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回归20周年，其经济发展有目共睹，社会也保持安定平稳，人均收入从1999年的1.55万美元增长到2018年的8.64万美元，增长了4.57倍，从全球排名四十左右的普通高收入经济体，一跃跻身前五的最富裕梯队。澳门这20年的表现也远远好于亚洲“四小龙”，同期韩国人均GDP增长了2.01倍，台湾增长了0.88倍，香港增长了0.94倍，新加坡增长了1.96倍。澳门的人均收入在回归前明显低于香港和新加坡，如今已经把这两个经济体远远甩在后面。
与今天的耀眼夺目地位不同，澳门在回归前长期处于经济疲态。1993年房地产泡沫破灭后，澳门经济就陷入困境，其中1996年到1999年连续四年负增长。然而，与基础条件更好的香港相比，澳门回归后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等方面取得了更明显的成绩。其中的原因值得客观深刻地探讨，这不仅是关乎对“澳门模式”的正确认知，也是涉及如何评估港澳“一国两制”的大问题。
博彩业与微型经济体转型的优势
澳门超乎寻常的成功，根本原因还是基于它在回归时只是个人口仅有40万的经济体，由于体量太小，仅仅需要一个产业或几个公司，就足够可以支撑起整个城市的繁荣。具体而言，澳门回归以来经济腾飞增长的关键就是在于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唯一可以合法经营赌场的地方。赌博与冒险是人类的天性，反映到经济行为就是它是社会的一种刚需，全球每年这个产业的规模已经达到4000多亿美元，据统计中国人每年输掉的赌资就有900多亿美元。澳门坐拥如此庞大的市场，这无疑是获得了一个“躺着都可以发财”的机遇。
在回归以前，澳门博彩业客源五分之四以上是香港人，注定了其市场发展很容易触及天花板，占GDP的规模也就是五分之一上下。而回归后，澳门立刻获得了两个重大机遇：一是入世后中国经济的腾飞和个人财富的增加，二是“自由行”放开后内地游客的剧增，1999年访问澳门内地游客仅164万，到2005年就突破1000万。得益于这些利好，澳门博彩业在1999年到2013年的14年间，行业收入从139亿澳门元增加到3618亿澳门元。澳门回归后的20年间，GDP增量为3900多亿澳门元，而其中博彩业贡献了2900多亿澳门元。博彩业发展也彻底改善了澳门财政状况，澳门回归时财政勉强收支平衡，当年财政收入仅107亿澳门元，由于博彩业税收带来的财政收入激增，2013年澳门财政盈余一度达到1200多亿澳门元。截止到2019年上半年，澳门财政储备总额达到5600多亿澳门元，这也是澳门政府一再向市民“派糖”的原因。总而言之，澳门经济的成功，可以简单归纳为博彩业增长的结果。
经济学界把人口低于100万、自成体系、独立运作的经济体称为“微型经济体”，澳门无疑是其中典型的一个。此类经济体只要做一些制度的特殊宽松，获得某个产业的独家或优先发展机遇，就可以尽享周边经济腹地带来的庞大红利。摩纳哥、卢森堡、列支敦士登、卡塔尔等人均GDP超过10万美元的国家，其情形与澳门也相似。可以说，此类微型经济体的高增长和高收入数字具备某种必然性，但是它们的奇迹亦难以为大中型经济体所复制。
不过，由于澳门经济过度依赖博彩业，而博彩业客源又主要来自内地，其经济风险很大。最明显的表现是，“十八大”以来内地反腐导致澳门博彩收入锐减，其中最惨的2015年跌幅达三成以上，当年澳门经济增长率也滑落到负21.59%，至今澳门经济总量仍然没回复到2014年的高位水平。如此剧烈的跌幅在一个成熟的经济体是很难想象的，因此，产业多元化是未来澳门经济转型的迫切任务。
为什么澳门做得比香港更出色
话题回到今年大家讨论最多的为什么澳门经济发展做得比香港更好的问题。可以说在回归前夕，香港和澳门都面临着城市转型的历史使命，20世纪七八十年代，制造业在港澳都是最重要支柱产业，产值和就业人数分别占地区经济的三成和五成左右。高峰时期，整个澳门有2000多家工厂，产业工人达7万多，而香港工厂多达4万多家，产业工人80多万。然而，从后来的转型效果看，澳门远远做地比香港好，澳门不仅实现了收入的提高的同时也遏制了贫富差距的扩大，基本消灭了贫困和城市衰败，香港在人均收入上既落后于澳门，至今仍然有140多万贫困人口。其中的原因则主要是两地自身经济基本要素和客观环境的差异导致的，而不宜做更多的政治解读。
