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青年参加革命，都是从唱歌开始的
北平学潮震动南京，蒋介石宣布于1936年1月16日召全国学校领导和学生代表“晋京聆训”，听取学生意见，告知政府处境和对日政策。北平学联认为“聆训”会使学潮平息，应该阻止这一活动，并决定按照中共北平市委指示，派学生南下农村宣传抗日救亡，与工农结合，扩大学运影响。学联在燕京大学召开各校学生代表大会，进行投票，结果出乎学联领导人的意料，大部分学生赞成去南京“聆训”。执行主席郭明秋情急之下宣布休会，与黄敬等商量对策。会议再开始时，改变投票规则，不按人头而按一校一票重新表决，结果赞成南下宣传者占多数，决议通过。
“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兵分四路出发，清华男生组成了一个自行车队，副队长是后来成为著名科学家的钱伟长。多年后钱伟长还对人津津乐道，他和夫人孔祥瑛是“一二·九”做的媒，他们是12月9日在街头游行时认识的。
南下宣传队的主要宣传方法是唱歌和演剧。对今天的年轻人提起“一二·九”，他们首先想到的也许是大合唱。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就有高校组织纪念“一二·九”的歌咏活动，逐渐成为传统，全国各地几乎所有大学中学都会在12月9日这天组织合唱比赛。“一二·九”的确与大合唱渊源很深。“一二·九”爆发之际，正值救亡歌咏运动发展至高潮，歌咏和“一二·九”互相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救亡歌咏运动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为重整文化宣传阵地，中共地下党联合进步人士，发起了一系列左翼文艺组织和运动，如著名的左翼作家联盟、戏剧家联盟、电影小组。音乐方面，聂耳、贺绿汀、任光、安娥、吕骥、冼星海等人创作了大量通俗的革命和救亡歌曲，《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打回老家去》《松花江上》《大路歌》等即诞生于此时，至今还在传唱。这些歌曲大多先是作为电影配乐，借助银幕、广播传播，旋律朗朗上口，歌词充满爱国热情，很快流行开来。左翼音乐工作者从1935年开始发起救亡歌咏运动，深入群众组织歌咏团，更使这些歌曲红遍全国，几乎人人会唱，尤其是青年学生歌不离口，每逢聚会、集体活动，都会自发大合唱。
在游行队伍最前列执掌清华门旗的赵俪生晚年回忆“一二·九”时写道：“一定得提到‘歌’。真是歌之力量大矣哉！很多青年参加革命，都是从唱歌开始的……以我来说，朋友们一致说我是身上连一粒音乐细胞都没有的人，但所有这些救亡歌曲我都会唱，而且五六十年后，有时仍可引吭高歌，足见其时代魅力之大。另一首歌，其中有三句云：我们的歌声唤醒了城镇，也唤醒了偏僻的大小村庄，这歌声给我们巨大的力量……的确如此。所以我们常说，抗战是唱歌唱出来的；又说，抗战胜利是救亡歌曲的果实。这些话听起来‘玄’，但其中的意思没有错。”
唱什么歌是很有讲究的，南下宣传团就因为对唱歌意见不统一发生了分裂。学生们在农村反复唱两首歌：东北义勇军传来的《时事打牙牌歌》和苏联的《工人歌》，其中有一些宣传共产革命的歌词，如“苏联本是共产国，自由平等新生活”，“生活像泥河一样流，机器吃我们的肉，煤烟涂黑我们的脸”等。这些歌词农民听不懂，燕京大学一支小分队提出，“赤化”宣传跟抗日有什么关系，不要再唱。左翼同学与之发生激烈争论，从国际形势辩到世界观价值观，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燕京小分队决定退出宣传团返校，黄华给他们送行送了十余里，和平分手。燕京新闻系的陈翰伯后来反思，现在看来当时唱这些歌确实不妥当，属于“左倾”关门主义路线残余。两个月后的“三三一”游行因为唱《国际歌》，又引发许多学生当场站起来退席，说此歌与抗日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