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6日，在北京前往东风航天城的飞机上，乘客李健听身边的旅客聊天，得知机舱里有两位参加过“两弹一星”工程的老英雄，立刻带着儿子找到他们要签名。
李健小时候随工作调动的父母来到东风航天城，考上大学在外地工作后，他和家人就离开了航天城。这次，他特意带着放暑假的儿子回到航天城，就是想让儿子亲身感受一下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新貌。当天下午，他和儿子就来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历史展览馆参观。站在“阵地七勇士”的雕像前，了解到他们的事迹后，李健才发现，在飞机上给他们签名的徐虹和佟连捷，正是其中的两位英雄。
即便从小在东风航天城长大，李健对“阵地七勇士”也并不熟知。1966年10月27日，我国在航天城进行了“两弹结合”试验。在距离发射场坪只有160米的地下控制室，高震亚、王世成、颜振清、佟连捷、徐虹、张其彬和刘启泉，立下了“死就死在阵地上，埋就埋在导弹旁”的铮铮誓言，圆满完成指挥操作任务。但直到40年后，“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阵地七勇士”，才渐为人知。
如今，“阵地七勇士”中仅有徐虹、佟连捷和刘启泉健在。这一次，79岁的刘启泉因为要做胆囊手术，遗憾未能随徐虹和佟连捷再回航天城。记者先后前往吉林四平和东风航天城，走访了三位老英雄，聆听他们刻骨铭心的生死经历，以及忠诚铸就的无悔人生。
当年的地下控制室入口（左上）和内部场景（左下）；右图（左起）分别为刘启泉、佟连捷和徐虹。
勇士的序章
1966年10月27日
执行指挥操作任务的七人名单，早在1个多月前就定下了。
第一试验部政委高震亚在七人中年龄最大、职务最高，也是唯一的政工干部。本来他的岗位不在地下控制室，但他主动申请到地下控制室担任阵地临时党支部书记。试验前几天，高震亚找到一位田干事，说要给自己剃光头。田干事碰到徐虹，把这事告诉了他。徐虹马上明白，高震亚是在“剃头明志”，他已经准备好要“上战场”了。
发射二中队中队长颜振清的儿子那时刚出生，他专门跑回家抱了儿子一会儿，还给妻子洗了几件衣服。直到试验解密后，家人才意识到工作忙起来经常不顾家的颜振清当年的反常。
试验前一天，加注技师刘启泉应三位同样来自哈军工的战友相邀，在戈壁滩留影。照片上4个青年开怀大笑，刘启泉笑得最灿烂。退休后，他在一篇博客中为这张旧照配文：“当时为啥拍这张照片，我们心里都很明白，但是谁也不愿说出来。这就是：诀别前无声的赠言。”
1966年10月27日，地下控制室。上午8时45分，全部人员撤离发射现场。当参谋长王世成下达命令后，一连串快速准确的动作从操作员佟连捷手中飞过。
9时整，佟连捷按动发射控制台主级按钮。随即烈焰腾空，导弹拖着一道白色烟雾直冲云霄！9分钟后，核弹头在靶心上空爆炸的好消息传来。发射任务圆满完成。
第二天，美国《华盛顿邮报》评论说：“中国已经是一个核国家，这是西方必须承认的现实。”那时人们不禁想起，就在两年前，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预言：“中国5年内不会有运载工具。”在至少10万人的努力下，这句所谓的预言已经被戈壁的狂风“吹”得一干二净。
英雄的功绩开始广为流传。但英雄面貌的揭开，还要等待40年。
勇士的传承
94岁的老将军向儿子竖起大拇指
2006年8月，当许多带有解密消息的电话奔向徐虹时，他不在郑州的家里，而在江西赣州。
