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何秉松
性别：男
终年：87岁
去世时间：2月11日
去世原因：病逝
生前成就：中国特色的刑法理论新体系的创立者和奠基者
照片上的何秉松，清瘦、斯文，戴着一副半黑框眼镜，表情淡淡的。
从一个个学生口里，能勾勒出这位法学教授的大致形象：有些严肃，谈论起学术问题时是一位纯粹的学者，看不见一点“虚假和偷懒”；爱锻炼，酷爱游泳，几十年来从未间断。
何秉松的家位于海淀区明光北里，70余平米的老房子里摆满近十个书架、上千本书。学术上，何秉松是新中国第一个倡导并系统论证必须在刑法上确立三大基本原则——罪刑法定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中国刑法学者；作为一位法学学者，何秉松曾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案件中担任辩护律师；几十年的从教育人生涯，何秉松先后培养出了80余名法学博士、百余名法学硕士，本科毕业生不可胜数。
学术研究高屋建瓴，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不过他依然有一些遗憾：无法继续指导自己带的几位博士，也无法看到自己今年要出版的三本著作，以及上个世纪60年代，那个特殊年代里被迫和家人决裂的遗憾。
“父亲在学术界十分受尊敬，但我觉得，他一生也有一些遗憾。”何秉松的儿子何伊林回忆起父亲的一生，有些感叹，“有些遗憾，或许再也没办法弥补了。”
“穿老头衫的大教授”
1932生，何秉松生于广西桂平，但随家庭前往广东生活，在珠江边长大。他曾对儿子回忆，小时候，夏天常和小伙伴们去江里游泳，一个猛子扎下去，嬉笑打闹，比赛憋气。
何秉松出生在一个大家庭里。小时候，他的身体不好，父母便取“秉松”之名，寄寓其以后能如青松一样挺拔康健。
自小聪慧的何秉松，数理化成绩出色。但囿于自小体弱多病，高中毕业后，何秉松无奈选择了当时认为相对比较简单的法学专业。1949年，何秉松成为北大法学专业的一名学生；1952年，刚毕业的何秉松就进入了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的前身）任教，从此开始了大半生的法学教育和研究之路。
何秉松外表有些严肃，何秉松的学生、现北京联合大学副教授邵彦铭曾开玩笑说，“老师戴上墨镜之后，有点黑社会老大的气势。”但说起和老师的第一次正式见面，颇有些趣味。
早在本科时，邵彦铭就从教科书上得知了何秉松的大名。成为何秉松的研究生后，邵彦铭一直期待着和老师见面。“老师那么知名，我们都以为他穿着一定很讲究，风度翩翩，是大学问家。”
没想到，第一堂课上，何秉松推门而入，邵彦铭愣了。“这不就是学校里常遇到的那个老头嘛！”邵彦铭暗想。原来，数天前，邵彦铭曾在校园和何秉松擦肩而过，丝毫未能认出——这个穿一件老头衫、骑个破旧自行车的老人，就是著名的何秉松教授。
“跟钱过不去”
用学生的话来说，何秉松十分质朴，有着知识分子特有的单纯。一个小插曲是，有一年，学术会议经费有一笔节余，何秉松希望能拿这笔钱改善下办公环境。一天，何秉松带着银行卡，一个人到了家附近的家具城，家具大都价格不菲，顾客来来往往，当场购买的并不多。
何秉松甚少逛商场，他不懂得商品上的价签还有“商量”的余地。看中书桌，买；看中沙发，买……家具城的老板惊喜于“来了个大方的老爷子”，半天下来，五万多刷出去了。学生们得知老师的举动，赶忙去家具城退货，“差点和老板打上官司。”
“不是老师奢侈，是他根本没有金钱的概念。”回想起来，学生觉得好笑又有些心酸：“他不知道市场上的价格，他就觉得，花钱改善办公环境，是个好事。”
