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延凯现今住在西昌市区，96岁的他思路清晰，只是有点耳背，时不时需要老伴文喜芬的大声重复。在刘延凯脑海中，81年前的壮观一幕仍记忆如新——1935年5月22日，礼州镇的蒙蒙清晨，长长的街面上睡满了红军，一眼望不到头，刘延凯只能从酣睡的队伍缝隙中迈过去。当时，15岁的刘延凯作为西昌地下党员，在礼州镇，与从会理行军至此的红军接应。红军前后在礼州停留6天，召开了礼州会议，确定了北上强渡大渡河的路线。
主力集结
中央红军大会师
1935年5月，西昌县城人心惶惶。5月初，城内各校停课遣散，在读初中的刘延凯回到了礼州镇的家中。
礼州镇，古称苏祁县，位于西昌城北25公里，是当时西昌县礼州分县衙署所在地。
刘延凯出生于礼州一户商人家，1934年入党。1935年，这名只有15岁，个子矮小的学生，面对可能前来攻打西昌的红军，主动向组织要求去接应他们。
1935年5月19日早，红军抵达礼州了。还要攻打西昌城吗？刘延凯当时并不知情。
1935年5月16日，撤离会理后，红军剑指西昌，但在18日，守城的国民党川康边防军司令刘元璋大火烧城，为争取时间北上，中央军委19日决定绕道过西昌，主力红军陆续到达礼州，这是中央红军自瑞金出发以来，红一、红三、红五、红九军团及中央纵队的首次合兵会师。
打富济贫
礼州比过年还热闹
从19日开始，红军在礼州驻扎了6天，礼州是红军在西昌境内停留时间最长、驻军最多的乡镇。大部队在此整休多日，得到了充足的物资补给。
“见到红军就像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刘延凯兴奋地回忆道，“因为红军打富济贫的政策，整个礼州集镇比过年还热闹。”
据民国《西昌县志》记载，红军所到之处“倾筐倒箧，发掘窖藏，凡遇金银烟土首饰旧衣及一切贵重之物，则自取之。所有布服等件，难于运动者，则用竹筐舁至文昌宫戏台上，向空抛掷，任贫民争取。官私仓库，谷米杂粮，洞开门户，听人搬运”。
在礼州往北5公里的田坝村，红军还为当地村民挖了一口井。如今这口“红军井”仍源源长流，为村里近5000多人提供饮用水。
这个田坝村，就是当年毛主席住过的村子。
边家大院
毛主席曾在此“打牙祭”
今天的田坝村仍旧保留着许多土砖青瓦的老房子。在村支书张明春的带领下，我们来到村中心的边家大院。
推门而进，这座老宅仍保留檐牙高啄的阁楼，显示出它的与众不同。1935年5月19日，毛主席下榻在此办公。
“边家大院是田坝村边氏族长的家宅，四角原来筑有碉堡，易守难攻。”张明春说，住到这里的第二天，毛主席在大院请各位首长“打牙祭”。在院子的西厢房，有一张布满刀痕的八仙桌，因为没有菜板，红军厨师就在这张桌子上切菜剁肉。
打牙祭的快乐时光并没有让红军放松警惕。在毛主席办公的正房门框上，还留着当年凿出的两个核桃般大小的射击枪孔，由当时在屋内的警卫专门把守。
“大胡子首长”周恩来则住到了礼州东北角的一座寺庙——西禅寺。
当时的礼州看似平静，但红军前路凶险，国民党早已在大渡河摆开阵势，并扬言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如何突围大渡河？成为中央红军亟待解决的问题。
急电三军
探查两条渡河路线
5月20日，朱德总司令在礼州向行进中的各军团发出了强渡大渡河，以及创立川西北苏区的万万火急行动电令。
具体部署主要是寻找渡河的路线：令刘伯承、聂荣臻的先遣部队当夜赶至冕宁泸沽侦察，次日向越西方向行进探敌，刘亚楼率领第二先遣团跟进。
从泸沽到大渡河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经登相营、越西至大树堡，由此渡河，对岸即富林，这是通往雅安、成都的大道；另一条是经冕宁、大桥、拖乌至安顺场，山路崎岖难行，尤其要通过彝汉民族隔阂很深的彝族聚居区，国民党地方部队也在这一带布下了重兵。
此时，礼州、冕宁的地下党主动与红军接上了头。
“如果红军要进城，我可以去联系。”刘延凯说。一名红军团长回复他：“我们强渡大渡河，不能久留，也不进城。”
当时一位小红军战士问留宿在红军驻地的刘延凯：“同志，你愿意和我们一起同去吗？”刘延凯说：“我一定和你们一同北上抗日。”
但此时，全军上下，并未确定选择哪条渡河路线。
礼州会议
确定过彝区再渡河
按照既定计划，红军首选大道，但在5月21日上午，军委接到了刘、聂发来的侦察报告。报告吸收了冕宁地下党的意见，认为敌人已判定我军将走泸沽至富林大道，把富林作为防守的重点，我军若走富林渡河，正遇敌人主力，不易成功，报告建议军委改变行军路线，走冕宁至安顺场这条小路。
随即，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以及各军团主要负责人林彪、彭德怀等人在田坝村的边家祠堂召开了军事会议，会议完全同意刘、聂关于改道的正确建议，决定红军主力改由冕宁，经彝区，在安顺场一带强渡大渡河。会议还研究了大渡河战役的有关问题。
这场会议史称礼州会议。会后，军委于当晚6点发出万万火急的改道电令。
历史也许就在这一瞬间被改变，这才有了之后的彝海结盟、强渡大渡河。边家祠堂永久地记录了这一历史瞬间。如今，这座清道光年间的祠堂只剩下空旷正堂，但院内的老石榴树仍旧枝繁叶茂果实累累。
礼州会议确定改道冕宁后，5月22日一早，红九军团的政治部主任黄火青对刘延凯说：“现在你赶快回去，找到你们那些同志，继续干，注意保密。”
清晨，从红军驻地出来，刘延凯见到了让其终身难忘的画面，礼州街面上睡满了红军，其中有新参加红军的老乡，还有一些彝族同胞，“我内心惆怅，又难以平静。”
1938年，带着对红军的眷恋，刘延凯最终还是奔赴他向往的红色圣地延安。(记者 张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