这是徐虹第一次回到这片红色土地。他的父亲徐光华当年就是从这里出发参加革命、走完长征路，直到成为一名开国少将。父亲年纪大了，越来越思念故土，身为长子的徐虹代替父亲回老家探亲。
即使在那个年代，也很少有人能理解，当时已是河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的徐光华，为何坚持要送儿子徐虹去参军。
1961年，17岁的徐虹正读高中，学习成绩很好。他从没想过会成为一名军人，而是认为自己将和很多同学一样成为大学生。可父亲对自己的决定解释不多，只是对儿子说：“现在国际形势紧张，你已经十六七岁了，不小了。”徐光华没和儿子刻意提到，他在1930年加入共青团时就是17岁，由此开始了戎马一生。
徐虹不理解父亲的决定，但这不妨碍他服从父亲的“命令”来到初建的东风基地后，被周围每个人身上的那种精神所感染。“弱水河畔扎营房，天当帐篷地当床。三块石头架口锅，野菜盐巴当干粮。”这首打油诗，描绘了生活的艰苦，也显露出官兵们对于艰苦中又充满希望的那种生活甘之如饴。
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徐虹迅速成长，在新兵时就脱颖而出，被选进基地第一试验部发射大队二中队。二中队是有名的“尖刀连”，徐虹所在的班是“尖刀班”。徐虹记得很清楚，时任代司令员李福泽曾多次表扬：“发射二中队是‘尖刀’，你们班就是‘刀尖’。”
因此，“两弹结合”试验的发射任务赋予了二中队，每个人的脑中只有一件事：“一定要把试验搞成功。”
徐虹和战友圆满完成了任务。1968年，因为身体原因，徐虹带着主要事迹为“空白”的二等功证书回到河南，在郑州灯泡厂当了一名工人。由于保密规定，他的档案中没有留下任何和试验有关的记录。他一直在这家国企工作，直到企业破产，他随之下岗。
2006年，“两弹结合”试验解密后，《大河报》刊登了《河南勇士徐虹，你在哪里？》的报道，记者们纷纷上门采访徐虹。94岁的徐光华老将军在一旁旁听，他没说什么，只是对儿子伸出了大拇指。
勇士的缄默
“我以为这辈子这事就烂到肚子里了”
为了见战友刘启泉一面，75岁的徐虹专程从北京坐卧铺赶往吉林省四平市。
“见一次少一次，以后想见可能就见不着了。”7月2日，在去往四平的火车上，徐虹告诉记者。他十分珍惜每一次和战友相聚的时刻，这次趁着回东风航天城前有几天空余时间，他主动提出去四平看望刚做完手术的刘启泉。
“没想到还能回基地，我以为这辈子这事就烂到肚子里了。”“两弹结合”试验解密后，刘启泉是最后“被找到”的人。
2006年秋，为庆祝“两弹结合”试验成功40周年，佟连捷、徐虹曾一起回到基地。也是在这一年，刘启泉的亲家在电视上看到“阵地七勇士”的报道，提到了刘启泉的名字，特意打电话来询问，被刘启泉以非常确定的口吻否决了，“叫刘启泉的多了，重名了呗。”
刘启泉的家人没有怀疑。他们不仅没听老人说过这段经历，更因为他们相信刘启泉的为人：这是个从不撒谎的老实人。
直到2007年，国防科工委工作人员找上门来。那天，刘启泉不在家，事后爱人高玲芝问他时，他还是不承认：“那不是我，真不是我。”刘启泉私下里想，没看见新闻说解密啊，肯定不能认。老伴无奈给了他佟连捷的电话。电话接通，刘启泉才知道，真的解密了。
这个不爱说话、从不撒谎的老实人，“骗”了身边所有人41年！
刘启泉年迈的老父亲其实也疑惑过，“两弹结合”试验后，家里收到过基地寄来的喜报，刘启泉说是因为自己工作成绩突出。老人一点没往别处想，家里人也没想到刘启泉能和“两弹一星”扯上关系。他们只知道刘启泉上的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但从不清楚他学的是什么专业。
“我只知道我是搞导弹的，但连哈军工到底有几个系、每个系搞啥的都不知道。”刘启泉说。他还记得，刚入学时学校领导就对他们进行了保密教育：“同学之间不能问，不能互相打听。”