儿子何伊林也开玩笑地形容父亲“不仅没有金钱概念，还跟钱过不去”。上世纪80年代左右，作为知名大学教授的父亲拒绝了无数赚钱的邀请。“那时候老有人请他去做讲座，一个小时就有200多块，还包往返的所有费用，他不去。”何伊林理解为，父亲不喜欢商业性的人际交往。他只喜欢单纯的学术环境。
没有金钱概念的何秉松，在生活方面也一直“不求上进”。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政法大学为老师们分配了校园宿舍。在海淀区明光北里的宿舍楼里，一家人一住就是30余年。红墙老房，五层楼，没有电梯，上门拜访的学生都惊叹于“知名教授还住在这样的蜗居陋室里”。
其实，何秉松并不是没机会改善住宅环境。数年前，学校曾经提出，补交数十万费用便能调换到更好的、带电梯的家属楼居住。何秉松没申请，理由是“没钱”。
钱去哪了？“嗨，都花了。”何秉松买书从来不手软，70多平方米的房子，一大半都被书塞满，近十个书架，足有上千本书；为学术会议赞助也不手软，学生邵彦铭回忆，这些年，老师从自己的工资、稿费里陆陆续续取出100余万来赞助“全球化时代犯罪与刑法国际论坛”。
这是一个由何秉松发起的论坛。邵彦铭介绍，何秉松发动并组织了中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俄罗斯、西班牙等多个国家的著名学者共同召开该论坛。在国际刑法学界，这个论坛受到颇多好评。
2010年，为表彰何秉松在刑法理论传播方面的贡献，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授予他“法国骑士军团荣誉勋章”，成为中国法学界获此荣誉的第一人。
父与子的遗憾
离去来得非常突然。
在外人眼中，老教授身体非常好。相熟的学生回忆，虽然已过杖朝之年，何秉松还每天坚持去游泳馆游2000米。
没人能想到，一次简单的身体不适要了何秉松的命。大年初四晚，由于肺部感染，何秉松被紧急送往医院；随后，吸氧不足又并发其他器官衰竭，与病魔抗争了四天后，生命的最后一丝光亮熄灭了。
何秉松病重当日，儿子何伊林立即从工作的成都赶回北京，陪父亲走完了最后一程。看着呼吸机下虚弱的父亲，何伊林想起一些遗憾。
一个是父亲的遗憾。
何秉松的家庭似乎有学霸基因。何伊林回忆，除了父亲，自己的几个伯伯都分别考取了清华、中山、上海交通大学等名牌大学。其中，何伊林喊“大伯”的、父亲的一位哥哥，清华毕业后，成为了一名工程师。
“文化大革命”开始。何伊林的大伯被判为反革命，逃往香港。留在北京的何秉松受到此事牵连。他被要求写一封“决裂信”，和自己的哥哥划清界限。
何伊林从没见过这封信，父亲也闭口不提，他只知道多年来，两家人关系极淡，少有见面。几年前，何伊林去美国拜访大伯才得知“决裂信事件”。
但何伊林觉得，父亲是为这件事内疚的。他想起父亲为“四人帮”做辩护律师时，主动提出了人权的观点。“他那时候就认为，即便是犯人，即便是国家认为有罪的人，也要尊重他的基本人权。”
在那个时代，能提出人权概念，在学界十分超前。何伊林猜测，是因为父亲有着亲身经历。“在特殊年代，他经历过割裂家庭亲情的事情，这也许是他的一种反思。”
还有一个是自己的遗憾。
上世纪80年代，何伊林从重庆回到北京读书。由于两地分数制不一样，何伊林没法进入北京的任何一所中学。
在这之前，由于生活在异地，性格又都比较内向，父子俩交流极少，显得并不亲密。但孩子读不了书，父亲急了。
一个纯粹、学术底线极高的人，人生中有了这一次破例。
“那是他唯一一次为我去求人。”儿子语气平静，“他去求了一个中学校长。”何伊林顺利进了中学，但何秉松从此闭口不谈这件事。
何伊林理解父亲的纯粹性情。“他一生没做过这样的事，他觉得不光彩。如果能再和父亲聊聊，我想和他聊聊这件事，想告诉他我理解他……还有我的感恩吧。”
