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1时16分，江苏无锡，药明生物厂房的大门缓缓升起。载着首批共计100人份抗体药物的货车缓缓驶出大门，驶向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厂房外的电子时钟显示，这一天是2022年7月7日。
1108公里外，腾盛博药医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总裁兼大中华区总经理罗永庆夜不能寐。在全力冲刺27个月后，他终于等到这一天：长效新冠中和抗体安巴韦单抗和罗米司韦单抗实现商业放行。
“等的就是这一刻！”2022年7月7日7时10分，北京创新药企腾盛博药正式对外宣布，中和抗体安巴韦单抗和罗米司韦单抗联合疗法在中国商业化上市，首款获批上市的国产新冠病毒特效药诞生了！
落户北京
时间回到两年前。2020年1月27日，武汉因疫情停摆第5天，清华大学艾滋病综合研究中心、全球健康与传染病研究中心主任张林琦在微信朋友圈发出邀约——招募合作开展新冠疫苗药物研发的“小伙伴”。
时间紧迫！两周前的1月12日，中国向世界公布了新冠病毒基因组序列信息。同一天，武汉已累计报告确诊患者41例，其中死亡1例。张林琦曾带领团队，深耕艾滋病等重大病毒性传染病致病机理的研究。他敏锐地意识到，在大疫面前，要突破常规，尽可能汇集多方力量。4天后，腾讯基金会向清华教育基金会捐出500万元，用于支持新冠病毒药物的科研攻坚。
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对新药嗅觉极其敏感的腾盛博药生物制药部门负责人朱青也在第一时间飞回北京，联系张林琦团队，共同研究成药的可能性。“为中国人研发新药，这是我们的初心。”
翻开腾盛博药创始团队的履历，堪称豪华，阿斯利康、葛兰素史克、吉利德、默沙东……几位创始人曾经任职的企业，都是制药行业的龙头。熟悉医药的人知道，长期以来，美国是创新药研发的大本营，绝大部分全球新药都是先在美国批准上市，进入中国市场则要等上5年至7年。
“凭什么中国患者就要等？”4年多前，朱青和几位工作伙伴决定回国创业，做中国人自己的创新药。第一站去哪？幼小种子的落地土壤非常关键。初创团队的几位成员，曾在上海、苏州和北京之间犹豫不决。正徘徊时，北京相关部门找到他们，主动伸出橄榄枝，连续好几个周末登门拜访，邀请他们“落户”北京。
北京的热情感染了每一个人。最后，团队成员一致决定，来北京创业！在他们看来，作为中国的首都，北京拥有丰富的高校资源、科研力量和医院临床资源，也有不断完善的营商环境。“可以说，生物制药所需的肥沃土壤，这座城市都有了，我们希望能在这里干出一番成就。”
大海捞针
同一时刻，在中国另一座城市深圳，一场新冠病毒抗体实验也已启动。起因是前不久，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收治了一名有武汉旅居史的老人，这家医院的研究团队自此也拉响了抗击疫情以及开展应急研究的警报。
研究的第一步是找到单克隆中和抗体。单克隆中和抗体是从康复者血液样本中分离出来的。病原体入侵人体后，会刺激人体产生多种抗体，但只有部分抗体能迅速识别病原体，同时在入侵前“抓住”病原体，保护人体不被感染，这一过程被称作中和作用，发挥作用的抗体即为单克隆中和抗体。
想要在亿万级的抗体中直接分离出单克隆中和抗体，无异于大海捞针。为此，张林琦想出一个方法，制作一个“钓饵”——与新冠病毒表面蛋白具有极高相似度的特定蛋白；有了它，就能把单克隆中和抗体“钓”出来。“钓饵”研发出来后，火速发往了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的研究团队。
彼时，学界对新冠病毒的认知仍十分模糊。“我们团队最初也没有把握能将一种未知病毒的抗体找出来。”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肝病研究所骨干鞠斌说。
面对突发的全球性大流行传染病，科研攻关被压缩至按分秒计算。一场接力就此展开——