从自身基础条件上，香港就面临诸多不利因素。比如，香港作为一个拥有六七百万人口的国际大都会，其经济体量与南非、菲律宾、越南相仿，相当于一个中型经济体，香港在发展和转型中所解决的问题要比澳门复杂地多，不可能像澳门那样振兴一两个产业就能大功告成。好比IT产业可以给硅谷Cupertino、Sunnyvale这样十来万人口的小城市带来繁荣，但是不可能解决整个700多万人口的旧金山都会区的贫困、治安等城市问题。
再比如，在城市发展至关重要的地理空间上来看，澳门条件也胜于香港一筹。港澳都面临人多地少的问题，二者主要是通过填海造陆来解决发展空间不足，但是由于澳门海域海床远远比香港浅，加上本地环保阻力小，澳门通过填海获得了更多的陆地。澳门从1986年至今土地面积几乎增长了一倍（从16.6平方公里到32.9平方公里），其中1999年回归以来新增的土地面积有9.1平方公里，总面积增长了近四成，今天澳门最发达的赌场、酒店和购物中心基本都是建设在近二三十年填海工程新增土地上的。而几乎同期（2000年到2018年）的香港填海造地面积仅为7.6平方公里，不足总面积的1%，这些土地对香港这么庞大的国际都会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几乎没有新的土地供应的情况下，香港主要靠旧城更新来解决城市发展问题，成本要远远高于澳门，新兴产业发展空间也很狭小，因此，香港发展转型的腾挪空间显然明显不如澳门。
在与内地的经济关系中，澳门也处于更有利的地位。由于博彩业的特殊性，内地并没有出现与澳门相竞争的城市，来自内地的赌资源源不断流向澳门，并转化为博彩业的行业收入和政府庞大的税收，支撑起澳门经济的高增长和高福利。而香港的出口加工、贸易和金融产业，在内地很容易出现竞争对手，尤其是因为内地具备人力和土地价格低廉的优势，香港制造业整体北移、本地产业空心化，到90年代港商在内地开设的企业5万家以上。此外，还造成资本大量外流，截至2018年底，内地使用的港资累计超过1万亿美元。这些一方面造就了今天珠三角的世界工厂地位，另一方面则把失业和工厂区衰落问题留给香港。澳门可以说是中国发展的单向受益者，而香港一方面是受益者，一方面又是输血者。
从推动转型的产业选择上看，澳门作为小城市，尽可能本着效率优先的原则，主要发展博彩、酒店等具有低增值、高就业特点的产业。这些产业对劳动人口学历和技能要求较低，劳动力需求量大，1999年博彩和酒店业吸纳了4万左右的就业人口，到2018年则增加到15万左右，占全体就业人数的45%左右，比较妥善地消化了过去制造业留下来的工人再就业问题。而香港作为国际都会，其转型更多眼于维持和提高国际经济文化影响力，重点发展金融、文化、科技等高增值、低就业的行业，以金融业为例，虽然香港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都很发达，但是整个金融业不过吸收了25万人左右就业人口，仅占香港整体就业人数的6%左右，香港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太多解决底层社会的问题。
不过，从全世界70年代以来大型工业城市转型的横向比较来看，香港算是做得很成功了。香港从一个在产业链位置比较靠后的简单出口加工业城市，一跃成为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回归以来，香港人均GDP也超越了原本高于它的日本、德国和英国等经济体，这些本身就是个非常难得的成就。所以，一些舆论认为香港回归后经济方面做的很差是不符合事实的，只是因为澳门表现太优秀，以至于让香港显得黯淡失色。
澳门缘何保持稳定
很多人把澳门政治稳定归因为经济的成就。然而，从政治学上考虑，一个地区对中央政府或联邦政府效忠程度与其经济水平没有必然关系，甚至全世界分离主义运动的例子也表明，往往收入越高的地区分离倾向越严重，比如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和比利时的弗拉芒的经济收入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显然回归以来澳门的经济成绩并不能解释它为什么保持安定。澳门特殊的历史环境和社会结构形成了与香港和台湾不同的政治生态和政治心理，这些对现实政治具有更直接的影响。