姓名：何秉松
性别：男
终年：87岁
去世时间：2月11日
去世原因：病逝
生前成就：中国特色的刑法理论新体系的创立者和奠基者
照片上的何秉松，清瘦、斯文，戴着一副半黑框眼镜，表情淡淡的。
从一个个学生口里，能勾勒出这位法学教授的大致形象：有些严肃，谈论起学术问题时是一位纯粹的学者，看不见一点“虚假和偷懒”；爱锻炼，酷爱游泳，几十年来从未间断。
何秉松的家位于海淀区明光北里，70余平米的老房子里摆满近十个书架、上千本书。学术上，何秉松是新中国第一个倡导并系统论证必须在刑法上确立三大基本原则——罪刑法定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中国刑法学者；作为一位法学学者，何秉松曾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案件中担任辩护律师；几十年的从教育人生涯，何秉松先后培养出了80余名法学博士、百余名法学硕士，本科毕业生不可胜数。
学术研究高屋建瓴，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不过他依然有一些遗憾：无法继续指导自己带的几位博士，也无法看到自己今年要出版的三本著作，以及上个世纪60年代，那个特殊年代里被迫和家人决裂的遗憾。
“父亲在学术界十分受尊敬，但我觉得，他一生也有一些遗憾。”何秉松的儿子何伊林回忆起父亲的一生，有些感叹，“有些遗憾，或许再也没办法弥补了。”
“穿老头衫的大教授”
1932生，何秉松生于广西桂平，但随家庭前往广东生活，在珠江边长大。他曾对儿子回忆，小时候，夏天常和小伙伴们去江里游泳，一个猛子扎下去，嬉笑打闹，比赛憋气。
何秉松出生在一个大家庭里。小时候，他的身体不好，父母便取“秉松”之名，寄寓其以后能如青松一样挺拔康健。
自小聪慧的何秉松，数理化成绩出色。但囿于自小体弱多病，高中毕业后，何秉松无奈选择了当时认为相对比较简单的法学专业。1949年，何秉松成为北大法学专业的一名学生；1952年，刚毕业的何秉松就进入了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的前身）任教，从此开始了大半生的法学教育和研究之路。
何秉松外表有些严肃，何秉松的学生、现北京联合大学副教授邵彦铭曾开玩笑说，“老师戴上墨镜之后，有点黑社会老大的气势。”但说起和老师的第一次正式见面，颇有些趣味。
早在本科时，邵彦铭就从教科书上得知了何秉松的大名。成为何秉松的研究生后，邵彦铭一直期待着和老师见面。“老师那么知名，我们都以为他穿着一定很讲究，风度翩翩，是大学问家。”
没想到，第一堂课上，何秉松推门而入，邵彦铭愣了。“这不就是学校里常遇到的那个老头嘛！”邵彦铭暗想。原来，数天前，邵彦铭曾在校园和何秉松擦肩而过，丝毫未能认出——这个穿一件老头衫、骑个破旧自行车的老人，就是著名的何秉松教授。
“跟钱过不去”
用学生的话来说，何秉松十分质朴，有着知识分子特有的单纯。一个小插曲是，有一年，学术会议经费有一笔节余，何秉松希望能拿这笔钱改善下办公环境。一天，何秉松带着银行卡，一个人到了家附近的家具城，家具大都价格不菲，顾客来来往往，当场购买的并不多。
何秉松甚少逛商场，他不懂得商品上的价签还有“商量”的余地。看中书桌，买；看中沙发，买……家具城的老板惊喜于“来了个大方的老爷子”，半天下来，五万多刷出去了。学生们得知老师的举动，赶忙去家具城退货，“差点和老板打上官司。”
“不是老师奢侈，是他根本没有金钱的概念。”回想起来，学生觉得好笑又有些心酸：“他不知道市场上的价格，他就觉得，花钱改善办公环境，是个好事。”