2020年2月4日，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研究团队成功分离出第一株新冠病毒的单克隆抗体；
2月9日，从国内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康复期血液B细胞中分离出的206株单抗序列，开始陆续从深圳送到张林琦实验室，以便从中分离出最优抗体；
3月5日，张林琦实验室助理研究员张绮找到了中和性最强的BRII-196前体抗体。新药的曙光出现了！
3月24日，在第一株前体抗体找到后，腾盛博药、清华大学以及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宣布合作，共同开发新冠中和抗体。朱青也加紧了与张林琦的合作，从已做过体外初步检测的13株抗体中，判断其靶点、活性及蛋白质序列是否具有成药性，加紧抗体蛋白质序列的合成和修饰工作。
“光有一株最优还不够，还得给它找个最佳搭档。”曾在制药巨头美国阿斯利康旗下公司工作了10年的朱青，从病毒筛选之初就坚定了“联合用药”的设计，“这是一种RNA单链冠状病毒，不断变异是其天性。但无论病毒怎么变异，目的只有两个：要么和受体结合的传染性更强，要么和细胞融合的生存率更高。我们要做的，就是彻底切断这两步。”
联合用药的设计，也意味着两株“最优抗体”的筛出时间不能相差太多，否则会影响后续所有的研发、实验、临床等进度。挑选、测试、推翻、重筛……研发进程间不容发。数不清多少轮讨论后，双方终于确定了后续发现的BRII-198前体抗体，它和此前发现的BRII-196抗体竞争性基本为零，并可形成靶点互补。
由此，安巴韦单抗（BRII-196）、罗米司韦单抗（BRII-198），也成为我国首款新冠病毒特效药里两株抗体的名字。
只为“早一天”
“我们拼命跟时间赛跑，一步都不能走错。”采访中，朱青不止一次说起这句话。
腾盛博药首席医学官严立说：“我们不仅是跟自己的技术赛跑，更是在跟病毒赛跑。”
2020年7月，安巴韦单抗和罗米司韦单抗联合疗法的临床试验申请获得中国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批准，成为当时全球范围内最早进入临床试验的新冠中和抗体之一。粗略计算，从抗体的最初筛选到开始人体试验，团队只用了不到4个月时间。这一速度在药物研发领域，尤其是在抗病毒抗体的药物研发领域，几乎是前所未有的。
中国一期临床研究的三项试验均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进行，且均表现出了良好的效果，也为药物剂量的选择提供了有力依据。“这让我们更有信心了。”严立告诉记者，在一期临床试验阶段，团队曾尝试过3000毫克的单药给药量，双抗体同时给药量尝试过1500毫克+1500毫克，病人均显现出良好的安全性和耐受力。而这两个给药量均高出已获批的抗体剂量的最大值，这也意味着，即使今后病毒发生了变异，影响了联合抗体的抑制活性，还可以通过提高给药剂量来应对挑战。
然而，兴奋感还未褪去，更大的挑战便接踵而至：2020年年中，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新冠患者越来越少，后续的临床试验很难再招募到患者。是观察后续变化，看能否继续招募国内患者？还是走出国门，在全球多中心开展临床试验？腾盛博药又一次站到了十字路口。
“病毒不等人！”严立和朱青讨论后达成共识：早一天完成临床试验，早一天申报，早一天获得审批，就能早一天用于一线临床救治。“早一天”，成为团队每个人心里强烈的期许。
这份情怀与果断，也拉开了全球协同合作的序幕。
2020年9月，严立飞往美国，主持安巴韦单抗和罗米司韦单抗联合疗法的临床申报和研究。尽管彼时在美国开展新冠抗体临床研究的项目较多，患者招募面临竞争压力，但团队成员凭借在抗病毒领域多年深耕的经验以及一期临床试验的出色表现，获批在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支持的全球性平台继续进行ACTIV-2二、三期临床试验。2021年4月，安巴韦单抗和罗米司韦单抗联合疗法的ACTIV-2三期临床研究正式启动。
