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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诈骗村”:海南儋州的反诈之路

2021-05-11 04:30 新京报

来源标题:走出“诈骗村”:海南儋州的反诈之路

在南罗村的宣传栏上,反诈标语十分醒目。新京报记者 金贻龙 摄

南丰镇下辖的村庄内,打击电信诈骗的标语随处可见。 新京报记者 金贻龙 摄

“勤劳致富光荣,诈骗钱财可耻!”宁静的村道上,一行打击电信诈骗的红色标语格外醒目。

这里是儋州,海南省西部,濒临北部湾,海岸线长达200多公里,滩涂湿地星罗棋布。不过,很多人知道这个年轻的地级市,并不是因为旅游,而是来自当地的诈骗短信。

短信内容大致是这样的:“尊敬的旅客,您预订的XXX次航班因故已被取消,为避免影响行程,请及时联系客服400XXXX办理改签手续……”

这些诈骗团伙大多是来自当地乡镇的“80后”“90后”,本地人戏称他们是“作吃仔”(儋州方言,意味自食其力的人)。他们有的是兄弟姐妹,有的“全家齐上阵”,有的甚至未曾坐过飞机。

最疯狂的时候,当地出现了以木棠镇高犁村、南丰镇南茶村、兰洋镇南罗村等村庄为代表的“诈骗村”。作为被国务院“点名”的全国首批7个电信诈骗重点整治地区之一,儋州自2015年以来,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全民反诈战”。五年过去了,新京报记者走进儋州,观察其中的变化。

“打工不如打电话”

从木棠镇往东南方向行驶半个小时,七拐八弯之后,一条绵长而狭窄的小路向大山深处延伸。车窗外是绿油油的稻田,和看不到尽头的山林。

外人很难想到,这个看起来远离现代都市的地方,是儋州市电信诈骗重点整治地区——高犁村。

从地理位置上看,高犁村算得上古老、封闭,许多村房还是碎石修成。或是多年的风吹雨淋,村道边打击电信诈骗的标语有些泛黄,一位退休村干部感慨说,“村里十几岁的年轻仔搞诈骗好普遍。”他告诉新京报记者,这种情况不止发生在他们村,这里也并非儋州市电信诈骗的源头,“只是这些年,村里干诈骗被抓的人比较多,才引起了外界的更多关注。”

早在2013年10月,儋州市公安局就曾在高犁村开展围村收网,当时抓获了34名涉嫌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他们都是高犁村人,全姓羊,年龄从16岁到30多岁不等。其中学历最高的也才初中毕业,其中还有兄弟、兄妹合伙作案,妹妹假冒客服人员,帮哥哥诈骗别人。

按照这位退休村干部的说法,高犁村的电信诈骗风气也是在那个年头形成的。当时村民的流动性大,很多年轻人初中没毕业就外出打工。接触外面的人和事多了,有人把学到的“技术”带回村里。后来,村里甚至流传起一句话,“打工不如打电话”。

他们的诈骗形式并不复杂。一位办案民警向新京报记者介绍,一台电脑,一部手机,再到网上买一个以“400”开头的客服电话和银行卡,就开始在各大网站上发布航空公司“机票退改签”的消息,留下客服电话,“等鱼上钩”。

“村民们以网络诈骗为职业,一旦有人被骗,还有专人负责到附近乡镇的银行ATM机上取出非法所得款,去取钱的人还能分一笔钱。”据办案民警透露,靠着诈骗所得,村里不少人都买了几十万元的轿车,不出去工作也能生活滋润。

“外面的诱惑”

没人能解释清楚儋州的诈骗风气是如何形成的。

“只要一个地方有一个人做了一件事情,并获取了利益,这里的人就会跟进学习。” 谈及地域性诈骗的成因,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刘远举曾对媒体这样解释。

羊贵东最早在2006年就知道儋州“有诈骗”了。他的老家挨着高犁村,中学时,他喜欢去镇上学校附近的网吧打游戏,经常看到一些“社会哥”用QQ群发中奖消息。

在他印象里,“社会哥”们很拽:骑摩托,染头发,有文身,网吧一半以上的电脑都被他们承包了,“一整排都是他们的人,他们还问我要不要帮忙管理机器,一天200块钱,管饭。”

多年以后,羊贵东才弄明白,当初与他擦肩而过的“生意”,其实就是骗取QQ兑奖的手续费和保证金。这或许是儋州最早的“诈骗”手段。

2009年之后,儋州地区的诈骗手段借着互联网出现了延伸,从“400”开头的网络诈骗电话,到盛行一时的机票退改签短信诈骗,还有电视节目抽奖中奖骗术。

“犯罪分子的反侦查意识比较强,技术经常‘升级’,警方也在研究他们的作案手段,这是相互较量的过程。”儋州市反诈专项办负责人赵细军向新京报记者介绍,这种诈骗并非单个人能完成,如今,诈骗团伙已经形成了包括买卖“两卡”(指电话卡和银行卡)、获取公民信息、提供网络引流及网址域名技术服务、冒充客服聊天、取款分赃等诈骗链条。

