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种:“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017-06-20 16:07 河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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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标题:播种:“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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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在任何历史时期,不论是任何版本的入党誓词,引领这一庄严承诺的,始终是“我志愿(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表述。

志愿加入,是信仰上的主动选择,也是组织上的高度认同。

97年前,一位出生于河北乐亭农家的高级知识分子,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96年前,一位摸索救国救民道路十几年的老同盟会员、国会议员,发出了“只有马列主义才能救中国”的感叹;

95年前,一位在唐山工作多年的广东籍产业工人,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的申请。

他们,出身不同、身份不同、经历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却在一个特殊的年代,在信仰和组织上,先后完成了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成为燕赵大地上最早的一批中国共产党党员。

他们,水平不同,党内职位、分工不同,历史地位不同,却同样为早期党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由于历史环境的特殊,作为事业开创者的他们,或许未曾面向党旗举起右手,履行今天我们所熟悉的宣誓形式,但他们却用自己短暂的生命和对信仰的忠诚,为后来者铸就了永恒的誓言——

“感于国势之危迫,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

1920年7月,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一位刚过而立之年的知识分子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他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

自从1917年任职于北京大学起,每年暑期,只要时间允许,这位北大图书馆主任总会回乡住上一段时间。

“你在北京都做些啥啊?”见回乡的李大钊生活简朴、衣着朴素,不脱农家本色,一位乡亲忍不住问。在他的想象中,像李大钊这样的“大文化人”,日子总该与乡间百姓有所不同。

“点种。”李大钊笑着回答。

“庄稼人种地要点种,你个大教授点的什么种?”这位乡亲十分不解。

“传播共产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早期人才的培养撒播种子——这显然是李大钊当时最为关心的问题,也是他口中‘点种’的真意。”中国李大钊研究会会员、李大钊纪念馆原馆长杜全忠表示,在后来参加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中与李大钊有重大联系的有4位,在我党最早的50多名党员中,有近20名党员是李大钊直接介绍入党或由李大钊批准入党的。

中国共产党诞生初期,在章程中只是对党员入党资格、条件和手续进行了说明。当时,只要承认党的纲领,并有人介绍,经过审查,即可入党。加之档案材料的缺失,今天我们已经很难再还原最早一批党员入党时的具体形式和情景。然而,信仰上的主动选择,是他们加入党组织的共同思想基础。也正因如此,尽管入党程序不断发展和规范,在任何历史时期,引领入党誓词这一庄严承诺的,始终是“我志愿(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表述。

没有人的思想是天然形成的。

1907年,18岁的李大钊从故乡乐亭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他早期的政治理念也正由这里开始起步。

今天的青年也许很难对国弱民贫再有切肤之痛,而当时,在旧称直隶的这片土地上,全省仅分担的庚子赔款和地方性赔款就高达1200万两白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经济日益恶化,土地兼并现象愈演愈烈。

“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这不仅仅是农村中等家庭出身、“在校六年,均系自费,典当挪借,始得勉强卒业”的李大钊的个人选择,也是整整一代具有家国情怀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探索。

1908年,李大钊出外求学的第二年,一位比他年长9岁的“地主少爷”、玉田秀才江浩,自费东渡日本。

在当时同时赴日的冀东十县20名留学生中,只有江浩一人选择了攻读颇为冷门的造纸专业,他是唯一一个在日期间参加同盟会、并率先剪掉辫子的冀东留日学生,回国后更直接参与过反清斗争和辛亥革命。

从变法图存到实业救国,从君主立宪到革命共和,不同出身、不同经历、不同背景的仁人志士,抱着朴素的爱国主义和救国救民的理想,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在苦苦寻找实现的可行路径。

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使已经初步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李大钊意识到,在俄国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可以拯救中国。

1918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李大钊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和演讲,热情讴歌十月革命。

1919年5月,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第一次较系统地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指出“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

这是李大钊变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标志。

差不多与此同时,一个新兴的阶级也开始在这片土地上显露头角。

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河北的产业工人已有大约20万人,占全国产业工人总数的十分之一。他们大多数来自破产农民,在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唐山,仅来自遥远的广东的工人就多达2500余人。这其中,有一位14岁就背井离乡来到天津、并于1901年转入京奉路唐山制造厂的广东三水籍工人——邓培。

来到唐山近20年,因为见多识广、乐于帮助工友排忧解难,邓培已经在当地工人中形成了较高的威信。在五四运动中为组织声援北京学生的罢工罢市,他更成为工友自发推举的主心骨。

