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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治理藏智慧 脚沾泥土跑基层

2021-01-21 07:24 北京青年报

来源标题:柔性治理藏智慧 脚沾泥土跑基层

2020年11月5日,枫桥镇“90后”社区民警魏越锋召集矛盾双方来到楼家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矛盾调解室现场调解矛盾 摄影/本报记者 蒋若静

红枫义警工作站 摄影/本报记者 武文娟

新时代的枫桥经验和北京的基层治理制度都是“树”起来的,也就是树规建制,突出制度建设这条主线,社会治理才能越来越成熟与定型。北京,从网格化管理到街巷长、小巷管家,点面结合、纵深发展;枫桥,因外来人口众多,所以创设了“红枫居”,把对外来流动人口的管理变为一种服务体系,在办证、签合同、入学等一系列节点上固化下来。

枫桥镇,位于浙江省诸暨市东北20公里处,远在隋朝时曾在枫溪渡口架桥建驿站,故称枫桥,这里自古便是商贾云集之地。初见枫桥,但见各庄各村土地平旷、屋舍俨然、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小镇中心区则是一派现代化小城景象,处处安定有序显活力。上世纪60年代初,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曾受到毛泽东同志亲笔批示。进入新时代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枫桥依靠群众就地化解了大量纠纷矛盾和一般治安问题,基本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作为我国基层社会治理方案的一面旗帜,“枫桥经验”的精髓何在?处于历史新阶段的北京基层治理和新时代的枫桥经验在哪些方面互通互融?……带着这些疑问,北京青年报记者在2020年岁末赶赴枫桥镇,踏上这片165平方公里的土地,探寻基层社会治理的样板。

渠道多:民意反映通畅顺达

“枫桥经验”强调“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在这幅精美的基层治理卷轴中,人民群众是永恒的主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枫桥让老百姓“找说法”的路径与渠道可以说十分畅通,形成了多元化的矛盾调解层次。

枫桥镇的基层治理体系是这样的——顶层由镇党委统领;基层的“底座”是镇两委班子成员“包村”下沉,全镇31个村和社区设置驻村干部,还有社区民警每周下村入户,以及全镇82名网格员定期报送信息。这样下来,老百姓有了矛盾,除了拨打12345热线,顺畅的民意反映渠道触手可及,矛盾可及时内部消化。

在枫桥镇,为人民群众调解矛盾的主体十分多元,层次十分丰富:有镇级力量、村级力量,也有个体力量,可谓政府服务民间,民间助力政府。北青报记者发现,枫桥镇联合调解中心就是这样一个多方共治的集合体:有由警法专业人员组成的调解机构,比如枫桥镇司法所人民调解室、枫桥镇法庭诉前调解室;也纳入了群众和社会组织的力量,包括红枫义警调解室、枫桥大妈调解室、新枫桥人调解服务团;还有各村和社区的调解室和调委会。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枫桥镇的细分行业内部竟也设置了专门的调解机构,涵盖了交通、教育、服装、汽配、纺织等各行各业。

这些通达的渠道和多元化的调解主体,将所有可利用的资源全部纳入,形成了一张严密的调解网,百姓有了急难愁盼,第一时间就能找到离他最近的“话事人”,这也成为枫桥镇长期以来实现矛盾不上交的一个重要前提。

溯源头:矛盾苗头“露头就打”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北青报记者在走访中发现,枫桥镇特别重视矛盾的苗头,想方设法将矛盾及时扼杀在摇篮里,做到“露头就打”。这种事先预防的实践经验,在枫桥镇随处可见,且方法张弛有度——

植入“硬件”遏源头。比如,为了防止村干部滥用权力,枫桥镇即将为所有村和社区会议室安装摄像头,好比给干部头顶悬了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村里的各类项目是否经过村两委讨论、讨论结果如何,都将留痕。这种技术手段的强势加入,仿佛给基层的权力加上了一把“监督锁”,大大降低了矛盾产生的可能性。

柔性化解于无形。比如,针对外来人口服务管理,枫桥镇提出了“红枫居”的概念,即镇党委政府向农户租赁闲置房屋,由镇里出资装修改造后向外来流动人口出租,可拎包入住。北青报记者了解到,这种管理模式还在升温,枫桥将试点打造全镇外来人口服务中心,提供居住证办理、劳务合同签订、子女入学等一站式服务,还要引入三点半课堂,帮助外来人员解决课后托管问题。“红枫居”模式实现了农户欢心、租客暖心、政府安心,可谓“一举三得”,也彰显了枫桥镇的“柔性”治理智慧。