在儋州,许多老人留守乡村种橡胶,年轻人外出务工,诈骗团伙便将目光瞄准十几岁辍学的初中生或待业青年。他们混迹在各种QQ群,“谁个愿意提供银行卡走资金流?”虽然未提诈骗,但大家彼此形成了默契,愿者上钩。

根据“行规”,只要提供一张银行卡,就能获得2000元左右的酬金。提供取款服务的人,每单抽成10%-20%,有的熟手干脆玩起“黑吃黑”,把取到的钱私吞。

羊贵东如今已是木棠镇积万村支部书记,在他看来,当地诈骗泛滥的原因是外面世界的诱惑太大,“看到别人诈骗轻松到手几万块,天天吃好的喝好的,小车开着,多少有些心动。”

儋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第三大队民警符警官也有类似的感受,他从警十多年,办过多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他发现,很多嫌犯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少年,符警官常在心里想,“多好的年纪,应该好好读书啊,怎么会干起诈骗?”

而让符警官觉得更荒唐的是,在当地不少农村,有些上了年纪的老人会拿诈骗作为评判小孩是否有出息的标准,即便警方发布网上追逃令后,也很少有家长会规劝其孩子投案自首,“他们甚至觉得无所谓。”

被“点名”之后

由于诈骗猖獗,2015年10月9日,国务院将儋州市列为全国7个电信诈骗重点整治地区之一。此时,儋州升级为地级市还不到半年。

很快,消息传到了这个人口刚过百万的年轻城市。当时,符警官还只是儋州市一个乡镇派出所的普通民警,让他没想到的是,自己热爱的城市会以这种方式“出名”。

他形容那种感觉“很难堪”,但转过头来,他又和同事们开始思考:“是不是我们的打击力度还不够?”

其实,被“点名”前两个月,儋州市就启动了打击电信网络新型犯罪专项行动,在专项行动动员部署会上,儋州警方表态,要主动出击,打掉儋州电信诈骗这张“黑名片”。

与专项行动“配套”的还有联席会议制度,由市委书记和市长同时担任组长,成员包括市综治办、法院、检察院、司法局、人民银行、工信局、银监办等22个成员单位主要领导,会议不定期召开,成员单位主要领导必须参加。

2016年,儋州市制定了举报奖励办法,最高奖励50万元。2019年,奖励办法做了修订,群众举报抓获1人的奖励人民币1万元,直接扭送1人的奖5万元,动员投案的酌情奖励,最高奖励50万元。

“群众参与举报的积极性越来越高了,每年发放出去的奖励都在增加,政府的拨款上不封顶。”儋州市反诈专项办负责人赵细军提供了一个数据,截至目前,全市已发出奖金八百多万元。

2019年,儋州开始实施“史上最严问责机制”,各镇党委书记、镇长等负责人立下“军令状”,对摘不掉电信诈骗重点镇“帽子”的相关负责人予以免职。

儋州市公安局也摸索出了“全警反诈”的工作思路。普通侦查员、基层派出所都得接电信诈骗的案子,无论大小。符警官所在的刑警支队每个月都要开两三次总结会,这些年形成了一个传统——大队长会在会上公布每一位侦查员当月的破案数量、挽回损失等情况。每当念到自己的名字时,符警官都莫名觉得激动。

赵细军觉得,当前的电信诈骗态势对儋州的地方形象不利,也会影响今后的投资营商环境,“局里已将打击电信诈骗提高到和‘扫黑除恶同’等重要的位置。”

赵细军的另一个身份是儋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第三大队大队长,从2017年起,他带领的这支拥有15位民警的队伍开始专门从事“反电诈”工作。平日里,除了定期组织开展“断卡”行动、“蓝天”行动、“净土”行动等集中收网外,他们还要核查落实公安部、海南省公安厅下发的诈骗线索。

符警官就是在2017年调到市局刑警支队第三大队的。和很多同事一样,加班成了常态,有一段时间,几乎每个月都有外地警方跑到儋州来寻求案件协助。

最忙的时候,符警官一个人就接了20起电信诈骗案件,困了就嚼槟榔。“去饭堂吃饭或者下班路上,都能听到很多同事在谈论手上的案子,现在全国流行什么诈骗手段,有没有可能出现在儋州。”

正在发生的改变

改变是一点点发生的。从城市街头、公共场所到乡间小道,反诈标语多了起来;警方的喇叭每天在路上响个不停;去银行取钱的人不能戴帽子,否则取款机就会发出警报声。

参与侦办电信诈骗案后,符警官明显感觉到工作方式变了。过去,他的日常工作和大多数基层民警一样:接报警电话,做笔录、跑现场,面对的是一个个具体的人。而现在,他常常对着电脑屏幕,在网上找线索,从作案工具中找受害人。

符警官发现,以前积累的经验,在诈骗案上用不上了。他逼着自己学习,每办结一起诈骗案,就研究他们的作案手法,工作笔记上写得密密麻麻。现在,他接到疑似电信诈骗的电话,不会像以前一样直接挂断,而是主动和对方聊一聊,“万一又学到经验了呢?”