“当整个人类命运受到挑战时，中美两国的科研人员展现出了大智慧。”严立说，ACTIV-2研究在美国、巴西、南非、墨西哥、阿根廷和菲律宾等全球111个临床试验中心相继开展，其中三期临床试验在全球入组了846位受试者。
ACTIV-2三期临床试验结果显示：对于临床进展为重度疾病高风险的门诊新冠病毒感染者来说，相对于安慰剂组患者，安巴韦单抗和罗米司韦单抗联合疗法将其住院和死亡风险降低了80%。完成28天的临床试验后，治疗组为零死亡，而安慰剂组有9例死亡，并且其临床安全性优于安慰剂组。
“全球多中心的随机双盲对照，是临床试验的最高标准。临床重症和死亡的下降率是硬终点，不是病毒清除或核酸转阴等替代终点。”随着临床试验的深入，罗永庆对联合疗法的信心与日俱增，也让国际看到了中国创新药企的能力。
以不变应万变
全球大流行的新冠病毒，最大的特点就是变。阿尔法（B.1.1.7）、贝塔（B.1.351）、伽马（P.1）、德 尔 塔（B.1.617.2）、奥 密 克 戎（B.1.1.529）、奥密克戎BA.2亚型变异株……两年多来，新冠病毒不断变异。每当新的变异毒株出现，都相当于在向联合疗法发出新一轮的凶猛“冲锋”。
从事药物研发的人都知道，中和抗体药物是针对病毒S蛋白的特定靶点设计的，因此，当新冠病毒发生变异时，如果正好变异在药物靶点上，药物就会完全失效。实际上，2021年4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就曾宣布撤销对礼来2020年研发的新冠抗体药物bamlanivimab的紧急使用授权，理由正是随着抗药性的变异病毒增加，治疗失败的风险越来越高。
中国团队研发的联合疗法能否“抗”住变异毒株的一次次冲击？国内外多个独立实验室活病毒和嵌合病毒实验检测数据均表明，安巴韦单抗和罗米司韦单抗联合疗法对广受关注的主要新冠病毒变异株均保持中和活性。这是中国创新药企展现出的一流硬实力！
“抗”住变异毒株的法宝是什么？正是最初的联合用药设计。
朱青进一步解释，病毒进入细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第一步，新冠病毒S蛋白的受体结合区域与人体细胞中的ACE2受体结合，就像一把钥匙插入锁孔一样，打开大门，开始复制和繁殖。联合疗法中的安巴韦单抗就是在这个环节发挥作用，阻断病毒与受体的结合，但这仅仅是病毒感染机制中的第一步。当病毒与受体结合之后，还需要产生一系列的变构，才能完成自身与细胞的彻底融合。此时，联合抗体疗法中的罗米司韦单抗开始“登场”。
“这两个抗体不仅拥有不同的机制，而且可以结合病毒的不同位置，在不同的阶段发挥阻断病毒的作用。”在朱青看来，这种互补配合的“双保险”机制，让联合疗法一再经受住了实战考验。
与此同时，过去一年多，联合疗法也在中国抗疫一线经受住了考验。2021年5月起，腾盛博药陆续提供该疗法支持深圳、广州、瑞丽、南京、扬州、张家界及郑州等地的临床救治，当年通过该疗法在中国各地接受临床救治的患者达近千人。
2021年6月，由钟南山院士牵头，在ACTIV-2三期临床研究进行的同时，腾盛博药启动了这一联合疗法在中国的二期临床研究。中国的二期临床研究也与ACTIV-2三期临床研究的结论吻合。
点亮“微火”
药物研发行业有一个著名的“双十定律”，即研发成功一款新药，需耗时10年、投资10亿美元。新药研发最大的风险是临床失败，全球成功概率仅为10%左右。
从实验室开始，到工艺开发和生产、动物安评实验，再到人体安全性和有效性评估，新药研发是一个系统工程，更是“九死一生”。
2021年12月8日晚，国家药监局应急批准了新冠病毒中和抗体联合治疗药物安巴韦单抗注射液及罗米司韦单抗注射液的上市申请，用于治疗轻型和普通型，且伴有进展为重症（包括住院或死亡）高风险因素的成人和青少年（12至17岁，体重≥40公斤）的新冠病毒感染者，其中青少年适应症为附条件批准。从最初的中和抗体筛选到应急批准上市，首款国产新冠病毒特效药只用了20个月，成功打破了“双十定律”。
“每一步都冒了很大风险，每一步却又最终稳稳着地。”回望整个研发过程，朱青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对于能在激烈的全球新冠药物竞赛中取得领先的成功秘诀，她归结为：经验丰富的研发团队、强大的临床开发资源以及产学研三方的有效配合。
