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我国是一个典型的陆权型国家，对海洋的关注长期不足，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更是把中国排除在世界体系之外，这不仅使我国逐步落后于时代，也让我国饱受来自海洋的困扰。
在很多国人的印象中，毛泽东是一个陆战大师，指挥人民军队依靠小米加步枪，打败了国民党的800万军队，推翻了蒋介石政权。事实上，作为一个中国当代伟大的战略家、军事家，毛泽东对国家安全的认识远远不止陆地，他同样把深邃的视线投向了万里波涛。
抗日战争时期，驻扎在威海刘公岛的汪伪海军练兵营的卫队长郑道济率部600余人起义，他们杀死日军17人，伪军20人，驾驶1艘军舰、3艘汽船加入八路军，被改编为胶东军区海军支队，成为我党领导的第一支海上武装力量。消息传到延安后，毛泽东非常高兴，对身边的同志说：“你们想到没有，日本人被赶走以后，要看好我们国家的东、南大门，就要建立一支我们自己的海军。从现在起，我们就要开始研究海防、岸防的问题啊！”随后，毛泽东指示叶剑英成立了我军历史上第一个“海军研究小组”，揭开了筹划海军建设的序幕。
1949年1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出《目前形势和1949年的任务》的决议，指出：“1949年及1950年我们应当争取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及一支能够保卫沿海、沿江的海军。”此后，毛泽东多次强调建设海军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说：“海军和空军应该加强，尤其是空军，更应该加强。我们打了几十年的仗，就是对于头上的东西，没有办法应付，只得凭不怕死、凭勇敢、凭牺牲精神。然而在今天，我们有了建立和加强海空军的条件，因此也就应该着手建立起来。现在是把破烂的东西修理起来，并请专家，买飞机，想尽一切办法搞好海军阵容。”毛泽东还指示第三野战军前敌委员会，在发起渡江战役前后，尽快将华东军区海军组建起来。1949年4月23日，在解放南京的前一天，人民海军第一支部队华东军区海军在江苏泰州白马庙正式成立。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海军建设更是投入了大量心血，提出了很多战略方针，也亲力亲为解决了很多困难和问题，体现了其炽热的海洋情怀和对建设强大人民海军的期待。
“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
1950年元旦，毛泽东为《人民海军报》创刊号题词：“我们一定要建立一支海军，这支海军要能保卫我们的海防，有效地防御帝国主义的可能的侵略。”
1953年初，中央决定在6月召开全国经济工作会议，总结前4年的经济工作，提出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了切实掌握全国的经济形势，毛泽东决定到长江腹地的武汉至南京地段进行沿江考察，并听取湖北、江西、安徽和江苏四省相关省市领导的工作汇报和意见建议。毛泽东提出：“走水路，可乘军舰去。”这样还可以考察海军建设。
经过军地多部门协调，最终华东军区海军“长江”号军舰承担了这一重要任务，成为毛泽东的座舰。华东军区海军洛阳舰担任护航和备用任务。两舰为了执行这一光荣使命，进行了周密准备，考察调整了随舰人员，整理了舰容舰貌，补充了燃油和淡水，并且卸下了所有的弹药，以确保安全。两舰2月14日从上海起航，于17日准时抵达汉口码头等待毛泽东一行登舰。
2月19日上午11时许，毛泽东在其他中央首长的陪同下，健步登上长江舰，开始了这次著名的长江考察之旅。航行期间，毛泽东兴致颇高地把全舰走了一遍，登上了驾驶室观看水兵操舰，到各个部门了解战士们的生活和学习情况，到各个战位了解各种武器装备的作战性能，到厨房了解战士们的伙食情况，还到闷热喧闹的机舱了解舰船动力情况。其间，毛泽东深情地对水兵们讲：“100多年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大都是从海上来的。我们的海岸线这么长，必须要建立强大的海军。过去我们没有空军，也没有海军，现在已经有了飞机、有了军舰，虽然现在我们的海军还不够强大，但只要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干，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二个五年计划，不行，再来一个百年计划，到那时我们就有自己先进的军舰。”
