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龙-法晚联合报道（记者 粟裕）3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分别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作工作报告。两份报告回顾了过去5年最高法和最高检的工作，不仅用大量数据亮出绩单，还介绍了司法体制改革进展，并引用了大量典型案例。
《法制晚报》记者梳理2018年省级地方两会法院和检察院的工作报告发现，过去五年，全国25省（直辖市、自治区）高院和22省（直辖市、自治区）检察院均认真落实中央“打虎拍蝇”决策部署，审结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案件比往年大幅增加，有些省份某些类型犯罪的上升率甚至翻倍。各地通过查办大要案、 重拳整治“微腐败”、创新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机制等举措，让反腐成效显著，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打虎
十八大后至少有90名高官获刑
全国各省级检察机关突出查办重点人群中的大要案件，坚决查办政治问题和腐败问题交织、十八大以来仍不收敛不收手、问题严重、群众反映强烈、现在重要岗位而且有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领导干部职务犯罪案件，审理职务犯罪大案要案比往年显著提高。
记者梳理十八大以来落马的省部级及以上高官，发现至少已有90人获刑。他们分别在全国62家法院受审。审理老虎人数较多的法院如天津一中院，共有“6虎”在此领刑，这“6虎”分别为盖如垠、潘逸阳、徐建一、令计划、冀文林、周永康。宁波中院也有4老虎在此领刑。
其他省份如湖北办理贪污贿赂300万元以上案件250件，重特大渎职侵权案件1741件；查办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165人。福建省共立案侦查处级以上干部386人，其中厅局级以上干部48人，查办涉案金额百万元以上案件478件。根据最高检指定管辖，福建检察院还负责侦查、起诉周本顺、李嘉、艾宝俊等原省部级以上干部10人。
拍蝇
重拳整治“小官大贪”严惩不贷
“苍蝇”虽小，危害不小，“蝇贪”成群，其害如“虎”。记者梳理发现，2017年1月至12月，全国两院系统共查处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12.21万个，处理15.91万人。此外，自十八大以来的5年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还处分了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27.8万人。这些“苍蝇”虽然职位不高，违纪金额不多，但危害却不能小觑。
全国各省检察机关立查发生在群众身边、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蝇贪”。各省深入开展集中惩治和加强预防扶贫领域、涉农领域职务犯罪等专项工作，查办挤占挪用、虚报冒领、截留私分涉农扶贫资金、受贿等犯罪。
如上海市检察院报告中提到，在征地动迁、社会保障、新农村建设等领域，立案侦查567件714人。高度重视群众举报，依法查处奉贤区残联某科长贪污残疾人体检费、崇明区某村主任贪污帮困资金、徐汇区某助老服务社7人贪污助老补贴款等一批“微腐败”案件。江苏省聚焦扶贫领域开展专项行动，查办贪污贿赂犯罪17人。检察机关起诉了徐州市铜山区大曹庄村党支部原书记焦苏成贪污挪用特定款物90万元、连云港市赣榆区黑林镇镇东村党支部原书记朱义高侵吞扶贫资金26万元等一批群众身边的“蝇贪”案件。
猎狐
密织天网“百名红通人员”过半归案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不管腐败分子逃到哪里，都要缉拿归案、绳之以法”，再次向全世界表明了我们凡逃必追、一追到底的鲜明立场和坚定信心。
2017年12月6日，随着潜逃加拿大4年的“百名红通人员”第28号李文革回国投案，“百名红通人员”到案人数增至历史性的51人，实现过半，标志着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取得重要阶段性胜利。
其中，安徽检察院织密“猎狐”天网，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209人。云南深化“猎狐”行动，抓获、劝返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163人，其中“百名红通人员”2人。湖北深化国际国内追逃追赃，抓获、劝返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220人，郭廖武、蒋谦、王诚建等“百名红通人员”相继归案。广东开展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共从境外追回外逃人员47人，其中“百名红通人员”4人，是全国检察机关追回“百名红通”最多的省。
未来
职务犯罪重在预防大力传播廉政文化
职务犯罪专项预防工作是检察机关在一定时间、集中力量，围绕党委政府关心、人民群众关注、对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重要影响的热点问题开展预防的有效方式。近年来，许多省（直辖市、自治区）检察机关加大对涉及民生领域犯罪的惩治和预防、加快实施脱贫攻坚工程等重大决策部署，预防效果成功显著。
广东省深入开展个案预防、系统预防和专项预防，对港珠澳大桥等3911个建设项目开展同步预防。普遍开展惩治预防职务犯罪年度报告和专项报告工作，提出防治建议3765件。
云南省检察院认真贯彻《云南省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条例》，发出预防检察建议3713件，推动相关单位建章立制1874件，有关单位根据行贿犯罪记录对856个单位或个人作出取消投标资格等处理。深化对沪昆客专、龙瑞高速等156个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专项预防等。
西藏自治区检察院在报告中称，对80个投资总额达1600多亿元的重大项目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进行挂牌督办。结合办案，开展预防调查115次，制发检察建议352件，扎紧不能腐的制度“笼子”等。
声音
时延安：解决反腐难题需创新和挖潜
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时延安教授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反腐事业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反腐制度和机制建设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如何巩固这一阶段的反腐成果，关键还是体现在制度和机制的建设和完善上。而解决今后反腐的难题，也要在制度上创新、在机制上挖潜。
例如，腐败犯罪的关联犯罪是洗钱。从目前追逃追赃的情况看，追逃问题已经得到较好的解决，但追赃问题的解决路径还处于摸索阶段。可以说，不解决洗钱问题，就难以解决追赃问题，所以反洗钱制度和机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要解决诸如洗钱这样的难题，关键还是要在真正形成不同职能部门之间的合作机制，同时要充分发挥相关行业组织的积极性。像互联网企业在这方面就具有一定的优势，应该考虑如何发挥这类企业的作用，积极发现各种违法犯罪线索。
过去的经验表明，要形成反腐败的“压倒性胜利”，关键要有强有力的制度和合理高效的机制。从这个角度看，完善反腐制度和机制也应不断推进，从现实需要看，我国反腐制度建设仍任重而道远，尤其是涉及基层组织的反腐制度及其机制建设，还存在一定的短板。
我们习惯把法院和检察院称为“司法机关”，“司法”活动本身就意味着透明、公正，而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也通过透明、公正的司法活动，对各种违法行为进行法律判断，并代表国家解决纠纷、实施制裁，这种权力神圣而重大，因而必须要解决自身的廉洁问题，这也需要不断完善相关的廉洁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