的真正功能，是在司法管辖权上的创新和探索，是国内跨行政区域的司法管辖和跨越国（边）境的司法管辖，是全网空间的司法管辖，重在探索信息化时代全新的司法管辖权模式和规则。
徐滔代表
为用心用情的北京法官点赞
“一位是房山法院城关法庭的法官韩朝利，另一位是东城法院执行二庭的法官王相杰。”在昨天北京团小组审议“两高”报告时，全国人大代表、北京电视台副总编辑徐滔为首都法院的两名法官点赞，“在这样的法官面前，正义从来不会缺席，老百姓胜败皆服，我认为北京司法队伍是最出色的。”
徐滔说，从1999年创办北京电视台的《法治进行时》到2010年，自己在政法工作报道的一线工作了11年。“因为工作的关系，我认识两位法官，他们是首都整个司法队伍的缩影，一位是房山法院城关法庭的法官韩朝利，另一位是东城法院执行二庭的法官王相杰。”
徐滔说，韩朝利到今年已经做法官30多年，其中有20多年在深山里，每次开庭都会骑着自行车，“有一年，在一个深山的村子里，两名村民因为一块青石板打起了官司，他先后六次去找村里老人了解情况，第七次他决定在村子里开庭调解。”
“开庭的时候，韩朝利抱着沉甸甸的国徽进村，在国徽下面开庭。他在现场掰开了揉碎了跟老百姓说：青石板重要，但是邻里的亲情更重要。”徐滔动情地说道，“在跟踪采访中，我们才知道这块青石板只有3块钱，但就是韩朝利这次开庭，让老百姓认识到法官是讲理的法官。”
徐滔谈到的另一名法官是东城法院执行二庭的法官王相杰。
“执行法官太难了，钱难找、事难查。2017年王相杰手里的执行案件1600件，到年底的时候结案1300件，平均一个案件用时只有20天。”为什么王相杰能做到？徐滔说，跟踪采访发现了他的三个窍门，“第一用心，第二用情，第三用智慧。给我们印象最深、最震撼的恰恰是他的用心、用情。”
徐滔说，王相杰保证做到每个电话都接，态度无比真诚，“在这样的法官面前，正义从来不会缺席，老百姓确实做到了胜败皆服，我认为北京司法队伍是最出色的。”
高子程代表
建议吸引德才兼备的律师进“两院”
在昨天北京团小组审议“两高”报告时，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律师协会会长高子程建议法院、检察院出台更具有吸引力的措施，使德才兼备的资深律师进入法官和检察官队伍。
作为法律共同体的成员，高子程的第一条建议既和律师有关，又和法院、检察院有关。“‘两院’都很注重通过培训来提升各自的司法能力，我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渠道，但是我建议‘两院’要出台更具有吸引力的措施，使德才兼备的资深律师进入法官、检察官队伍，实现国家的司法改革目标。”
高子程说，“两院”要充分运用律师资源，通过人才引进，营造崇德尚法的文化氛围、提供良好的职业保障，可以稳定队伍，坚定自信，快速提升“两院”的司法能力，提高司法公信力，更好更快地满足公正司法、文明司法的需要，服务依法治国的战略。
高子程的第二个建议涉及“责任清单”，他建议“两院”出台具体的措施，扎实推进监督机制，使之进入责任清单，使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措施，在各个环节、各个层级得以落实。
高子程说，这样才能真正体现这项改革措施的立法初心，从而实现总书记的指示要求，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体会到公平公正，从而带动法律职业共同体共同促进法治中国建设。
厉莉代表
建议严厉打击惩治虚假诉讼
“五年来法、检两院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以人民为中心，切实回应群众关切，各级人民法院、检察院以法律特有的理性、冷静、智慧诠释着公平的力量，正义的价值和人性的温暖”，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厉莉昨天在参加北京团小组审议“两高”报告时动情地说，“我真心为我们法检两院的工作报告点赞，每位干警真的都是凭借对法治的信仰、对人民的情怀在认真努力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
关于“两高”报告，厉莉也提出了两点自己的建议。其中，在打击和惩治虚假诉讼方面，厉莉建议最高检的报告中将打击虚假诉讼取得的成绩，从“强化民事行政诉讼监督”部分调整到“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部分，以期打击虚假诉讼的工作能够立足于确保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全面贯彻、捍卫宪法和法律权威、保护公民财产权、维护司法秩序的高度开展。“感谢我们检察院的报告中有勇气将目前虚假诉讼的严重性和现状呈现出来，因为这个虚假诉讼的现象确实客观上存在规模性造假的情况，而且状况比较严重”，厉莉表示，在虚假诉讼问题上，建议各级人民检察院能够转变工作思路，明确问题本质，抓住主要矛盾，重视源头打击，“将工作切入点和重心从民行监督转移到打击惩治犯罪，注重虚假诉讼的审查起诉标准、量刑建议等制度建设。坚决割下这颗反法治的毒瘤”，厉莉说，同时也建议最高人民法院能够重视目前基层司法实践中虚假诉讼的严重性和规模性，出台相关举措，严厉打击惩治虚假诉讼。同时也要防止虚假诉讼伤害基层法官奉献司法事业的热情和赤诚。
另外，厉莉建议最高人民法院重视司法协作机构的工作绩效、作风对司法公信力的影响，“我们在司法实践当中就发现由于鉴定机构受的监管比较少，在鉴定当中会存在拖延、责任感不强等问题”，厉莉说，“比如民诉法中规定的邮寄送达制度，全国法院都是统一委托邮政部门来做。近些年来，工作人员责任心缺失，慢投、错投、不投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影响了司法裁判的公正和效率，损害人民法院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建议探索在这项工作上，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通过竞争提升效率和质量，通过竞争提升送达的效率和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