儿子何伊林也开玩笑地形容父亲“不仅没有金钱概念，还跟钱过不去”。上世纪80年代左右，作为知名大学教授的父亲拒绝了无数赚钱的邀请。“那时候老有人请他去做讲座，一个小时就有200多块，还包往返的所有费用，他不去。”何伊林理解为，父亲不喜欢商业性的人际交往。他只喜欢单纯的学术环境。
没有金钱概念的何秉松，在生活方面也一直“不求上进”。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政法大学为老师们分配了校园宿舍。在海淀区明光北里的宿舍楼里，一家人一住就是30余年。红墙老房，五层楼，没有电梯，上门拜访的学生都惊叹于“知名教授还住在这样的蜗居陋室里”。
其实，何秉松并不是没机会改善住宅环境。数年前，学校曾经提出，补交数十万费用便能调换到更好的、带电梯的家属楼居住。何秉松没申请，理由是“没钱”。
钱去哪了？“嗨，都花了。”何秉松买书从来不手软，70多平方米的房子，一大半都被书塞满，近十个书架，足有上千本书；为学术会议赞助也不手软，学生邵彦铭回忆，这些年，老师从自己的工资、稿费里陆陆续续取出100余万来赞助“全球化时代犯罪与刑法国际论坛”。
这是一个由何秉松发起的论坛。邵彦铭介绍，何秉松发动并组织了中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俄罗斯、西班牙等多个国家的著名学者共同召开该论坛。在国际刑法学界，这个论坛受到颇多好评。
2010年，为表彰何秉松在刑法理论传播方面的贡献，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授予他“法国骑士军团荣誉勋章”，成为中国法学界获此荣誉的第一人。
父与子的遗憾
离去来得非常突然。
在外人眼中，老教授身体非常好。相熟的学生回忆，虽然已过杖朝之年，何秉松还每天坚持去游泳馆游2000米。
没人能想到，一次简单的身体不适要了何秉松的命。大年初四晚，由于肺部感染，何秉松被紧急送往医院；随后，吸氧不足又并发其他器官衰竭，与病魔抗争了四天后，生命的最后一丝光亮熄灭了。
何秉松病重当日，儿子何伊林立即从工作的成都赶回北京，陪父亲走完了最后一程。看着呼吸机下虚弱的父亲，何伊林想起一些遗憾。
一个是父亲的遗憾。
何秉松的家庭似乎有学霸基因。何伊林回忆，除了父亲，自己的几个伯伯都分别考取了清华、中山、上海交通大学等名牌大学。其中，何伊林喊“大伯”的、父亲的一位哥哥，清华毕业后，成为了一名工程师。
“文化大革命”开始。何伊林的大伯被判为反革命，逃往香港。留在北京的何秉松受到此事牵连。他被要求写一封“决裂信”，和自己的哥哥划清界限。
何伊林从没见过这封信，父亲也闭口不提，他只知道多年来，两家人关系极淡，少有见面。几年前，何伊林去美国拜访大伯才得知“决裂信事件”。
但何伊林觉得，父亲是为这件事内疚的。他想起父亲为“四人帮”做辩护律师时，主动提出了人权的观点。“他那时候就认为，即便是犯人，即便是国家认为有罪的人，也要尊重他的基本人权。”
在那个时代，能提出人权概念，在学界十分超前。何伊林猜测，是因为父亲有着亲身经历。“在特殊年代，他经历过割裂家庭亲情的事情，这也许是他的一种反思。”
还有一个是自己的遗憾。
上世纪80年代，何伊林从重庆回到北京读书。由于两地分数制不一样，何伊林没法进入北京的任何一所中学。
在这之前，由于生活在异地，性格又都比较内向，父子俩交流极少，显得并不亲密。但孩子读不了书，父亲急了。
一个纯粹、学术底线极高的人，人生中有了这一次破例。
“那是他唯一一次为我去求人。”儿子语气平静，“他去求了一个中学校长。”何伊林顺利进了中学，但何秉松从此闭口不谈这件事。
何伊林理解父亲的纯粹性情。“他一生没做过这样的事，他觉得不光彩。如果能再和父亲聊聊，我想和他聊聊这件事，想告诉他我理解他……还有我的感恩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