妙调解:矛盾化解各展所长

“调解”,是北青报记者在枫桥采访时听到的“高频词”。在丰富的实践中,智慧的枫桥人探索出了大量行之有效的调解方法。

北青报记者发现,枫桥人调解矛盾总是“脚下沾泥土”,一方面,是密切联系群众,腿勤了,脸就熟了,话也就好说了。“90后”魏越锋是枫桥镇的一名社区民警,他每周都要下村入户3天,而考核入户成果的方式叫“两喊一不叫”:迎面碰上,村民能喊出民警的名字,民警也能喊出村民的名字,走进村民家中,连狗都不叫唤了,入户工作才算是达标。另一方面,调解矛盾不能仅限于桌前案头,更要靠脚踏实地的现场勘查,去年11月4日,枫桥镇楼家村两兄弟因家门口的道地界限问题发生冲突,除了组织矛盾双方在村委会调解中心开调解会,魏越锋还来到两兄弟家的院子里现场勘查了解矛盾根源。

当调解陷入僵局,枫桥的调解人总会“反复磨嘴皮”。曾经为了调解一个民事赔偿案,退休老民警、枫桥镇老杨调解中心主任杨光照足足磨了五天的嘴皮子,硬是把赔偿金额谈到了双方当事人都能接受的额度。“这还不算最难的,调解时间最长的一个案子整整花了一年时间”,作为当地调解矛盾的一张“金名片”,老杨总结说,“调解员就要有一张婆婆的嘴,说千言万语、靠苦口婆心。”

当地人公认的“老娘舅”、枫桥镇调解志愿者联合会的会长毛仲木也总结了十大矛盾调解法。比如“背”“面”结合调解法就需要灵活应用,有的案子需要对当事人背对背各自调解,有的则需要矛盾双方面对面商量;“看脸色调解法”则是在谈判的瓶颈期,在调解过程中懂得对当事人及家属察言观色,找到其中最有利于矛盾化解的关键人物进行突破。此外,还有联合调解法、品牌调解法、志愿者调解法、信访调解法、“坐着调”和“下沉调”等,通过灵活运用这十个调解方法,实现矛盾进得来、出得去。文/本报记者  蒋若静  武文娟

记者观察

新时代的枫桥给北京带来了什么?

“枫桥经验”在持续探索中生发出大量新思路,特别是新时代背景下“枫桥经验”,已由原先“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转向打造“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形成基层社会治理新样板。“枫桥经验”最可宝贵之处就在于与时俱进的创新意识。而北京作为超大型城市,也在基层治理中进行了一系列系统性、整体性的制度重塑和重构。

北青报记者在采访中深深感受到,新时代的枫桥经验和北京的基层治理制度都是“树”起来的,也就是树规建制,突出制度建设这条主线,社会治理才能越来越成熟与定型。北京,从网格化管理到街巷长、小巷管家,点面结合、纵深发展;枫桥,因外来人口众多,所以创设了“红枫居”,把对外来流动人口的管理变为一种服务体系,在办证、签合同、入学等一系列节点上固化下来。

新技术的赋能,也在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建设助力。在枫桥,微信小程序“越警管家”可在线向民警预约办事,枫桥镇正在筹建的“小镇大脑”,亦可一键生成每日政情,让矛盾处置更快更准。在北京,“花伴儿”“路见”等APP也在越来越多的居民手指间滑动,急难愁盼事,顷刻有回应。

新时代的枫桥经验和北京的基层治理制度也是“试”出来的,是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互相结合,很多做法都源于基层首创。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在北京,依靠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创立了“东城社工”“西城大妈”“朝阳群众”等一批治理品牌,他们活跃在基层的大街小巷,投身于治安巡逻、环境治理、文明劝导、社区共建。在枫桥,群众的广泛参与和创新同样不容小觑,139名个体户自发担任“红枫义警”,成为“平安枫桥”的自治品牌。此外,还有枫桥大妈、枫桥调解志愿者联合会、义工联合会等等,处处都有新生力量为基层治理而奔走鼓呼,可以说,基层治理,正在成为一场人民广泛参与的深刻变革。

新时代的枫桥经验和北京的基层治理制度更是“统”出来的,也就是坚持基层党建统领,以基层党组织的转换力、组织力和执行力孕育了生动的实践。北京市委从2019年开始每月召开“月度工作点评会”,“接诉即办”工作排名靠后的街乡镇都要被点名,这种“大抓基层”的制度设计层层传导压力,基层党员干部为主体的治理体系有了强大的内生动力;从执行上看,基层党组织把政治优势充分转化为治理效能,北京丰台区云岗街道党工委实现了央地联手破条块的治理模式,解决了云岗南区东里26号院长达21年之久的一楼“两制”问题;在新时代的枫桥,镇党委政府17名班子成员直接包村到人,每人紧盯1到2个村或社区,实现镇党委对村情民意的及时掌握。可以说,党建引领统筹,始终是基层社会治理夯基垒台、立柱架梁、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根本保证。