2月20日凌晨3时，两舰到达江西省九江市码头，毛泽东同大家一起走进舰上的会议室。见舱壁上挂着华东军区副政委谭震林书写的“为太平洋和平而奋斗”的题词，毛泽东教育大家说：“现在太平洋不太平，帝国主义还欺负我们。我们的海军强大了，太平洋就可能太平。”他还说：“干海军就应当爱军舰、爱海岛、爱海洋。”这句话成为海军教育的核心理念被传颂至今。
面对近在咫尺的共和国领袖，两舰官兵激动万分，大胆提出想请毛泽东为本舰题词。毛泽东欣然应允，但并没有马上动笔。经过认真思考并参考随行人员意见后，毛泽东在2月21日分别为长江舰和洛阳舰挥笔写下了：“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要建立强大的海军。”“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题词极大地鼓舞了两舰官兵乃至全海军官兵建设强大海军的信心和决心。这种鼓舞一直持续至今，成为海军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除了邀请毛泽东题词，两舰官兵还提出了和毛泽东合影留念的要求。毛泽东同样高兴地说：“好嘛，同舟共济好多天，应该合个影。”2月21日上午9时，合影准时开始。官兵们簇拥在毛泽东周围，留下了人民海军历史上最著名的合影照片。
航行期间，毛泽东提出想看看海军最大的舰艇和最新的装备。为此，海军紧急从第六舰队和第五舰队调来2艘较大的护卫舰南昌舰和广州舰、1艘登陆舰黄河舰、2艘较新式的鱼雷快艇。
22日凌晨3时，长江舰和洛阳舰停靠南京下关的中山码头。早晨4时许，毛泽东离开军舰，乘车前往南京视察。2月24日的中午，毛泽东冒着风雨来到下关中山码头，视察海军抽调过来的受阅舰艇。毛泽东仔细观看了广州舰、南昌舰的水兵操炮演练，观看了江面上101号和104号两艘鱼雷艇的高速航行演练，十分高兴。后来，应上述几艘舰艇官兵的要求，毛泽东再次题写了3幅题词，内容和格式与长江舰和洛阳舰相近。
此次搭乘海军舰艇巡阅长江沿线之旅，不仅使毛泽东快速而深入地考察了沿线省份的经济建设情况，也使他了解了海军建设的基本情况以及面临的各种问题，为以后制定相关战略和政策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写信请斯大林支持人民海军建设
新中国成立初期，无论是肃清沿海岛屿上的国民党残军，还是解放海南岛、收复台湾都需要加快海军建设，更新舰艇装备。对此，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给予了大力支持。1949年底至1950年初，毛泽东首次率团访问苏联，与苏联政府签订了购置海军装备的协议，苏联向中国提供1.52亿美元贷款用于支付相关费用。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我国战略中心转向朝鲜半岛，这笔贷款后来被调整使用，海军第一次购买苏联装备的计划搁浅。
1950年8月10日，海军建军会议在北京召开。在20多天的会期中，与会人员研究明确了海军建军的方针、部队发展规划和眼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在武器装备的问题上，会议决定，由于国内底子太薄，暂时无法自行制造海军舰艇，向苏联外购海军装备就成为一个合理选择。会议决定向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提出争取苏联援助的具体意见建议。
此后不久，萧劲光向毛泽东汇报了海军建军会议的基本情况，以及前往苏联考察准备情况的汇报。汇报最后，萧劲光说：“主席，苏联顾问告诉我们，装备问题他们海军部定不了，要斯大林同志拍板，光我们自己去谈恐怕不行。”毛泽东微笑着点点头。
10月8日，毛泽东亲自给斯大林写了一封洋洋洒洒数千字的信，专门解释和推动海军军事订货的问题。毛泽东在信中罗列了详细的装备类型和数量。
1952年4月底，萧劲光再次访问莫斯科，主要是与苏联海军商谈年内中国海军订货的落实和海军五年建设计划等问题。6月底，代表团回国。毛泽东很快听取了萧劲光的汇报，并于7月10日再次给斯大林写信：
菲·波夫（斯大林代号）同志：
我国海军代表团此次在莫斯科与苏联海军部商谈我国海军五年建设计划及一九五二年订货诸问题，承苏联政府和海军部同志热情帮助，许多问题获得解决，谨向您和苏联政府致以谢意。我们基本上同意苏联政府对我国海军五年建设计划的意见。
兹提出如下请求，请您考虑：
