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五四运动论述集锦

2019-05-04 08:23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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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标题:五四运动论述集锦

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几千人,因山东问题失败,在政府高压的底下,居然列队示威,作正当民意的表示。这是中国学生的创举,是中国教育的创举,也是中国国民的创举……

第一,这次运动,是学生牺牲的精神。从前我们中国的学生,口里法螺破天,笔下天花乱坠,到了实行的时候,一个个缩头缩颈。比起俄国朝鲜的学生来,真是惭愧死人啦!惟有这次一班青年学生、奋空拳、扬白手,和黑暗势力相斗,伤的也有,被捕的也有,因伤而愤死的也有,因卖国贼未尽除而急疯的也有。这样的牺牲精神不磨灭,真是再造中国的元素。第二,这次运动,是社会制裁的精神……第三,这次运动,是民众自决的精神……

——毅(罗家伦)《五四运动的精神》(1919年5月26日《每周评论》)

一般青年学生的爱国血诚,遇着国家的大耻辱,自然爆发,纯然是烂漫的天真,不顾利害地干将去,这种“无所为而为”的表示是真实的,可敬爱的。许多学生都是不愿意牺牲求学的时间的;只因为临时发生的问题太大了,刺激太强烈了,爱国的感情一时迸发,所以什么都顾不得了:功课也不顾了,秩序也不顾了,辛苦也不顾了。

——胡适《爱国运动与求学》(1925年)

“五四”当时气势虽然蓬勃,但不久内部在思想上起了分化作用,外面又遭逢反动残余势力的压迫,这些人们虽然想做,要做,预备做,却一直没有认真干(当然在某一意义上亦已做了一部分),现在被中共同志们艰苦卓绝地给做成了……但我信“五四”的根本精神以至口号标语等原都很正确的,至少在那时候是这样。

——俞平伯《回顾与前瞻》(1949年5月4日《人民日报》)

在五四运动时期,我还根本不知道五四运动是受着十月革命的影响,是受着有共产主义思想的人们象李大钊同志等人的领导。我的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和所受美帝国主义奴化的教育,以及我自己的软弱的本质,都使五四对我的影响,仅仅限于文学方面--以新的文学形式来代替旧的形式这一点。五四过后,我更是“闭关自守”,从简单幼稚的回忆中去找我的创作的源泉,我的脱离群众的生活,使我走了几十年的弯路,作了一个空头的文学家。

——冰心《回忆五四》(1959年《人民文学》第5期)

以启蒙为目标以批判旧传统为特色的新文化运动,在适当条件下遇上批判旧政权的政治运动时,两者便极易一拍即合,彼此支援,而造成浩大的声势。五四运动正是这样。启蒙性的新文化运动开展不久,就碰上了救亡性的反帝政治运动,二者很快合流在一起了。以专注于文化批判始,仍然复归到政治斗争终。启蒙的主题、科学民主的主题又一次与救亡、爱国的主题相碰撞、纠缠、同步。

——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1987年《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就思想而言,五四实在是一个矛盾的时代:表面上它是一个强调科学,推崇理性的时代,而实际上它却是一个热血沸腾、情绪激荡的时代,表面上五四是以西方启蒙运动主知主义为楷模,而骨子里它却带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一方面五四知识分子诅咒宗教,反对偶象;另一方面,他们却极需偶象和信念来满足他们内心的饥渴;一方面,他们主张面对现实,“研究问题”,同时他们又急于找到一种主义,可以给他们一个简单而“一网打尽”的答案,逃避时代问题的复杂性。

——张灏《重访五四:论五四思想的两歧性》(1999年4月30日《开放时代》)

重温那个时代的风气,周有光反思:“‘五四’运动影响相当普遍,小地方都有活动。“五四”的确是个广泛的思想活跃的时期。我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华民族觉醒的一个高潮。‘五四’提出的口号‘民主’、‘科学’完全正确,解放后要抨击‘五四’,这是错误的。仔细研究,‘五四’时的文章没有整个否定传统,对儒学也没有完全否定。有人考证,‘打倒孔家店’不是‘五四’时提出来的,是后来提出的。”

——李怀宇《百岁老人周有光亲历“五四”》(2009年5月4日《时代周报》)

整理:新京报记者杨司奇 徐学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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