比如作为管治方葡萄牙的因素，就值得深入探讨。葡萄牙虽然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殖民帝国之一，这段历史毕竟太过久远，尤其是1887年葡萄牙正式窃据澳门后，早已经是欧洲末流的贫困落后而又专制的国家，直到1974年康乃馨革命后情况才发生变化。葡萄牙尽管也塑造了澳门的政治和司法结构，但是总体而言，葡萄牙并没有给澳门留下令人眷顾的制度遗产和价值理念。因此，澳门人没有那么强的“殖民历史情结”，更愿意用接纳的心态面对中国政府的管治，很少抱以挑剔和怀疑的态度。
由于葡萄牙对澳门控制力和影响力一直不是很强大，导致澳门的政治更多受中国本土的左右。在民国时期，国民党澳门支部可以通过操控体系庞大的社团体系实现影响澳门社会。新中国成立后，国民党势力衰微，左派则日益壮大。尤其是1966年的“一二 · 三事件”后，葡澳政府被迫丧失颜面地公开向澳门左派赔罪道歉，此后除了内部民政事务外，澳门的大政外交上都要看北京的脸色，何贤成为“影子澳督”，澳门被视为“半个解放区”。因此，与香港今天还有形形色色的反建制派不同，澳门难以发育形成能够挑战北京的政治力量，2017年立法会选举中，民主派仅仅获得33个议席中的4席。
再如，移民的社会结构对澳门政治的影响也很深远。澳门人口的主要来源是珠江口西岸的佛山、中山、顺德、珠海一带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他们来澳门的目的也都是较为简单，无非就是谋生，到临澳门的精英人口则甚少，有点名气的也就是曹聚仁等几位，不像香港在1949年前后吸纳了来自内地的数量庞大的工商界、文艺界和知识界精英。缺乏精英氛围的澳门，显得更平民化，传媒和学术也一直不发达，这些导致澳门社会则没有那么多的政治诉求和理想，更喜欢安分守己地过小日子。
所以，澳门的社会结构、意识形态和各方政治力量博弈等方面的问题都比较简单，澳门管治主要就是经济和民生问题，只要未来澳门经济不出现严重的衰退，社会保持稳定和谐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但是澳门在国际经济体系中比较边缘的地位和其微小的体量也决定，尽管它可以在珠三角大湾区合作中扮演更重要角色，适当增加一些城市功能，要想取代香港、深圳这样的核心城市的地位，短期内是很渺茫的事情。
澳门回归20周年，其经济发展有目共睹，社会也保持安定平稳，人均收入从1999年的1.55万美元增长到2018年的8.64万美元，增长了4.57倍，从全球排名四十左右的普通高收入经济体，一跃跻身前五的最富裕梯队。澳门这20年的表现也远远好于亚洲“四小龙”，同期韩国人均GDP增长了2.01倍，台湾增长了0.88倍，香港增长了0.94倍，新加坡增长了1.96倍。澳门的人均收入在回归前明显低于香港和新加坡，如今已经把这两个经济体远远甩在后面。
与今天的耀眼夺目地位不同，澳门在回归前长期处于经济疲态。1993年房地产泡沫破灭后，澳门经济就陷入困境，其中1996年到1999年连续四年负增长。然而，与基础条件更好的香港相比，澳门回归后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等方面取得了更明显的成绩。其中的原因值得客观深刻地探讨，这不仅是关乎对“澳门模式”的正确认知，也是涉及如何评估港澳“一国两制”的大问题。
博彩业与微型经济体转型的优势
澳门超乎寻常的成功，根本原因还是基于它在回归时只是个人口仅有40万的经济体，由于体量太小，仅仅需要一个产业或几个公司，就足够可以支撑起整个城市的繁荣。具体而言，澳门回归以来经济腾飞增长的关键就是在于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唯一可以合法经营赌场的地方。赌博与冒险是人类的天性，反映到经济行为就是它是社会的一种刚需，全球每年这个产业的规模已经达到4000多亿美元，据统计中国人每年输掉的赌资就有900多亿美元。澳门坐拥如此庞大的市场，这无疑是获得了一个“躺着都可以发财”的机遇。
在回归以前，澳门博彩业客源五分之四以上是香港人，注定了其市场发展很容易触及天花板，占GDP的规模也就是五分之一上下。而回归后，澳门立刻获得了两个重大机遇：一是入世后中国经济的腾飞和个人财富的增加，二是“自由行”放开后内地游客的剧增，1999年访问澳门内地游客仅164万，到2005年就突破1000万。得益于这些利好，澳门博彩业在1999年到2013年的14年间，行业收入从139亿澳门元增加到3618亿澳门元。澳门回归后的20年间，GDP增量为3900多亿澳门元，而其中博彩业贡献了2900多亿澳门元。博彩业发展也彻底改善了澳门财政状况，澳门回归时财政勉强收支平衡，当年财政收入仅107亿澳门元，由于博彩业税收带来的财政收入激增，2013年澳门财政盈余一度达到1200多亿澳门元。截止到2019年上半年，澳门财政储备总额达到5600多亿澳门元，这也是澳门政府一再向市民“派糖”的原因。总而言之，澳门经济的成功，可以简单归纳为博彩业增长的结果。