在张林琦看来，首款新冠病毒特效药的研发是一场接力赛，“但又不是传统的接力赛，而是三方一起跑的接力赛，用近乎平行性取代了时序性。”张林琦说，面对疫情，联合团队高效合作，将长期以来积淀的能力发挥到了极致，这是取得成功的最重要因素。
“这在制药行业历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罗永庆更是直言，如果没有政府和社会资本的合作、产学研上下游的配合以及全球协同，这款药物不可能这么快诞生，“未来当再度应对突发的公共卫生疾病时，这一通力合作的范例也能给我们提供借鉴。”
2022年7月7日，腾盛博药正式对外宣布，中和抗体安巴韦单抗和罗米司韦单抗联合疗法在中国商业化上市，定价基本上在1万元以内。
“这个定价是研发成本、生产成本等硬约束下能给出的最有力的价格。”罗永庆解释，比如同为抗体生物药的PD-1，经历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医保谈判降价后，每100毫克的价格中位数仍在1500元左右，按照联合疗法安巴韦单抗1000毫克和罗米司韦单抗1000毫克剂量计算，每人份定价达到了3万元的水平。
当然，1万元对部分家庭来说，仍是较为沉重的负担。好消息是，为了确保新冠患者不因费用问题影响就医，目前多个省份的医保部门已陆续将安巴韦单抗和罗米司韦单抗联合疗法纳入本地医保基金支付范围。
首款国产新冠病毒特效药成功了，但创新药研发之路还在继续。
严立是北京人，朱青也曾在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生物制品检定所学习并工作了五年，他们都对这座城市充满感情。“现在看来，当初来北京的选择是对的！我们的创业初心已在此得到了初步满足。”严立说，几个人的团队也许只是“一团微火”，但他们也想尽最大的努力，在退休前给中国患者再做出几款好药。
凌晨1时16分，江苏无锡，药明生物厂房的大门缓缓升起。载着首批共计100人份抗体药物的货车缓缓驶出大门，驶向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厂房外的电子时钟显示，这一天是2022年7月7日。
1108公里外，腾盛博药医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总裁兼大中华区总经理罗永庆夜不能寐。在全力冲刺27个月后，他终于等到这一天：长效新冠中和抗体安巴韦单抗和罗米司韦单抗实现商业放行。
“等的就是这一刻！”2022年7月7日7时10分，北京创新药企腾盛博药正式对外宣布，中和抗体安巴韦单抗和罗米司韦单抗联合疗法在中国商业化上市，首款获批上市的国产新冠病毒特效药诞生了！
落户北京
时间回到两年前。2020年1月27日，武汉因疫情停摆第5天，清华大学艾滋病综合研究中心、全球健康与传染病研究中心主任张林琦在微信朋友圈发出邀约——招募合作开展新冠疫苗药物研发的“小伙伴”。
时间紧迫！两周前的1月12日，中国向世界公布了新冠病毒基因组序列信息。同一天，武汉已累计报告确诊患者41例，其中死亡1例。张林琦曾带领团队，深耕艾滋病等重大病毒性传染病致病机理的研究。他敏锐地意识到，在大疫面前，要突破常规，尽可能汇集多方力量。4天后，腾讯基金会向清华教育基金会捐出500万元，用于支持新冠病毒药物的科研攻坚。
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对新药嗅觉极其敏感的腾盛博药生物制药部门负责人朱青也在第一时间飞回北京，联系张林琦团队，共同研究成药的可能性。“为中国人研发新药，这是我们的初心。”
翻开腾盛博药创始团队的履历，堪称豪华，阿斯利康、葛兰素史克、吉利德、默沙东……几位创始人曾经任职的企业，都是制药行业的龙头。熟悉医药的人知道，长期以来，美国是创新药研发的大本营，绝大部分全球新药都是先在美国批准上市，进入中国市场则要等上5年至7年。
