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达峰”、“碳中和”成了今年两会的热词。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的重点工作包括扎实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各项工作。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
这两个热词中的“碳”即指二氧化碳，“碳达峰”是指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历史最高值，由增转降的历史拐点，“碳中和”是指排出的二氧化碳或温室气体被植树造林、节能减排等形式抵消。
去年9月，这两个词正成为我国未来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表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碳达峰、碳中和的推进牵涉到产业结构优化、能源结构转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立等多个领域，所需投资规模巨大。据清华大学发布的《中国长期低碳发展战略与转型路径研究》测算，中国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2020年至2050年能源系统则需新增投资约138万亿元，超过每年GDP的2.5%。
“如果要满足这么大规模的绿色投资，90%左右要靠金融系统动员社会资本，财政的能力相对有限，这是中国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要面对的现实。”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马骏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表示。
下一步，我国的低碳发展之路应如何谋划？碳达峰、碳中和将如何改变经济社会运行及人们的日常生活？目前离实现碳中和、碳达峰还有哪些差距？马骏在专访中一一解答。
“碳中和”的未来世界
澎湃新闻：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对经济社会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来讲，意味着什么？
马骏：意味着所有的高碳行业都要减碳了。高碳行业主要是能源、交通、建筑、工业这四大领域，这些领域在今后的几十年都要减碳到“近零”，有一部分产业从技术上来讲，做不到完全零碳，就需要用其它方式去固碳，比如种树。这是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就人们的日常生活而言，出行乘坐的交通工具将以电动车和氢能汽车为主；住的房子应该是绿色建筑，最好是“零碳建筑”；消费的各种产品，如家用电器，也应该是节能低碳的；电器用的电也应该是“绿电”，包括光伏、风电等。
目前全世界已经有了几个零碳园区，那就是中国碳中和之后的模板。零碳园区里，所有建筑、交通运输设施、电力设施都能做到零碳。现在国内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零碳园区，只有部分地区的某些领域已经做到“近零”排放，比如张家口的氢能公交、深圳的电动公交及北京的个别零碳建筑等。
但是30多年后，零碳的生活和生产方式要普及到中国的所有地方、所有产业。
“碳中和”需百万亿资金
澎湃新闻：在“零排放”普及的过程中，要解决哪些问题？
马骏：一方面是技术问题。就目前的技术路径来看，清洁能源方面，水电、风能、光能比较成熟，跟“非绿”能源相比，光伏发电和风能发电已经可以做到平价上网。但潜力巨大的氢能、海上风能等技术还没有完全成熟和做到可大规模商业化的程度。
此外，许多清洁交通工具，如电动车、氢能车还比较贵，比高排放的燃油车的成本更高。绿色建筑也比普通建筑的成本更高，在北京“零碳建筑”的建筑成本平均每平方米比传统建筑要多出一千多元。许多零碳技术已经有了，但主要是成本较高，因此经济效益达不到私营部门的目标，所以未来还需要加大研发，把成本降下来。
就一些高碳行业来讲，比如煤炭开采和煤电行业，如果没有成熟的、具有经济性的碳捕捉技术的话，这些行业以后可能要被完全淘汰。目前碳捕捉在技术上是可行的，其原理是将排放的二氧化碳捕捉后埋藏在地下，或捕捉后利用起来制造其它原料等。但到目前为止，碳捕捉的技术还不具备经济性。在碳中和的背景下，高碳的能源行业如果无法实现这类技术革新，将会完全退出市场，被清洁能源替代。
另一方面则是资金问题。我牵头的《重庆碳中和目标和绿色金融路线图》课题研究显示，如果重庆市（GDP规模占全国比重约1/40）要实现近零排放，未来30多年累计需要低碳投资（不包括与碳减排无关的环保类的绿色投资）8万多亿，这是一个较小的省级经济体所需的资金规模。
就全国来看，目前只有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牵头的《中国长期低碳发展战略与转型路径研究》测算过一个数字，为了实现碳中和，2020年至2050年中国需新增绿色投资约138万亿元，超过每年GDP的2.5%。
所以，所需绿色投资规模在百万亿以上是比较确定的，到底是一百万亿还是几百万亿，还需更多研究。
澎湃新闻：未来百万亿的资金投入如何实现？
马骏：以过去几年绿色金融发展的经验看，在绿色投资中，靠金融系统动员社会资本的比例占了90%左右，政府出资在10%左右，碳中和所需要的投资的来源构成应该也类似。这是中国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在发展中国家，政府财政的能力是有限的，如果要满足规模庞大的绿色投资需求，就要以社会资本为主。即便是在发达国家，社会资本仍要占据主要部分，一些发达国家公共财政在绿色投资中的比例在百分之二三十左右。
澎湃新闻：如何动员社会资本投资碳中和项目？
马骏：要让它们能有合理回报。按照目前的《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年版）》（发改环资〔2019〕293号），总共有211类绿色项目，我认为其中大部分项目是有经济效益的。比如，许多污水处理、固废、清洁能源等项目是有合理的投资回报的，银行和绿色债券市场也愿意给这些项目提供融资。