一、为了我国海军继续发展，准备在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当中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时，能自己逐渐解决潜水艇、鱼雷快艇、扫雷艇、大小猎号所需之主机及一般材抖，以及海军所需之水鱼雷。拟将此项建设工作列入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因此，请苏联政府帮助我国重工业部建设内燃机工厂及水雷、鱼雷工厂，并请派专家组前来中国设计及协助建厂工作。
二、此次苏联海军部所允派来之苏联海军专家及时恢复巡洋舰“重庆”号修理、检查设计专家组、大口径海岸炮勘察专家组、要塞建设专家组、建设港口专家组、造船专家组等，最好请于八月份派来中国。
三、我国海军代表团与苏联海军部所商定的一九五二年海军订货中之海岸炮、水鱼雷飞机、驱逐机、教练飞机及航空教育器材，请苏联政府尽早于八月初拨给。
关于我们海军五年订货所需款项的偿付问题，俟我们代表团去莫斯科后再行商定。
……毛泽东的两封信对推动中苏两国的海军装备合作产生了巨大影响。1953年6月4日，中苏签订了《关于海军交货和关于在建造军舰方面给予中国以技术援助的协定》，史称六四协定。按照协议，中国从苏联购得舰艇共137艘，其中成品舰42艘、半成品舰需要回国组装的95艘。这些舰艇，不仅使人民海军的装备状况明显改善，而且使我国通过组装护卫舰、扫雷舰、鱼雷快艇、潜艇等舰艇，以及购买全部技术图纸资料和材料设备，迅速具备了自行装配制造海军舰艇的工业能力。
深思熟虑，确定12海里领海线
领海线是沿海国家主权管辖下的最远边界线。领海线以内是领海。在国际社会中，划定领海线是确保国家海防安全，保护本国海洋资源等合法权益的重要措施。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迅速开展了领海线的研究，并成立了国家海洋局。
1958年8月23日，我军为打压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嚣张气焰，发起了震惊中外的炮击金门行动。炮击开始后不久，毛泽东在北戴河召开会议，研究领海线的相关问题。9月1日和2日，会议正式开始，与会人员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黄克诚等领导，外交部部长助理乔冠华，原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以及资深国际法专家刘泽荣和倪徵等人。
会上，毛泽东开门见山地向两位专家说：“最近外国军舰常来闹事，今天把大法官请来，探究一下领海主权问题。”倪徵详细地向毛泽东介绍了领海的地位、作用以及世界各国采取的领海制度。两位专家还提出了领海线宽度建议。在充分听取意见和综合考虑的基础上，毛泽东最终决定我国领海宽度为12海里。
毛泽东作出这个决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一是12海里的领海线在我岸炮射程之内，我们可以有效地予以保护，对侵犯我领海的外军舰艇有反制手段；二是渤海海峡最宽处老铁山水道不到24海里，12海里的领海宽度可以封死渤海海峡，使渤海变为内海，可以阻止外军舰艇进入，从而提升了京津心脏地带的海上防御纵深；三是12海里的宽度更利于维护我海上防务安全，可以更好地保护我近海的各种自然资源。并且领海宽一点并不妨碍商船的无害通过，不会影响海上贸易交通；四是12海里的宽度并非我国独创，当时的苏联、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宣布的领海宽度就是12海里。
1958年9月4日清晨，我国向世界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明》，宣布我国的领海宽度为12海里。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未经中国政府许可，不得进入中国领海及其上空。
1982年公布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各国有权确定不超过12海里的领海”。现在，12海里的领海宽度成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选择，这更验证了毛泽东的高瞻远瞩和深邃的战略眼光。
“核潜艇，一万年也要造出来”