经济学界把人口低于100万、自成体系、独立运作的经济体称为“微型经济体”，澳门无疑是其中典型的一个。此类经济体只要做一些制度的特殊宽松，获得某个产业的独家或优先发展机遇，就可以尽享周边经济腹地带来的庞大红利。摩纳哥、卢森堡、列支敦士登、卡塔尔等人均GDP超过10万美元的国家，其情形与澳门也相似。可以说，此类微型经济体的高增长和高收入数字具备某种必然性，但是它们的奇迹亦难以为大中型经济体所复制。
不过，由于澳门经济过度依赖博彩业，而博彩业客源又主要来自内地，其经济风险很大。最明显的表现是，“十八大”以来内地反腐导致澳门博彩收入锐减，其中最惨的2015年跌幅达三成以上，当年澳门经济增长率也滑落到负21.59%，至今澳门经济总量仍然没回复到2014年的高位水平。如此剧烈的跌幅在一个成熟的经济体是很难想象的，因此，产业多元化是未来澳门经济转型的迫切任务。
为什么澳门做得比香港更出色
话题回到今年大家讨论最多的为什么澳门经济发展做得比香港更好的问题。可以说在回归前夕，香港和澳门都面临着城市转型的历史使命，20世纪七八十年代，制造业在港澳都是最重要支柱产业，产值和就业人数分别占地区经济的三成和五成左右。高峰时期，整个澳门有2000多家工厂，产业工人达7万多，而香港工厂多达4万多家，产业工人80多万。然而，从后来的转型效果看，澳门远远做地比香港好，澳门不仅实现了收入的提高的同时也遏制了贫富差距的扩大，基本消灭了贫困和城市衰败，香港在人均收入上既落后于澳门，至今仍然有140多万贫困人口。其中的原因则主要是两地自身经济基本要素和客观环境的差异导致的，而不宜做更多的政治解读。
从自身基础条件上，香港就面临诸多不利因素。比如，香港作为一个拥有六七百万人口的国际大都会，其经济体量与南非、菲律宾、越南相仿，相当于一个中型经济体，香港在发展和转型中所解决的问题要比澳门复杂地多，不可能像澳门那样振兴一两个产业就能大功告成。好比IT产业可以给硅谷Cupertino、Sunnyvale这样十来万人口的小城市带来繁荣，但是不可能解决整个700多万人口的旧金山都会区的贫困、治安等城市问题。
再比如，在城市发展至关重要的地理空间上来看，澳门条件也胜于香港一筹。港澳都面临人多地少的问题，二者主要是通过填海造陆来解决发展空间不足，但是由于澳门海域海床远远比香港浅，加上本地环保阻力小，澳门通过填海获得了更多的陆地。澳门从1986年至今土地面积几乎增长了一倍（从16.6平方公里到32.9平方公里），其中1999年回归以来新增的土地面积有9.1平方公里，总面积增长了近四成，今天澳门最发达的赌场、酒店和购物中心基本都是建设在近二三十年填海工程新增土地上的。而几乎同期（2000年到2018年）的香港填海造地面积仅为7.6平方公里，不足总面积的1%，这些土地对香港这么庞大的国际都会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几乎没有新的土地供应的情况下，香港主要靠旧城更新来解决城市发展问题，成本要远远高于澳门，新兴产业发展空间也很狭小，因此，香港发展转型的腾挪空间显然明显不如澳门。
在与内地的经济关系中，澳门也处于更有利的地位。由于博彩业的特殊性，内地并没有出现与澳门相竞争的城市，来自内地的赌资源源不断流向澳门，并转化为博彩业的行业收入和政府庞大的税收，支撑起澳门经济的高增长和高福利。而香港的出口加工、贸易和金融产业，在内地很容易出现竞争对手，尤其是因为内地具备人力和土地价格低廉的优势，香港制造业整体北移、本地产业空心化，到90年代港商在内地开设的企业5万家以上。此外，还造成资本大量外流，截至2018年底，内地使用的港资累计超过1万亿美元。这些一方面造就了今天珠三角的世界工厂地位，另一方面则把失业和工厂区衰落问题留给香港。澳门可以说是中国发展的单向受益者，而香港一方面是受益者，一方面又是输血者。
