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红军烈士陵园纪念碑
地点：遵义红军山
黔北重镇——遵义，时常以浓云笼罩迎接新的一天。不过，一旦太阳跳出云层，炽烈的阳光就会热情拥抱这座高原上的城市。这像极了81年前中国共产党人在长征中的境遇。
在共产国际代表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让中央红军不得不放弃根据地突围西征；湘江一役，又让中央红军折损过半。由于长征初期缺乏思想准备，部队的一些新兵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打仗牺牲，红军指战员对“洋参谋”的不满越积越深。
一场大变革在所难免。
那时的遵义是黔军军阀王家烈的一颗“掌上明珠”，是贵州第二大城市；不过这里的财富积累靠的是鸦片、酿酒，以及贩卖奴隶。鸦片，不仅让这里的人赤贫如洗，也让贵州军阀部队里左肩背长枪、右肩挎烟枪的“双枪兵”毫无战斗能力。遵义因此成为红军长征途中攻下的第一个中等城市。
历史选择了遵义。
遵义会议的召开不是突发事件，而是经历了一个长期而紧张的酝酿过程。从1934年12月全军渡湘江，到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召开，一个半月的时间里，中共中央连续召开了三个重要会议：
12月12日，召开通道会议，红军改变向湘西北挺进的路线，转而挥师贵州；
12月18日，黎平会议，决定向遵义挺进；
1935年1月1日，猴场会议，再次确定“先抵黔北，夺取遵（义）、桐（梓），发动群众”。
其实在更早之前，确切地说是长征刚一开始，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张闻天同毛泽东、王稼祥住在一起时，进一步加深了对毛泽东的了解。张闻天在《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中回忆道：“在出发以前，最高‘三人团’要把我们一律分散到各军团去（后因毛泽东同志提议未分散）。我当时感觉到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记得在出发前有一天，泽东同志同我闲谈，我把这些不满意完全向他坦白了。从此，我同泽东同志接近起来。他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打下了物质基础。”美国《纽约时报》记者、作家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形象地把这段历史比喻为“担架上的‘阴谋’”。
今天，我们再走入设在黔军师长柏辉章旧宅二楼的遵义会议会议室遗址时，只感受到平静。回望81年前，这里却进行了一场决定一支军队、一个党，甚至是一个国家命运的激烈交锋。
在会上，毛泽东做了一篇长达一个多小时的发言，他坚持认为过去的军事路线错了，并将其归结为“防守中的保守主义”、“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毛泽东的讲话赢得了热烈的掌声，因为他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
遵义会议之后，一切都变了。这是一座分水岭：从此毛泽东逐渐掌握了领导权，长征开始找到方向；从某种意义上说，遵义会议也是中国革命的成年礼，开始摆脱共产国际的干预和束缚，而显示出无穷的生命力。
爬红军山、走红军街、拜红军菩萨，如今行走在这座城市，历史的壮丽感已化作潺潺溪水滋润着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这里的人民以自己的方式传承着红色基因。每逢周末，曾经行走过红军队伍的苟坝、鸭溪、花茂的山路，也经常会堵车，一车车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在这里开启“寻根之旅”，探寻贵州秘境。在召开过苟坝会议的枫香镇苟坝村，马灯成了当地人民的信仰。当年，心急如焚的毛泽东曾夜提马灯奉劝周恩来、朱德停止了冒险的进军；如今，马灯则照亮了村里农家乐、手工艺人的前程，一场新的长征正在疾步行进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