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面向现代与未来的“五四”

2019-05-04 08:30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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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标题:面向现代与未来的“五四”

五四运动是一场爱国运动,也是一场现代性的运动。如果将这场运动置于当时的全球背景下,就能清楚地看到,五四处于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潮流之中,例如一战后,中欧的奥匈帝国瓦解,捷克斯洛伐克建立了第一共和国,西亚的奥斯曼帝国崩溃,土耳其建立起亚洲第二个共和国。而纵观中国近代史,自19世纪中叶始,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无一不是古老中华帝国面对欧风美雨的冲击与回应。

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道路

新文化运动肇始于1915年创办的《新青年》杂志,由一批留学欧美和日本的现代知识分子发起,他们批判旧伦理、旧政治、旧文学,首倡西方的科学与民主,这些思想都在五四运动中得到了进一步发扬,因而历史学家往往将五四新文化运动看作一个整体。换言之,五四运动的思想资源是外来的,这表明,五四运动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而是具有世界主义的特点,它所体现的启蒙精神对中国的现代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

根据近年的现代化理论,现代化国家分为两类,即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和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属于自然演进的过程,后发内生型国家则无法自我演进到现代化。中国属于后者,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其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和基本观念都具有超稳定的形式,无法从其内部的演进中现代化,只能借助外来的思想,后来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近年兴起的内亚史研究也表明,中国古代与近代的秩序重心线是相反的,古代是草原-中原关系为主,近代则是海洋-中原关系为主,中国现代工商业的诞生便是源于这一重心线的转移,近代的国际化贸易和外来思想的传入,也只能是发生在这一转移之后。就此而言,五四运动的发生标志着中国从此加入了现代世界秩序,走上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道路。

这就是五四运动产生的历史大背景,它从根本上锁定了中国现代化的走向,形塑了现代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和生活方式。在当时的青年中,反对权威、个性解放、婚姻自由、男女平等,成为最流行的思潮,而五四运动也激发了知识分子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主体意识。在五四运动一周年之际,运动领导者之一胡适便曾指出,五四运动是由青年学生发起的,在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上与传统是一脉相承的。

但五四运动又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知识分子运动,这是因为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从此以后,古老中国就不再是一个封闭的内生型国家,而是加入世界历史进程。虽然其间充满艰难曲折,这个大趋势却没有改变。四十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便是这一现代化道路的承续,今天的中国坚定地支持和维护全球化,将人类命运看成是一个整体,都可以从这一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得到解释。

古今之变带来的价值冲突

当今世界,全球化浪潮在局部发生逆转。表面上看,全球资本流动造成贫富差距,导致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泛起,但从本质上讲,这是列奥·施特劳斯所说的古今之变带来的价值冲突,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和生活方式的体现,现代性本身并不能提供价值的来源,因此,无论是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还是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今天都要面对现代性的危机与回应,思考这样的问题:现代性是否仅仅意味着科学技术,意味着经济效率,以及意味着摒弃一切传统价值?

就中国而言,五四新文化宣扬科学与民主,沿袭了19世纪先辈为寻求富强而接受进化论的思想路径,同时又用一种整体主义的思维方式,将思想文化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途径,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在这方面,五四新文化领导者不及谭嗣同、严复、梁启超等先辈,甚至也不及陈寅恪、钱穆等现代学者,后者维护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但并不反对外来的现代思想。

正如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中所指出:“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是因为,文化与制度是不同的范畴,在古今之变的进程中,制度可以外生,由帝制改变为共和制,而文化却有其强大的内生性,不可能移植。五四新文化因进化论对传统文化全盘否定,无视中国文明在轴心时代就已经奠定的普遍价值标准,结果破坏了维系社会的基本纽带和人际关系,这或许是我们今天提倡传统文化的意义所在。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纪念五四运动,需要上升到一个更高的意义层面。探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就与问题,就是探讨一百年来现代性的成就与问题。对此,我们应当立足于全球化视野,既要思考中西之辨,也要思考古今之变。这是两个不同而又重叠的理路,回应中西之辨,应当从中国看世界;回应古今之变,则应当从世界看中国。在这个思想领域,有着广阔的研究方向和论题。