很难确定是不是因为受到保密教育的影响，让刘启泉后来一直保持着寡言的性格。哪怕是他转业到四平联合化工厂成为一名工程师，依然保持着“不该说的不说、不该知道的不知道”的习惯。
“即使他当领导后参加厂里的一些会议，别人找他打听会议内容，他从来不说。”在高玲芝眼中，丈夫这点尤为与众不同：“别人都拿这个来联络感情，他从来不干。”
勇士的热爱
择一事，终一生
这是一场特殊的党日活动。
7月9日上午，佟连捷和徐虹又回到了他们战斗过的地方，为官兵上了一堂名为“我们的初心，我们的使命”的党课。
佟连捷现场回忆起“两弹结合”试验前一天的往事。“就在大家坐的这个位置附近，我们二中队进行战前动员，聂帅和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都来到现场。我们内心非常感动，每个人都抱定要成功的决心。”
信心是有的。佟连捷所在的二中队在之前的试验中打了10发弹，发发成功，“所以当时心里很有底。”但另一方面，“自己也不是没有‘万一’的思想准备。”他所有的思虑都汇成了一句话：“既有信心，也有思想准备。结论呢，是在所不惜。”
其实，平日里佟连捷并不像这一刻在众人面前那样豪气满满。如果私下里和佟连捷聊起他的航天事业，聊起他经历过的那些危急时刻，他语气平常得就像在聊戈壁的落日和黄羊。
佟连捷一生都没离开航天事业。从酒泉到西昌，从操作手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总工程师，他见多了失败，也习惯了失败。“搞科学试验，本身就会有成功，也会有失败。入了这个门，成败的观念一定得放下。”
1992年3月22日发射“澳星－B1”失利，让中国航天工业质量形势十分严峻。佟连捷和同事用18天进行了上百次故障复线模拟试验和科学分析，查明故障原因，为研制第二次发射火箭提供依据。1992年8月14日7时整，“长征二号E”运载火箭把“澳星－B1”准确送入预定轨道，标志着中国运载火箭技术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两弹结合”试验解密后，佟连捷也受到儿子的“质问”：“你知道要去搞试验，生死都不一定，为什么要和我妈结婚？”
“我当时也不知道。”佟连捷“委屈”地回答。1966年5月他休假回家结婚，休假未完就被电报紧急召回。佟连捷当时确实不知道，这是一个可能没有归程的离别。
而当他知道后，依然奋不顾身。这次前行的旅程，一生都没有停止。
后 记
“两弹结合”试验解密后，许多隐姓埋名直到去世的老兵，骨灰被迁回了东风革命烈士陵园——这片他们用生命热爱的地方。2016年4月24日是首个“中国航天日”，徐虹、佟连捷、刘启泉三人专程回到东风革命烈士陵园，参加王世成、颜振清的骨灰安放仪式，以这种特殊的方式，与此前安葬于此的高震亚、张其彬，完成了“阵地七勇士”50年后的“聚首”。
除了“阵地七勇士”中逝去的四位，还有更多的人没有等到解密那一天：发射二中队三班班长田现坤，当年在近零下20摄氏度的气温条件下，脱掉防护服，钻进核弹头与导弹的夹缝中调试引爆装置；操作手魏天修，当年骑在核弹头上进行核弹头与弹体的对接固定——因零距离接触核弹头，受核辐射剂量大，二人分别于1992年和1989年去世。即使在患重病就医时，当医生询问这些老兵是否接触过核辐射，得到的都是否定的回答。
“两弹结合”试验的勇士，绝不仅仅是徐虹、佟连捷、刘启泉他们七人。那些为了让所有中国人能挺直腰杆而义无反顾忠诚奉献的人们，那些为了中国航天事业勠力同心、接续奋斗的人们，都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添上了属于自己的注脚。
本文刊于8月10日解放军报“老兵天地”专版