核潜艇是关键的战略威慑力量之一，它可以搭载潜射弹道导弹，在大洋下面游弋潜伏，一旦接获指令便可从水下向目标地区发射远程导弹实施核打击，其高度的隐蔽性令核武器的威慑力大大增强，其作用非常规武器能比。新中国成立9年后，我国根据世界形势的变化和自身国防建设的需要，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核潜艇研制之路。
1958年6月27日，时任国防科工委主任的聂荣臻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呈送了一份绝密文件《关于开展研制导弹原子潜艇的报告》，这份只有500多个字的传阅件宛如一声惊雷，打响了我国研制核潜艇的第一枪。报告当天便被呈送给了国防部长彭德怀。在反复看了3遍之后，彭德怀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第二天，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这份绝密报告上作出批示：“请小平同志审阅后提请政治局常委批准，退聂办。”
第三天，邓小平总书记批示：“拟同意。主席、林总、彭真于阅后退聂。”并特别在绝密报告中关于加快研制进程处批注了“好事”二字。随后，文件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快速传阅。
6月29日，毛泽东圈阅批准了这份报告。研制核潜艇成为共和国的“绝密工程”。此后，核潜艇研制工作迅速启动，成立了由海军副司令员罗舜初任组长，张连奎任副组长，刘杰、王诤任组员的四人小组，具体负责领导核潜艇研制工作。
作为一个一穷二白，工业基础薄弱，科学技术落后的国家，要研制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核潜艇谈何容易。因此，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把目光投向了苏联，希望苏联能给我国提供技术援助。
1959年9月底，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赫鲁晓夫来到中国参加我国建国10周年庆典。10月2日至3日，中苏在中南海举行谈判。周恩来总理、聂荣臻元帅不失时机地提出了核潜艇的技术援助问题。可赫鲁晓夫盛气凌人地说：“核潜艇技术太复杂，你们搞不了，花钱太多，你们不要搞。”并表示“苏联有了核潜艇，你们不就有了吗？我们可以组织联合舰队嘛！我们还可以出钱帮你们建长波台”。毛泽东强压心中的怒火，对此表示：“借钱给我们当然好！我们自己建。建好后，钱我们还。”会上，赫鲁晓夫提出的建立中苏联合舰队、在我国海南岛设立大功率长波台、利用我国港口设施为苏联舰艇提供后勤补给和人员休整的要求都被我方否决。
赫鲁晓夫之所以在支持中国研制核潜艇问题上态度消极，是因为当时中苏两党的关系已经出现了裂痕。此前，我国为打击国民党嚣张气焰在未通报苏联的情况下发起了炮击金门行动，这让苏联强烈不满。同时，赫鲁晓夫曾在访美时夸下海口，说中国肯定会释放被俘虏的美军飞行员，但毛泽东拒绝释放，这让赫鲁晓夫懊恼不已。不久，中苏两党就如何评价斯大林的问题产生严重分歧，直接导致两党关系跌入冰点，国家间的各项交往都受到了严重影响。
从来没有在困难面前低头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当然不会轻易放弃核潜艇这一关键性的国防工程。面对赫鲁晓夫的傲慢，毛泽东说出了那句豪气万丈又斩钉截铁的名言：“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赫鲁晓夫回国后，苏联政府便以种种借口限制和拖延向我国提供军事方面的援助，坚决拒绝向我国提供研制核武器的任何资料，同时想方设法阻碍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的执行。
此后不久，随着中苏关系的全面恶化，苏联单方面撤走了所有的援华专家，中断了所有的援建项目，但这并没有阻挡中国人研制原子弹、核潜艇的脚步。在毛泽东等的关心下，在彭士禄等著名科学家的主持下，我国科研工作者、人民海军指战员，从研究仿制美国核潜艇模型开始，一步一步攻克核潜艇总体设计、核反应堆研制等各种科学难关。1970年12月26日，我国研制的第一代核潜艇建成下水，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5个可以设计建造核潜艇的国家，为强化我国的大国地位提供了又一坚实支撑。（刘征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