可是,在这位读过两年私塾、甚至懂些英语的广

东工人心头,仍有一些问题总也想不通。

“为什么工人就该受压迫,吃不饱,穿不暖?为什么压在工人头上的总管和监工就该享福?”他经常这样愤愤不平地向工友们发问。

“只有马列主义,只有共产党,才能够救中国”

1920年4月25日,唐山印度房头胡同1号,邓培结识了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北京大学在校生罗章龙。

从唐山工人的工作生活情况到前一年北京学生开展的反帝爱国运动,再到俄国的十月革命,两个年龄、出身、经历截然不同的人聊得十分投机。当罗章龙听不懂邓培的一些广东话说法时,两人甚至可以用英语辅助沟通。

多年后,罗章龙仍清晰地记得邓培留给自己的第一印象:“人很精明,头脑反应快,谈吐大方。”

这“彼此感到很投缘”的初次会面,并非偶然。

五四运动后,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推动下,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和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1920年3月,李大钊、邓中夏、罗章龙等人在北京大学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使许多青年成为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天津的“觉悟社”“新生社”,保定的“社会科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相继成立,一大批政治上敏感、富于进取心的青年学生,看到中华民族的希望,为以后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奠定了思想基础。

与此同时,李大钊也已经注意到了工人阶级在共产主义运动中蕴藏的巨大力量,他开始关注故乡唐山的数万产业工人。

1920年1月后,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师生,在李大钊提出的“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的思想主张影响下,陆续到唐山等地进行社会调查,并由此了解到了邓培在工人中的威信。

与罗章龙的会面改变了邓培的人生轨迹,这个贫苦出身的工人领袖,第一次感觉“找到了组织”。会面后仅1个月,邓培就加入了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后又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继而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

志愿加入,不仅仅意味信仰上的主动选择,更意味着组织上的高度认同。

然而,这一时期加入党组织的,也不仅仅是罗章龙、邓培这样经过五四运动洗礼和锻炼的热血青年和进步工人。

辛亥革命后,江浩响应过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还曾于1917年南下广东参加护法运动。他一度信仰过无政府主义,也曾在“教育救国”的思想指导下,在家乡创办农民业余学校、女子小学等机构,对贫苦农民进行启蒙教育。

那正是一个各种政治思潮纷至沓来,各种政党、社团纷纷建立,各种政纲、政见竞相宣示的时代。据不完全统计,从辛亥革命前夕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政党、社团多达二三百个,一时间社团迭现、政党林立,蔚为大观,但很多只是喧闹一时便匆匆画上句号。

“此时,已经成为国会议员的江浩,可谓‘身居要位’‘功成名就’,但在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道路上,他却一再碰壁,苦无良策,深感苦闷。”玉田县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秀军告诉记者,直到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江浩才看到了中国未来的曙光。

“摸索了十多年啊!直到俄国十月革命后我才懂得,只有马列主义,只有共产党,才能够救中国!”1920年,在李大钊的帮助和影响下,发出这样感叹的江浩世界观得到根本改变,加入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进而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建党之初,年届不惑的江浩绝非孤例——

何叔衡,1876年出生,清末秀才,与毛泽东共同发起成立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中共一大代表;吴玉章,1878年出生,同盟会员,1911年领导四川保路运动,武昌起义后参加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成立工作,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董必武,1886年生,清末秀才,先后加入同盟会和中华革命党,参加过反袁运动和护法运动,1920年秋在武汉建立共产主义小组,中共一大代表;林伯渠,1886年出生,先后加入同盟会和中华革命党,参加过反袁运动和护法运动,1920年出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议,1921年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有着不同经历的先进分子殊途同归。

认定科学社会主义指引的道路,是他们在实践中经过反复比较作出的历史性选择。

“不惜流血牺牲,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如今,在天津滨江道和长春道之间,是一片繁华的商业区。

一个世纪以前,这里曾是天津法租界里的一片里弄式住宅——普爱里。

1925年3月的一天,一个21岁的年轻姑娘在这里接受过一次特殊祝贺:“祝贺你,你上了大学了。”

这位早已离开校园、从事专职革命工作的年轻姑娘一时摸不着头脑,随后才被明确告知:原来,中共天津地委经过慎重研究,已批准她由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姑娘当即激动地表示:“我一定遵守党章,服从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不惜流血牺牲,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这,就是邓颖超生前对天津共青团代表回忆的自己的入党经过。而亲自通知她这一消息的,正是时任中共天津地委组织部长的江浩。