与其他地方侦破诈骗案的方式不同,儋州作为“窝点地”,往往没有案源,要靠警方自己找受害人。符警官解释说,“即使嫌犯交代了诈骗行为,但没有受害者的指认,就形成不了证据链,定不了诈骗罪。很多时候,嫌犯自己都不知道骗了谁。”

在去年的“断卡2号”集中收网行动中,儋州市公安局抓获了一个有30多名成员的特大网络诈骗犯罪团伙,涉案金额超过一千万。在这起案件中,作案银行卡有100多张,受害者超过500个,遍及全国27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最远的受害者在新疆。专案组给受害者一个个打电话,向他们的属地派出所发协查函求外援。

这摊细碎的活儿并不好干。第一次,专案组发出了550份协查函,但反馈回来的材料只有100多份。“很多受害者嫌麻烦,不去报案,有的人压根儿不知道自己被骗了。”

一开始,民警们用私人手机给受害者打,很多人直接就撂了,也有人反问,“是不是又想骗我?”民警后来用局里的座机打,两次、三次、四次,僵局才慢慢打破,最终收到了460份报案材料。

这些变化并非一日之功,还得益于5年前由市委、市政府批准,在儋州市公安局挂牌成立的反诈骗中心。这是海南省第一家反电信诈骗中心,整合了公安、通信、银行等各方资源,抽人专职联席办公。

儋州市公安局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新京报记者,反诈中心成立后,既简化了办案流程,更重要的是能够及时对涉诈电话进行预警和拦截,使发生诈骗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反诈中心民警黄曾好的工作是拨打劝阻电话,他每天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刚刚尾号×××是不是给你打过电话?不要相信,他是骗子……”像这样的电话,在诈骗案高发期,他和团队一天要打一千多个,“我们不敢保证打这个电话能起多大作用,但打出去了,能引起老百姓的警惕,就放心一些了。”

一个可喜的信号是,2019年以来,儋州全市共抓获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2338人,破获案件4340起,捣毁诈骗窝点249处,缴获冻结涉案资金951万。

最近,黄曾好觉察到,反诈骗中心分析出的诈骗电话越来越少,他平均每天只拨出100个阻断电话,“这是好事,说明打击多了,骗子变少了。”

“要治标,更要治本”

2020年,公安部对诈骗窝点集中、黑灰产泛滥、行业问题突出的重点地域实施红黄牌警告和挂牌整治制度,儋州连续18期综合分值排名未被通报。

“不能让’打工不如打电话’的思想继续蔓延了。”谈及当下的反诈工作,赵细军语气坚定,“曾经,这里有些老百姓好逸恶劳,开了一个不好的头,现在要把诈骗土壤、文化彻底铲除,不仅要治标,更要治本。”

赵细军告诉新京报记者,眼下,儋州市的反诈力度并未减轻,警方需要应对不断涌出的新型骗术。比起办案数据,一些本地诈骗犯的改变更让他感到欣慰。

兰洋镇南罗村委会治保主任冯跃形向新京报记者介绍,儋州市曾向电诈重点村派驻工作组,对重点人员实行行踪报告制度。所谓“重点人员”,是指电信网络诈骗在逃人员、刑释人员、在押人员。儋州近年来列管的4325名涉诈重点人员,也全部纳入了电信网络诈骗重点人员名单,他们需要配合采集声纹、指纹、DNA、虹膜、手机等基础信息。“搞这么严,就是想在村里形成震慑,让他们彻底断了行骗的念头。”

变化体现在刑释人员身上。冯跃形说,“以前有些小孩不懂事,法律意识淡薄,骗钱挥霍,现在经过教育改造,他们改变很大,很多刑释人员都在通过各种方式改变自己的生活,有创业的,有外出打工的,还有的成为了养殖大户。”

王斌(化名)是兰洋镇的村民,今年30多岁,初中辍学后,曾做过一段时间的电信诈骗,被抓后判了四年多。

出狱后,他看到村里扶持种植业,就和朋友合伙承包了20亩地种水果。每天凌晨,妻儿还在熟睡,他就爬起床去橡胶林割胶,如果不下雨,一天能有两三百元收入。下午,他再到果园打药除草,这些果苗去年第一次结果就卖了几万元。

如今,他已经记不起当年实施诈骗的细节了,但提起这件事他还感到后悔,“再也不敢接触那些东西了,勤劳才能致富。”

5月2日午后,冯跃形开着车穿村而过,这里盖起了成排的楼房,错落有致。村民操持着村外的500亩葡萄园,再过几个月,它们将迎来又一个丰收季。只是村口的宣传栏上,还挂着打击电信诈骗的标语,提醒着这个村庄的过去。

责任编辑:詹雨泉(QZ0018)作者:金贻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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