从推动转型的产业选择上看，澳门作为小城市，尽可能本着效率优先的原则，主要发展博彩、酒店等具有低增值、高就业特点的产业。这些产业对劳动人口学历和技能要求较低，劳动力需求量大，1999年博彩和酒店业吸纳了4万左右的就业人口，到2018年则增加到15万左右，占全体就业人数的45%左右，比较妥善地消化了过去制造业留下来的工人再就业问题。而香港作为国际都会，其转型更多眼于维持和提高国际经济文化影响力，重点发展金融、文化、科技等高增值、低就业的行业，以金融业为例，虽然香港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都很发达，但是整个金融业不过吸收了25万人左右就业人口，仅占香港整体就业人数的6%左右，香港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太多解决底层社会的问题。
不过，从全世界70年代以来大型工业城市转型的横向比较来看，香港算是做得很成功了。香港从一个在产业链位置比较靠后的简单出口加工业城市，一跃成为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回归以来，香港人均GDP也超越了原本高于它的日本、德国和英国等经济体，这些本身就是个非常难得的成就。所以，一些舆论认为香港回归后经济方面做的很差是不符合事实的，只是因为澳门表现太优秀，以至于让香港显得黯淡失色。
澳门缘何保持稳定
很多人把澳门政治稳定归因为经济的成就。然而，从政治学上考虑，一个地区对中央政府或联邦政府效忠程度与其经济水平没有必然关系，甚至全世界分离主义运动的例子也表明，往往收入越高的地区分离倾向越严重，比如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和比利时的弗拉芒的经济收入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显然回归以来澳门的经济成绩并不能解释它为什么保持安定。澳门特殊的历史环境和社会结构形成了与香港和台湾不同的政治生态和政治心理，这些对现实政治具有更直接的影响。
比如作为管治方葡萄牙的因素，就值得深入探讨。葡萄牙虽然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殖民帝国之一，这段历史毕竟太过久远，尤其是1887年葡萄牙正式窃据澳门后，早已经是欧洲末流的贫困落后而又专制的国家，直到1974年康乃馨革命后情况才发生变化。葡萄牙尽管也塑造了澳门的政治和司法结构，但是总体而言，葡萄牙并没有给澳门留下令人眷顾的制度遗产和价值理念。因此，澳门人没有那么强的“殖民历史情结”，更愿意用接纳的心态面对中国政府的管治，很少抱以挑剔和怀疑的态度。
由于葡萄牙对澳门控制力和影响力一直不是很强大，导致澳门的政治更多受中国本土的左右。在民国时期，国民党澳门支部可以通过操控体系庞大的社团体系实现影响澳门社会。新中国成立后，国民党势力衰微，左派则日益壮大。尤其是1966年的“一二 · 三事件”后，葡澳政府被迫丧失颜面地公开向澳门左派赔罪道歉，此后除了内部民政事务外，澳门的大政外交上都要看北京的脸色，何贤成为“影子澳督”，澳门被视为“半个解放区”。因此，与香港今天还有形形色色的反建制派不同，澳门难以发育形成能够挑战北京的政治力量，2017年立法会选举中，民主派仅仅获得33个议席中的4席。
再如，移民的社会结构对澳门政治的影响也很深远。澳门人口的主要来源是珠江口西岸的佛山、中山、顺德、珠海一带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他们来澳门的目的也都是较为简单，无非就是谋生，到临澳门的精英人口则甚少，有点名气的也就是曹聚仁等几位，不像香港在1949年前后吸纳了来自内地的数量庞大的工商界、文艺界和知识界精英。缺乏精英氛围的澳门，显得更平民化，传媒和学术也一直不发达，这些导致澳门社会则没有那么多的政治诉求和理想，更喜欢安分守己地过小日子。
所以，澳门的社会结构、意识形态和各方政治力量博弈等方面的问题都比较简单，澳门管治主要就是经济和民生问题，只要未来澳门经济不出现严重的衰退，社会保持稳定和谐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但是澳门在国际经济体系中比较边缘的地位和其微小的体量也决定，尽管它可以在珠三角大湾区合作中扮演更重要角色，适当增加一些城市功能，要想取代香港、深圳这样的核心城市的地位，短期内是很渺茫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