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一轮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热潮可能很快到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制定涉企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必须听取相关企业和行业协会商会意见，使政府决策更符合实际和民意；同时，决定再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等。
此间分析人士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发出了优化营商环境的“动员令”，给企业派出“定心丸”。预计未来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中国官方将出台更多、更具针对性的举措，以有效改善企业营商环境。
会议指出，各地区、各部门制定实施与企业生产经营密切相关的行政法规、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要把听取企业和行业协会商会意见贯穿全程。在制定前，要主动及时了解企业所急所需所盼，努力使拟制定的法规政策更有针对性。在制定过程中，除依法需要保密的外，要通过各种方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或听取有代表性企业的意见，意见采纳情况要及时公布或反馈。实施过程中，要根据实际设置缓冲期，为企业执行留有必要的准备时间。要加强对法规政策实施的后评估工作，该调整的适时调整，不断提高政府决策质量和水平。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表示，法规规章对企业经营起到“牵一发动全身”的作用。一部法规规章的出台、修订，往往能对企业的经营决策起到决定性影响，甚至可能决定部分企业的前途命运，必须慎之又慎。此次会议要求涉企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在制定和实施的前、中、后整个过程中，都必须听取企业和行业协会的意见，既有利于避免由于政策与市场脱节而带来负面效应，让政策更接地气；也有利于提高政策的公开性、透明度，防止寻租和暗箱操作，对于优化营商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对此，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助理教授任启明亦表赞同。任启明指出，近年来，尽管中国官方在法律“立改废释”公开透明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包括通过意见征求稿、听证会等方式听取包括企业界在内的各方意见。但不可否认的是，很多管理部门的规章制度还是存在“闭门造车”的现象，与企业沟通不够，导致政策出台后，企业或者知之不详，或者理解不到位，违背了政策的良好初衷。
任启明进一步指出，这或许是官方出于降低行政成本的考虑，但这只能降低政策制定阶段的成本，却可能增加政策落实阶段的成本，甚至可能导致“坏政策”的出现，得不偿失，亟待改进。
中国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日前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9年年会上指出，部分政策文件存在一定的问题，例如避开改革难点和实际问题，追求大而全却无具体措施等，必须进一步改进决策机制、改革文件理念，才能巩固改革的预期。
在任启明看来，此次会议的重大意义在于从国务院的高度，就政策对接这一重要商事环节作出积极回应和详细部署，包括事前听取意见、事中设置缓冲期、事后开展评估等，有利于推动各部门、各地方未来在法规政策的出台、修订过程中，保障企业的知情权、参与权，从而帮助企业更好地利用政策开展经营活动。
对此，赵锡军亦持类似意见。赵锡军指出，过去一年来，中国官方出台了大量的措施来优化营商环境，包括企业设立、市场准入等，到今天的政策沟通环节，可以说相关的政策是在逐步深入、不断推进。考虑到在刚刚闭幕的地方两会上，许多地方政府都表态将推动优化营商环境，可以预期2019年将有更多、更有效的政策出台。
中国新一轮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热潮可能很快到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制定涉企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必须听取相关企业和行业协会商会意见，使政府决策更符合实际和民意；同时，决定再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等。
此间分析人士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发出了优化营商环境的“动员令”，给企业派出“定心丸”。预计未来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中国官方将出台更多、更具针对性的举措，以有效改善企业营商环境。
会议指出，各地区、各部门制定实施与企业生产经营密切相关的行政法规、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要把听取企业和行业协会商会意见贯穿全程。在制定前，要主动及时了解企业所急所需所盼，努力使拟制定的法规政策更有针对性。在制定过程中，除依法需要保密的外，要通过各种方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或听取有代表性企业的意见，意见采纳情况要及时公布或反馈。实施过程中，要根据实际设置缓冲期，为企业执行留有必要的准备时间。要加强对法规政策实施的后评估工作，该调整的适时调整，不断提高政府决策质量和水平。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表示，法规规章对企业经营起到“牵一发动全身”的作用。一部法规规章的出台、修订，往往能对企业的经营决策起到决定性影响，甚至可能决定部分企业的前途命运，必须慎之又慎。此次会议要求涉企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在制定和实施的前、中、后整个过程中，都必须听取企业和行业协会的意见，既有利于避免由于政策与市场脱节而带来负面效应，让政策更接地气；也有利于提高政策的公开性、透明度，防止寻租和暗箱操作，对于优化营商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对此，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助理教授任启明亦表赞同。任启明指出，近年来，尽管中国官方在法律“立改废释”公开透明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包括通过意见征求稿、听证会等方式听取包括企业界在内的各方意见。但不可否认的是，很多管理部门的规章制度还是存在“闭门造车”的现象，与企业沟通不够，导致政策出台后，企业或者知之不详，或者理解不到位，违背了政策的良好初衷。
任启明进一步指出，这或许是官方出于降低行政成本的考虑，但这只能降低政策制定阶段的成本，却可能增加政策落实阶段的成本，甚至可能导致“坏政策”的出现，得不偿失，亟待改进。
中国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日前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9年年会上指出，部分政策文件存在一定的问题，例如避开改革难点和实际问题，追求大而全却无具体措施等，必须进一步改进决策机制、改革文件理念，才能巩固改革的预期。
在任启明看来，此次会议的重大意义在于从国务院的高度，就政策对接这一重要商事环节作出积极回应和详细部署，包括事前听取意见、事中设置缓冲期、事后开展评估等，有利于推动各部门、各地方未来在法规政策的出台、修订过程中，保障企业的知情权、参与权，从而帮助企业更好地利用政策开展经营活动。
对此，赵锡军亦持类似意见。赵锡军指出，过去一年来，中国官方出台了大量的措施来优化营商环境，包括企业设立、市场准入等，到今天的政策沟通环节，可以说相关的政策是在逐步深入、不断推进。考虑到在刚刚闭幕的地方两会上，许多地方政府都表态将推动优化营商环境，可以预期2019年将有更多、更有效的政策出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