“凭什么中国患者就要等？”4年多前，朱青和几位工作伙伴决定回国创业，做中国人自己的创新药。第一站去哪？幼小种子的落地土壤非常关键。初创团队的几位成员，曾在上海、苏州和北京之间犹豫不决。正徘徊时，北京相关部门找到他们，主动伸出橄榄枝，连续好几个周末登门拜访，邀请他们“落户”北京。
北京的热情感染了每一个人。最后，团队成员一致决定，来北京创业！在他们看来，作为中国的首都，北京拥有丰富的高校资源、科研力量和医院临床资源，也有不断完善的营商环境。“可以说，生物制药所需的肥沃土壤，这座城市都有了，我们希望能在这里干出一番成就。”
大海捞针
同一时刻，在中国另一座城市深圳，一场新冠病毒抗体实验也已启动。起因是前不久，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收治了一名有武汉旅居史的老人，这家医院的研究团队自此也拉响了抗击疫情以及开展应急研究的警报。
研究的第一步是找到单克隆中和抗体。单克隆中和抗体是从康复者血液样本中分离出来的。病原体入侵人体后，会刺激人体产生多种抗体，但只有部分抗体能迅速识别病原体，同时在入侵前“抓住”病原体，保护人体不被感染，这一过程被称作中和作用，发挥作用的抗体即为单克隆中和抗体。
想要在亿万级的抗体中直接分离出单克隆中和抗体，无异于大海捞针。为此，张林琦想出一个方法，制作一个“钓饵”——与新冠病毒表面蛋白具有极高相似度的特定蛋白；有了它，就能把单克隆中和抗体“钓”出来。“钓饵”研发出来后，火速发往了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的研究团队。
彼时，学界对新冠病毒的认知仍十分模糊。“我们团队最初也没有把握能将一种未知病毒的抗体找出来。”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肝病研究所骨干鞠斌说。
面对突发的全球性大流行传染病，科研攻关被压缩至按分秒计算。一场接力就此展开——
2020年2月4日，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研究团队成功分离出第一株新冠病毒的单克隆抗体；
2月9日，从国内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康复期血液B细胞中分离出的206株单抗序列，开始陆续从深圳送到张林琦实验室，以便从中分离出最优抗体；
3月5日，张林琦实验室助理研究员张绮找到了中和性最强的BRII-196前体抗体。新药的曙光出现了！
3月24日，在第一株前体抗体找到后，腾盛博药、清华大学以及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宣布合作，共同开发新冠中和抗体。朱青也加紧了与张林琦的合作，从已做过体外初步检测的13株抗体中，判断其靶点、活性及蛋白质序列是否具有成药性，加紧抗体蛋白质序列的合成和修饰工作。
“光有一株最优还不够，还得给它找个最佳搭档。”曾在制药巨头美国阿斯利康旗下公司工作了10年的朱青，从病毒筛选之初就坚定了“联合用药”的设计，“这是一种RNA单链冠状病毒，不断变异是其天性。但无论病毒怎么变异，目的只有两个：要么和受体结合的传染性更强，要么和细胞融合的生存率更高。我们要做的，就是彻底切断这两步。”
联合用药的设计，也意味着两株“最优抗体”的筛出时间不能相差太多，否则会影响后续所有的研发、实验、临床等进度。挑选、测试、推翻、重筛……研发进程间不容发。数不清多少轮讨论后，双方终于确定了后续发现的BRII-198前体抗体，它和此前发现的BRII-196抗体竞争性基本为零，并可形成靶点互补。
由此，安巴韦单抗（BRII-196）、罗米司韦单抗（BRII-198），也成为我国首款新冠病毒特效药里两株抗体的名字。
只为“早一天”
“我们拼命跟时间赛跑，一步都不能走错。”采访中，朱青不止一次说起这句话。
腾盛博药首席医学官严立说：“我们不仅是跟自己的技术赛跑，更是在跟病毒赛跑。”
2020年7月，安巴韦单抗和罗米司韦单抗联合疗法的临床试验申请获得中国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批准，成为当时全球范围内最早进入临床试验的新冠中和抗体之一。粗略计算，从抗体的最初筛选到开始人体试验，团队只用了不到4个月时间。这一速度在药物研发领域，尤其是在抗病毒抗体的药物研发领域，几乎是前所未有的。