7月6日，在北京前往东风航天城的飞机上，乘客李健听身边的旅客聊天，得知机舱里有两位参加过“两弹一星”工程的老英雄，立刻带着儿子找到他们要签名。
李健小时候随工作调动的父母来到东风航天城，考上大学在外地工作后，他和家人就离开了航天城。这次，他特意带着放暑假的儿子回到航天城，就是想让儿子亲身感受一下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新貌。当天下午，他和儿子就来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历史展览馆参观。站在“阵地七勇士”的雕像前，了解到他们的事迹后，李健才发现，在飞机上给他们签名的徐虹和佟连捷，正是其中的两位英雄。
即便从小在东风航天城长大，李健对“阵地七勇士”也并不熟知。1966年10月27日，我国在航天城进行了“两弹结合”试验。在距离发射场坪只有160米的地下控制室，高震亚、王世成、颜振清、佟连捷、徐虹、张其彬和刘启泉，立下了“死就死在阵地上，埋就埋在导弹旁”的铮铮誓言，圆满完成指挥操作任务。但直到40年后，“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阵地七勇士”，才渐为人知。
如今，“阵地七勇士”中仅有徐虹、佟连捷和刘启泉健在。这一次，79岁的刘启泉因为要做胆囊手术，遗憾未能随徐虹和佟连捷再回航天城。记者先后前往吉林四平和东风航天城，走访了三位老英雄，聆听他们刻骨铭心的生死经历，以及忠诚铸就的无悔人生。
当年的地下控制室入口（左上）和内部场景（左下）；右图（左起）分别为刘启泉、佟连捷和徐虹。
勇士的序章
1966年10月27日
执行指挥操作任务的七人名单，早在1个多月前就定下了。
第一试验部政委高震亚在七人中年龄最大、职务最高，也是唯一的政工干部。本来他的岗位不在地下控制室，但他主动申请到地下控制室担任阵地临时党支部书记。试验前几天，高震亚找到一位田干事，说要给自己剃光头。田干事碰到徐虹，把这事告诉了他。徐虹马上明白，高震亚是在“剃头明志”，他已经准备好要“上战场”了。
发射二中队中队长颜振清的儿子那时刚出生，他专门跑回家抱了儿子一会儿，还给妻子洗了几件衣服。直到试验解密后，家人才意识到工作忙起来经常不顾家的颜振清当年的反常。
试验前一天，加注技师刘启泉应三位同样来自哈军工的战友相邀，在戈壁滩留影。照片上4个青年开怀大笑，刘启泉笑得最灿烂。退休后，他在一篇博客中为这张旧照配文：“当时为啥拍这张照片，我们心里都很明白，但是谁也不愿说出来。这就是：诀别前无声的赠言。”
1966年10月27日，地下控制室。上午8时45分，全部人员撤离发射现场。当参谋长王世成下达命令后，一连串快速准确的动作从操作员佟连捷手中飞过。
9时整，佟连捷按动发射控制台主级按钮。随即烈焰腾空，导弹拖着一道白色烟雾直冲云霄！9分钟后，核弹头在靶心上空爆炸的好消息传来。发射任务圆满完成。
第二天，美国《华盛顿邮报》评论说：“中国已经是一个核国家，这是西方必须承认的现实。”那时人们不禁想起，就在两年前，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预言：“中国5年内不会有运载工具。”在至少10万人的努力下，这句所谓的预言已经被戈壁的狂风“吹”得一干二净。
英雄的功绩开始广为流传。但英雄面貌的揭开，还要等待40年。
勇士的传承
94岁的老将军向儿子竖起大拇指
2006年8月，当许多带有解密消息的电话奔向徐虹时，他不在郑州的家里，而在江西赣州。
这是徐虹第一次回到这片红色土地。他的父亲徐光华当年就是从这里出发参加革命、走完长征路，直到成为一名开国少将。父亲年纪大了，越来越思念故土，身为长子的徐虹代替父亲回老家探亲。