2020年10月28日,齐东村党支委选举结束之后,枫桥镇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董光泽马上召集新班子成员开了个会,第一时间帮干部扣好新班子履职的“第一颗扣子”。“凡事要讲规矩,无规矩,不能成方圆……新班子要有新氛围、新业绩、新要求,要敢负责、讲团结、重廉洁、讲纪律……”董光泽的工作笔记上,这些字迹力透纸背,仿佛在昭示着枫桥镇党委党建引领的力度和决心。

2020年12月23日晚7点整,诸暨枫桥的“红枫义警”陈荣周像往常一样穿上红马甲,走出他经营的店铺,准备上街巡逻治安。与此同时,在一千多公里外的北京,小巷管家、前门街道草厂社区小院议事厅副厅长李彩仙刚吃罢晚饭,按照习惯,她还得再去草厂横胡同转一圈,顺便看看前一天反映的地面结冰问题解决得如何。枫桥与北京,在同一个时间,不同的空间,基层治理的鲜活实践正在持续上演。

文/本报记者  蒋若静  武文娟

对话

驻村干部要“用脚步丈量民情”

对话人:枫桥镇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董光泽

北青报:在具体实践中,枫桥是如何开展村级管理、打造基层队伍的?

董光泽:这是一项系统的设计,首先是镇两委班子直插基层,担任“包村干部”之外,还设置驻村干部,建立起基层与镇党委的密切联系,将镇党委政府的工作及时传递下去的同时,指导村两委会干部按要求抓好落实,此外村里涉及到平安稳定的相关信息,第一时间向镇里报送。我们要求驻村干部“用脚步丈量民情”,并对他们设置了两种考核方式,第一种是,从村民名册里随意抽出几户人家的名字,驻村干部要能说出这家人的基本情况。第二种是,反过来问村民,驻村干部到他家去了几次、坐了多久、聊了几回。通过这种双向考核,让干部密切联系群众,主动作为。

对于村干部,我们也有扎实的考核机制,就是要在“干中换、换中干”。“干中换”即在干事的过程中发现干部没能力、不担当、没正气、不讲规矩,甚至违规违纪、没有大局意识、政治意识等,那就要果断换掉。而所谓的“换中干”,就是通过在选换人才干部的过程中来干成事,让队伍向上发展,推动基层治理的完善。

北青报:在枫桥,化解群众诉求有哪些原则?解决不了的怎么办?

董光泽:面对群众诉求,我们有4种基本态度,只要是有理的、合法的、正确的,我们枫桥镇党委政府会不惜任何力量、不惜血本去帮助解决好;政策不允许的、法律不允许的,我们也不会答应;对于困难群众,我们设身处地为人民着想,能帮助上的不遗余力地去帮助;但如果发现一些违法行为,我们是必须处置的。总结来说,就是合理诉求解决到位、无理诉求教育到位、困难求助帮扶到位、违法行为处置到位。

对于一些实在很难解决的不合理诉求,镇里每月会召开两次信访听证答复会,邀请当事人前来,参加的人员还有镇党委政府有关部门、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知名乡贤、律师、村干部等等,有理没理的都摆到台面上说,大家一起来讨论,让当事人理解。

北青报:将来,枫桥镇在基层治理中还会有哪些新探索?

董光泽:枫桥镇党委政府始终坚定、自觉地扛起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使命和担当,我们也一直在探索、创新。比如,目前全镇31个村的村规民约大同小异,内容笼统,可操作性不强,我们准备将村规民约改版升级:村规民约的具体条款要根据各村村情量身定制,由村民自己来提、自己来定,并经由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向村民公示,以体现绝大多数村民的共同意志。

村规民约修订好之后,将同步实施积分制管理,将村规民约里的具体条款赋分,并定期对排名靠前的家庭张榜予以表彰,实现正向激励。下一步,计划与诸暨农商银行对接开展试点,建设村民道德银行,对于积分制管理中优胜的家庭提前授信,无需担保,即可提供银行贷款授信额度,积分越高,授信额度逐年增加,从而引领村民见贤思齐。其实村规民约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它涵盖村级事务的各项治理工作,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新方式,来实现基层自治、德治、法治“三治”融合。

文/本报记者  武文娟  蒋若静

责任编辑:冯翀(QZ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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