中国一期临床研究的三项试验均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进行，且均表现出了良好的效果，也为药物剂量的选择提供了有力依据。“这让我们更有信心了。”严立告诉记者，在一期临床试验阶段，团队曾尝试过3000毫克的单药给药量，双抗体同时给药量尝试过1500毫克+1500毫克，病人均显现出良好的安全性和耐受力。而这两个给药量均高出已获批的抗体剂量的最大值，这也意味着，即使今后病毒发生了变异，影响了联合抗体的抑制活性，还可以通过提高给药剂量来应对挑战。
然而，兴奋感还未褪去，更大的挑战便接踵而至：2020年年中，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新冠患者越来越少，后续的临床试验很难再招募到患者。是观察后续变化，看能否继续招募国内患者？还是走出国门，在全球多中心开展临床试验？腾盛博药又一次站到了十字路口。
“病毒不等人！”严立和朱青讨论后达成共识：早一天完成临床试验，早一天申报，早一天获得审批，就能早一天用于一线临床救治。“早一天”，成为团队每个人心里强烈的期许。
这份情怀与果断，也拉开了全球协同合作的序幕。
2020年9月，严立飞往美国，主持安巴韦单抗和罗米司韦单抗联合疗法的临床申报和研究。尽管彼时在美国开展新冠抗体临床研究的项目较多，患者招募面临竞争压力，但团队成员凭借在抗病毒领域多年深耕的经验以及一期临床试验的出色表现，获批在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支持的全球性平台继续进行ACTIV-2二、三期临床试验。2021年4月，安巴韦单抗和罗米司韦单抗联合疗法的ACTIV-2三期临床研究正式启动。
“当整个人类命运受到挑战时，中美两国的科研人员展现出了大智慧。”严立说，ACTIV-2研究在美国、巴西、南非、墨西哥、阿根廷和菲律宾等全球111个临床试验中心相继开展，其中三期临床试验在全球入组了846位受试者。
ACTIV-2三期临床试验结果显示：对于临床进展为重度疾病高风险的门诊新冠病毒感染者来说，相对于安慰剂组患者，安巴韦单抗和罗米司韦单抗联合疗法将其住院和死亡风险降低了80%。完成28天的临床试验后，治疗组为零死亡，而安慰剂组有9例死亡，并且其临床安全性优于安慰剂组。
“全球多中心的随机双盲对照，是临床试验的最高标准。临床重症和死亡的下降率是硬终点，不是病毒清除或核酸转阴等替代终点。”随着临床试验的深入，罗永庆对联合疗法的信心与日俱增，也让国际看到了中国创新药企的能力。
以不变应万变
全球大流行的新冠病毒，最大的特点就是变。阿尔法（B.1.1.7）、贝塔（B.1.351）、伽马（P.1）、德 尔 塔（B.1.617.2）、奥 密 克 戎（B.1.1.529）、奥密克戎BA.2亚型变异株……两年多来，新冠病毒不断变异。每当新的变异毒株出现，都相当于在向联合疗法发出新一轮的凶猛“冲锋”。
从事药物研发的人都知道，中和抗体药物是针对病毒S蛋白的特定靶点设计的，因此，当新冠病毒发生变异时，如果正好变异在药物靶点上，药物就会完全失效。实际上，2021年4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就曾宣布撤销对礼来2020年研发的新冠抗体药物bamlanivimab的紧急使用授权，理由正是随着抗药性的变异病毒增加，治疗失败的风险越来越高。
中国团队研发的联合疗法能否“抗”住变异毒株的一次次冲击？国内外多个独立实验室活病毒和嵌合病毒实验检测数据均表明，安巴韦单抗和罗米司韦单抗联合疗法对广受关注的主要新冠病毒变异株均保持中和活性。这是中国创新药企展现出的一流硬实力！
“抗”住变异毒株的法宝是什么？正是最初的联合用药设计。