即使在那个年代，也很少有人能理解，当时已是河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的徐光华，为何坚持要送儿子徐虹去参军。
1961年，17岁的徐虹正读高中，学习成绩很好。他从没想过会成为一名军人，而是认为自己将和很多同学一样成为大学生。可父亲对自己的决定解释不多，只是对儿子说：“现在国际形势紧张，你已经十六七岁了，不小了。”徐光华没和儿子刻意提到，他在1930年加入共青团时就是17岁，由此开始了戎马一生。
徐虹不理解父亲的决定，但这不妨碍他服从父亲的“命令”来到初建的东风基地后，被周围每个人身上的那种精神所感染。“弱水河畔扎营房，天当帐篷地当床。三块石头架口锅，野菜盐巴当干粮。”这首打油诗，描绘了生活的艰苦，也显露出官兵们对于艰苦中又充满希望的那种生活甘之如饴。
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徐虹迅速成长，在新兵时就脱颖而出，被选进基地第一试验部发射大队二中队。二中队是有名的“尖刀连”，徐虹所在的班是“尖刀班”。徐虹记得很清楚，时任代司令员李福泽曾多次表扬：“发射二中队是‘尖刀’，你们班就是‘刀尖’。”
因此，“两弹结合”试验的发射任务赋予了二中队，每个人的脑中只有一件事：“一定要把试验搞成功。”
徐虹和战友圆满完成了任务。1968年，因为身体原因，徐虹带着主要事迹为“空白”的二等功证书回到河南，在郑州灯泡厂当了一名工人。由于保密规定，他的档案中没有留下任何和试验有关的记录。他一直在这家国企工作，直到企业破产，他随之下岗。
2006年，“两弹结合”试验解密后，《大河报》刊登了《河南勇士徐虹，你在哪里？》的报道，记者们纷纷上门采访徐虹。94岁的徐光华老将军在一旁旁听，他没说什么，只是对儿子伸出了大拇指。
勇士的缄默
“我以为这辈子这事就烂到肚子里了”
为了见战友刘启泉一面，75岁的徐虹专程从北京坐卧铺赶往吉林省四平市。
“见一次少一次，以后想见可能就见不着了。”7月2日，在去往四平的火车上，徐虹告诉记者。他十分珍惜每一次和战友相聚的时刻，这次趁着回东风航天城前有几天空余时间，他主动提出去四平看望刚做完手术的刘启泉。
“没想到还能回基地，我以为这辈子这事就烂到肚子里了。”“两弹结合”试验解密后，刘启泉是最后“被找到”的人。
2006年秋，为庆祝“两弹结合”试验成功40周年，佟连捷、徐虹曾一起回到基地。也是在这一年，刘启泉的亲家在电视上看到“阵地七勇士”的报道，提到了刘启泉的名字，特意打电话来询问，被刘启泉以非常确定的口吻否决了，“叫刘启泉的多了，重名了呗。”
刘启泉的家人没有怀疑。他们不仅没听老人说过这段经历，更因为他们相信刘启泉的为人：这是个从不撒谎的老实人。
直到2007年，国防科工委工作人员找上门来。那天，刘启泉不在家，事后爱人高玲芝问他时，他还是不承认：“那不是我，真不是我。”刘启泉私下里想，没看见新闻说解密啊，肯定不能认。老伴无奈给了他佟连捷的电话。电话接通，刘启泉才知道，真的解密了。
这个不爱说话、从不撒谎的老实人，“骗”了身边所有人41年！
刘启泉年迈的老父亲其实也疑惑过，“两弹结合”试验后，家里收到过基地寄来的喜报，刘启泉说是因为自己工作成绩突出。老人一点没往别处想，家里人也没想到刘启泉能和“两弹一星”扯上关系。他们只知道刘启泉上的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但从不清楚他学的是什么专业。
“我只知道我是搞导弹的，但连哈军工到底有几个系、每个系搞啥的都不知道。”刘启泉说。他还记得，刚入学时学校领导就对他们进行了保密教育：“同学之间不能问，不能互相打听。”