有些绿色低碳项目属于半公益性的，如某些海绵城市、部分绿化和林业项目、矿山修复、土壤修复等，这些项目或者没有收入，或者回报率达不到社会资本的预期。社会资本不会自动进入这些领域。对这些项目，政府可以用许多办法来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如：政府出部分资金，或者出些便宜甚至是免费的地，或者给与低成本且较长期限的资金，或者提供担保，或者将盈利性和公益性项目捆绑，或者提供某种生态补偿机制，以上办法亦可多项并举。
以“碳价”引导资源配置
澎湃新闻：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全国用能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以下简称“碳市场”）。碳市场将发挥怎样的作用？
马骏：碳市场至少应该在两个领域中发挥作用。其一，就是在被碳市场覆盖的“控排企业”之间有效分配减排活动。未来这些“控排企业”会涵盖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造纸、电力、航空等行业的大型企业。通过给企业设定碳排放配额，来激励这些企业减排，如果减不下来，就要出资买配额。这对于参与碳市场的控排企业来讲，就有了约束和激励。但是这些企业的数量并不太多，估计未来全国碳市场大概覆盖8000家左右。
其二，发挥碳价对所有企业和消费者行为的引导作用。我认为这个作用更为重要，因为全国几千万个企业都会参与其中，都应该受到碳价信号的引导。如果碳价被认为是要上涨的，那么所有的高碳行业就会预见以后的高成本，从而自觉减少对高碳活动（生产、采购、运输、消费）的投资和参与，转向低碳的经济活动。这就是碳价引导全社会资源配置的功能。
因此，必须要有一个有效的碳定价机制，这是碳市场最核心的功能。有效的碳定价要建立在足够的流动性基础上，要动员更多主体参与进来，尤其是金融主体要参与进来。而且不能光要有现货市场，还要有期货和其他衍生品市场。比如，期货市场可以给出未来五年乃至十年的碳价轨迹，这个价格信号就会影响企业中长期的绿色投资偏好。
澎湃新闻：哪些行业应率先进入全国碳市场？
马骏：目前进入全国碳市场的只有电力行业，从单个行业来讲，它的排碳量是最大的。今后，其他重化工业都要纳入全国碳市场，钢铁、水泥、石化、有色等行业都应该进入。至于对这些行业的约束有多大，则取决于碳配额的设置水平，如果碳配额设置得过松，碳价就不会上升多少，对企业减碳的压力或约束机制就比较有限。
世界银行有个测算，认为中国如果要落实《巴黎协定》（编者注：《巴黎协定》的主要目标是将本世纪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并将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前工业化时期水平之上1.5摄氏度以内），10年内中国的碳价应该要涨10倍。这就要求在总量上严格控制碳配额，这样碳价才能上去，才能对高碳行业有足够的约束力。
参与碳市场的许多高碳企业，天然有惰性，会抵制把配额设置得较紧的政策。我们需要有一个自上而下的目标，比如按照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来倒算配额的总量，并在此基础上给企业设置碳配额。
低碳转型风险需提早防范
澎湃新闻：各行业在低碳经济转型过程中，存在哪些风险？
马骏：所有高碳行业都面临转型风险，尤其是煤炭、煤电、石油、钢铁、水泥、石化、铝业等行业。理论上讲，30多年后高碳企业就不存在了。如果企业能通过技术升级转型为低碳、零碳企业，它就能存活下去，某些行业或企业如果无法获得这种技术，那整个行业或企业就得退出市场。
如果这些企业退出市场了，那么金融机构给它们的贷款可能会变成坏账，投资机构所持有的这些股权的价值也会降为零。一些国家已经要求银行系统计算高碳行业在银行资产中的比例，这就是所谓的“气候风险敞口”，部分欧洲国家报出的数字是在10%到20%之间。
国内目前还没有银行披露“气候风险敞口”。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对高碳行业或棕色资产还缺乏一个明确的、官方的定义。从防范金融风险的角度来看，对于棕色资产的界定是比较紧迫的问题，有了这个界定，银行就可以开始计算和披露棕色资产，明确其风险敞口。
此外，未来识别和控制气候风险，银行和机构不光要计算和披露棕色资产，也要计算和披露其投资或贷款项目所产生的碳排放和碳足迹。碳足迹有许多计算办法，其中之一是每1万元贷款所支持的项目的排碳量。碳中和就是要把碳足迹变为零。所以碳核算，包括碳足迹的计算是一个基础性的工作。有了碳足迹这样的数据之后，央行就可以使用合适的政策工具来支持减碳努力的银行。
“碳中和路线图”亟待出台
澎湃新闻：为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当下最紧迫的任务是？
马骏：各个省应该制定碳达峰、碳中和路线图。有了规划，才能明确要做哪些绿色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的项目，金融才能配套支持。在做碳达峰、碳中和路线图的时候，必须注意，不可只考虑10年内碳达峰，而是应该同时考虑30多年内实现碳中和的路线。换句话说，不能制定出与碳中和相矛盾的碳达峰路线图。
有些地方认为碳达峰就意味还有10年的机会可以增加碳排放，还可以新上不少高碳的项目。这种观点是非常错误的。如果10年内上了许多高碳的项目，尤其是新的煤电项目，就会给此后30年的碳中和制造巨大的障碍，也会人为地导致这些高碳资产在此后30年内成为搁浅资产和银行坏账。因此，在未来10年，应该要尽量避免上比现在平均碳强度更高的项目。
澎湃新闻：据您了解，各地政府对于碳达峰、碳中和的认识水平及推动力度如何？
马骏：我觉得各地政府的认识在过去6个月里迅速提高。去年10月，我在一个副省级城市做讲座，在座的多为当地政府官员及企业家，当时对碳中和有具体了解的人还很少。现在大部分人都知道了。一些省级政府还是比较关心高质量发展的，希望它们能在低碳、零碳发展方面做出表率。
澎湃新闻：路线图制定中，您有哪些经验值得推广？
马骏：在《重庆碳中和目标和绿色金融路线图》的研究中，我们总结出一个比较有意义的做法，就是要把绿色项目和金融紧密结合起来，中间需要有一个协调机制，一个桥梁。这个桥梁可以是项目库的形式，需要由地方发改部门牵头，各个主管实体经济和金融的部门积极参与。项目库既是信息平台，同时也有一定的激励机制，形成一个绿色项目找到低成本资金、资金和政府激励机制找到绿色项目的对接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