古今之变不能是一个文化断裂,西方今天面临的社会和思想矛盾,有其现代性发展的内在逻辑,表面上是卡林内斯库所说的社会现代性与美学现代性之间的冲突,表现为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对西方资本社会的同质性批判,实际上是由于以现代性为标志的古今之变,割裂了西方自身的价值根源,造成价值的碎片化、平面化和虚无化。正因如此,今天西方多元文化主义面对文明冲突的失败,不过是由于无根之木导致的价值的失败,而西方现代性内生的价值失落,也是今天中国面临的问题。

寻求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毋庸置疑,中国的现代性既是具有全球化性质的,又是具有中国特点的。事实上,当年五四先驱在批判传统文化时,他们自身的中学底子是很深厚的。例如,胡适主张个人主义,但他在《不朽》一文中回答人生终极问题时,依然是先秦的“三不朽”以及宋儒的思路,将个体小我融入社会大我。但另一方面,作为文化核心的伦理观念是社会长期演化的结果,五四新文化在批判宗法礼教的同时,却笼统地一概否定仁义礼智信等传统的基本价值,甚至否定中国伟大的古典文学,终究失之过激和简单。

既然现代化是一条必由之路,今天提倡发扬传统文化,就是对现代性的一种反思,而不是一种否定。五四新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建立在现代自由平等观念的基础上,对外寻求国家平等,对内寻求社会平等,当下那些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以及恢复三纲礼教、三从四德的言行,都与五四新文化的现代精神格格不入。与前现代的等级社会相比,现代社会已经确立了所有人权利平等的原则。这一现代性观念构成了当今世界的主流,并以世俗政府、民主与法治作为保障这一权利的重要手段。

因此,今天我们面对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首先应当意识到文化不可能移植,现代化作为一个社会的系统工程,必须建立在自身文化的基础上,其次应当意识到传统的限度,它不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我不赞同政治儒学的主张,民主共和已是世界潮流,也是现代中国的国体,再要回到古代的“天下”秩序已不可能。我也不赞同恢复传统就是恢复三从四德,穿汉服,倡女德,行跪拜礼,自由平等已经是普遍的社会共识,再要搞尊尊亲亲那一套只能是开历史的倒车,也必将会贻笑历史。

历史不可能重演,但未来可期。发扬传统应当是寻求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而不是全盘恢复传统,因为这与当年全盘否定传统,属于同样的整体主义思维定式。换言之,传统必须经过创造性转化,才能适应现代社会。正如社科院罗传芳教授所指出:“好的文化传统符合两点:一是符合文明的普遍主义本质,是大家都认同的,而不是个人关起门来自己欣赏的;二是契合现代化的发展方向,满足现代化的内在发展要求。既要回望轴心时代的文明,又要认识到传统社会内在的自我淘洗的批判精神。”

重视传统文化中的普遍性和现代性因素,这是一个非常剀切著明的见解。中国作为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家,在轴心时代就已创造出自身的本原文化,它所蕴含的基本价值实际上具有普世性,在本原上是与各个轴心文明相通的,后来的制度、文化分途并进,与各个文明不同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和自然环境都有关系,对此进行深入探讨,对传统价值进行创造性的阐释,从中开出传统文化的转型之路,或许正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一大任务。

作为一个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如果说中国今天的改革开放仍然在路上,那么也就意味着中国的现代性还没有完成,仍然需要五四新文化的启蒙精神。同时,由于当代中国已加入世界秩序,中国社会面临的既有前现代的问题,也有现代甚至后现代的问题。因此,某种程度上,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就显得要比五四时期复杂得多,问题意识的产生和回应,都需要新一代青年人有着更加开阔的眼光、慎思明辨的能力和精进努力的精神。

这,就是我们今天纪念百年“五四”的意义所在。

□景凯旋(南京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董佳兴(QN0008)  作者:景凯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