很难确定是不是因为受到保密教育的影响，让刘启泉后来一直保持着寡言的性格。哪怕是他转业到四平联合化工厂成为一名工程师，依然保持着“不该说的不说、不该知道的不知道”的习惯。
“即使他当领导后参加厂里的一些会议，别人找他打听会议内容，他从来不说。”在高玲芝眼中，丈夫这点尤为与众不同：“别人都拿这个来联络感情，他从来不干。”
勇士的热爱
择一事，终一生
这是一场特殊的党日活动。
7月9日上午，佟连捷和徐虹又回到了他们战斗过的地方，为官兵上了一堂名为“我们的初心，我们的使命”的党课。
佟连捷现场回忆起“两弹结合”试验前一天的往事。“就在大家坐的这个位置附近，我们二中队进行战前动员，聂帅和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都来到现场。我们内心非常感动，每个人都抱定要成功的决心。”
信心是有的。佟连捷所在的二中队在之前的试验中打了10发弹，发发成功，“所以当时心里很有底。”但另一方面，“自己也不是没有‘万一’的思想准备。”他所有的思虑都汇成了一句话：“既有信心，也有思想准备。结论呢，是在所不惜。”
其实，平日里佟连捷并不像这一刻在众人面前那样豪气满满。如果私下里和佟连捷聊起他的航天事业，聊起他经历过的那些危急时刻，他语气平常得就像在聊戈壁的落日和黄羊。
佟连捷一生都没离开航天事业。从酒泉到西昌，从操作手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总工程师，他见多了失败，也习惯了失败。“搞科学试验，本身就会有成功，也会有失败。入了这个门，成败的观念一定得放下。”
1992年3月22日发射“澳星－B1”失利，让中国航天工业质量形势十分严峻。佟连捷和同事用18天进行了上百次故障复线模拟试验和科学分析，查明故障原因，为研制第二次发射火箭提供依据。1992年8月14日7时整，“长征二号E”运载火箭把“澳星－B1”准确送入预定轨道，标志着中国运载火箭技术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两弹结合”试验解密后，佟连捷也受到儿子的“质问”：“你知道要去搞试验，生死都不一定，为什么要和我妈结婚？”
“我当时也不知道。”佟连捷“委屈”地回答。1966年5月他休假回家结婚，休假未完就被电报紧急召回。佟连捷当时确实不知道，这是一个可能没有归程的离别。
而当他知道后，依然奋不顾身。这次前行的旅程，一生都没有停止。
后 记
“两弹结合”试验解密后，许多隐姓埋名直到去世的老兵，骨灰被迁回了东风革命烈士陵园——这片他们用生命热爱的地方。2016年4月24日是首个“中国航天日”，徐虹、佟连捷、刘启泉三人专程回到东风革命烈士陵园，参加王世成、颜振清的骨灰安放仪式，以这种特殊的方式，与此前安葬于此的高震亚、张其彬，完成了“阵地七勇士”50年后的“聚首”。
除了“阵地七勇士”中逝去的四位，还有更多的人没有等到解密那一天：发射二中队三班班长田现坤，当年在近零下20摄氏度的气温条件下，脱掉防护服，钻进核弹头与导弹的夹缝中调试引爆装置；操作手魏天修，当年骑在核弹头上进行核弹头与弹体的对接固定——因零距离接触核弹头，受核辐射剂量大，二人分别于1992年和1989年去世。即使在患重病就医时，当医生询问这些老兵是否接触过核辐射，得到的都是否定的回答。
“两弹结合”试验的勇士，绝不仅仅是徐虹、佟连捷、刘启泉他们七人。那些为了让所有中国人能挺直腰杆而义无反顾忠诚奉献的人们，那些为了中国航天事业勠力同心、接续奋斗的人们，都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添上了属于自己的注脚。
本文刊于8月10日解放军报“老兵天地”专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