朱青进一步解释，病毒进入细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第一步，新冠病毒S蛋白的受体结合区域与人体细胞中的ACE2受体结合，就像一把钥匙插入锁孔一样，打开大门，开始复制和繁殖。联合疗法中的安巴韦单抗就是在这个环节发挥作用，阻断病毒与受体的结合，但这仅仅是病毒感染机制中的第一步。当病毒与受体结合之后，还需要产生一系列的变构，才能完成自身与细胞的彻底融合。此时，联合抗体疗法中的罗米司韦单抗开始“登场”。
“这两个抗体不仅拥有不同的机制，而且可以结合病毒的不同位置，在不同的阶段发挥阻断病毒的作用。”在朱青看来，这种互补配合的“双保险”机制，让联合疗法一再经受住了实战考验。
与此同时，过去一年多，联合疗法也在中国抗疫一线经受住了考验。2021年5月起，腾盛博药陆续提供该疗法支持深圳、广州、瑞丽、南京、扬州、张家界及郑州等地的临床救治，当年通过该疗法在中国各地接受临床救治的患者达近千人。
2021年6月，由钟南山院士牵头，在ACTIV-2三期临床研究进行的同时，腾盛博药启动了这一联合疗法在中国的二期临床研究。中国的二期临床研究也与ACTIV-2三期临床研究的结论吻合。
点亮“微火”
药物研发行业有一个著名的“双十定律”，即研发成功一款新药，需耗时10年、投资10亿美元。新药研发最大的风险是临床失败，全球成功概率仅为10%左右。
从实验室开始，到工艺开发和生产、动物安评实验，再到人体安全性和有效性评估，新药研发是一个系统工程，更是“九死一生”。
2021年12月8日晚，国家药监局应急批准了新冠病毒中和抗体联合治疗药物安巴韦单抗注射液及罗米司韦单抗注射液的上市申请，用于治疗轻型和普通型，且伴有进展为重症（包括住院或死亡）高风险因素的成人和青少年（12至17岁，体重≥40公斤）的新冠病毒感染者，其中青少年适应症为附条件批准。从最初的中和抗体筛选到应急批准上市，首款国产新冠病毒特效药只用了20个月，成功打破了“双十定律”。
“每一步都冒了很大风险，每一步却又最终稳稳着地。”回望整个研发过程，朱青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对于能在激烈的全球新冠药物竞赛中取得领先的成功秘诀，她归结为：经验丰富的研发团队、强大的临床开发资源以及产学研三方的有效配合。
在张林琦看来，首款新冠病毒特效药的研发是一场接力赛，“但又不是传统的接力赛，而是三方一起跑的接力赛，用近乎平行性取代了时序性。”张林琦说，面对疫情，联合团队高效合作，将长期以来积淀的能力发挥到了极致，这是取得成功的最重要因素。
“这在制药行业历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罗永庆更是直言，如果没有政府和社会资本的合作、产学研上下游的配合以及全球协同，这款药物不可能这么快诞生，“未来当再度应对突发的公共卫生疾病时，这一通力合作的范例也能给我们提供借鉴。”
2022年7月7日，腾盛博药正式对外宣布，中和抗体安巴韦单抗和罗米司韦单抗联合疗法在中国商业化上市，定价基本上在1万元以内。
“这个定价是研发成本、生产成本等硬约束下能给出的最有力的价格。”罗永庆解释，比如同为抗体生物药的PD-1，经历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医保谈判降价后，每100毫克的价格中位数仍在1500元左右，按照联合疗法安巴韦单抗1000毫克和罗米司韦单抗1000毫克剂量计算，每人份定价达到了3万元的水平。
当然，1万元对部分家庭来说，仍是较为沉重的负担。好消息是，为了确保新冠患者不因费用问题影响就医，目前多个省份的医保部门已陆续将安巴韦单抗和罗米司韦单抗联合疗法纳入本地医保基金支付范围。
首款国产新冠病毒特效药成功了，但创新药研发之路还在继续。
严立是北京人，朱青也曾在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生物制品检定所学习并工作了五年，他们都对这座城市充满感情。“现在看来，当初来北京的选择是对的！我们的创业初心已在此得到了初步满足。”严立说，几个人的团队也许只是“一团微火”，但他们也想尽最大的努力，在退休前给中国患者再做出几款好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