从信仰上入党到组织上入党,党的建设历来是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法宝之一,也是党的缔造者和早期党组织在建党之初就认真思考实践的问题。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而早在这一年的3月,李大钊就发表了题为《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的文章。文中指出:“俄罗斯共产党,党员六十万人,以六十万人之活跃,而建设了一个赤色国家。”他认为,要彻底改造中国,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必须建立一个像俄国布尔什维克那样的党。

他说:“我们现在还要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社会主义团体。”这个团体应是“一个强固精密的组织,并注意促进其分子之团体的训练”。

党的一大后,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成立,李大钊任书记,把工作重点放在发动工人运动和党的组织建设上。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北京党组织派党员到各地发展党的基层组织。

“1922年春,经罗章龙介绍入党的邓培,在唐山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和工人积极分子阮章、许作彬、田玉珍等6人入党,建立了唐山地方委员会,邓培为书记。”唐山市历史学会会长、研究邓培长达50余年的王士立表示,这是唐山最早的一批党员。

而这也是河北最早建立的党的地方委员会。

其后,北京地委派往张家口开展工人运动的何孟雄建立张家口第一个党小组;到山海关领导工人运动的王尽美在当地工人中成立了秦皇岛第一个秘密党小组;1922年12月,中共保定党小组组建;1923年,在正太铁路发展党员的基础上,石家庄成立了第一个党小组;1923年10月,全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安平县台城村特别支部由弓仲韬在故乡创建。

星星之火在这片土地上迅速扩散,涓涓细流逐渐勾勒出未来时代巨流的最初轮廓。

1924年1月,正在广州出席国民党一大的江浩,奉李大钊指示,和于方舟、李锡九一起加紧筹建中共天津地方党组织。

“父亲事先来信要我找了一所房子,地点就在原法租界普爱里34号——房子不大,一楼一底。”江浩的大女儿、时任直隶女师附小教师的江韵清生前回忆。

这是一栋二层小楼,前后有门,东面是繁华的商业区,西面是杂草丛生的老西开地区,交通便利,极易疏散隐蔽。1924年9月,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在这座小楼里诞生。邓颖超正式入党,也发生在这里。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江浩以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的双重身份,为我党天津党组织的创立做了大量工作。当时担任国会议员的他,月薪400大洋,但他却从来不置家产,把大部分收入都交给党作为活动经费,衣食住行处处力求节约。

积极审慎的建党组织工作背后,力量已经开始聚集。

中共唐山地委成立之时,正值全国掀起了第一次工运高潮。经过周密组织,中共唐山地委和邓培领导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3000名工人,为改善生活待遇于1922年10月13日举行大罢工,取得了胜利。

10月23日,邓培又在中共北京区委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下,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开滦煤矿五矿工人同盟罢工。几万名矿工在邓培率领下,冒险犯难,流血牺牲,与帝国主义和反动军警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共坚持达25天之久。

“这次罢工把全国第一次工运高潮推向了高峰,在中国工运史上写下了悲壮的一页。”王士立说。

一粒种子,发芽,破土,迅速成长着。

短短几年中,河北党组织由点、线,向面迅速发展,使党组织遍及全省主要市县。到1927年4月大革命失败前夕,除北京以外,在河北已建立的中共组织有唐山、天津、乐亭、张家口、正定、保定、饶阳、顺德(邢台)8个地方执行委员会,察哈尔、热河两个特别区工作委员会,一个津南特别委员会,以及县委10个、支部143个。党员人数达2000多人。

志愿加入,从思想上入党、组织上入党到把全部身心奉献给党,他们中的很多人,最终用鲜血和生命回应了自己的誓言。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遇害于北京,时年38岁;此前10天,江浩唯一的儿子、共产党员江震寰被枪杀于天津,年仅24岁;6月22日,邓培被秘密杀害于广州,时年44岁;“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江浩受中共中央委派,担任两湖特委书记,1928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病逝于海参崴,时年51岁。

——他们,出身不同、身份不同、经历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却选择了同样的信仰、同样的纲领和组织。

——他们,未能亲眼见到革命的胜利,但他们亲手在这片土地上点燃的火种,却从此再也不能被扑灭。

(感谢中共河北党史研究室大力支持)

责任编辑:李若晨(QN0046)  作者:王思达 汤润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