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1978年的中国，“四人帮”已被打倒，开放的脚步即将迈出，举国欢腾，百业待举，这个伟大的国家，正站在一个新的转折点上。
金风未动蝉先觉，社会的进步，总是离不开观念的更新、思想的启蒙。而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及伴随而来的那一场“真理标准大讨论”，是打破禁锢解放思想的先声，它开启了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大幕，指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与实践。
一篇震动天下的文章
1977年7月，73岁的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如何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尽快摆脱极“左”影响，把全党中心转移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工作。
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以前，解放思想的呼声已悄然显现。1978年1月，《人民日报》发表《文风和认识路线》，文中提出：“检验工作好坏、水平高低的标准是看实践，还是去看别的东西？”同年3月，《人民日报》在《标准只有一个》的文章中进一步提出：“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除了社会实践，不可能再有其他检验真理的标准。”
这些呼声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但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观念。一直到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下简称《实践》），一石激起千层浪，一场全新的解放思想的大潮开启了。
40年后，该文的作者胡福明对当年的经历依旧记忆如新。彼时的胡福明还只是南京大学哲学系的一名普通教师，他决定写点儿什么，没有和任何人商量，独自一个人查阅资料、确定主题、构思结构。
那是1977年夏天，他一边陪护住院的妻子，一边在医院病房旁边的走廊里翻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从中找出四十多条关于实践的论述，写出了8000多字的长文，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随后，他将稿件寄给了《光明日报》哲学组编辑王强华。他与王强华在4个月前的一场研讨会上认识，王强华向他约稿，但并未指定题目。
1978年1月，胡福明收到回函，王强华请胡福明做些修改。实际上，参与修改文章的，不仅是胡福明，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杨西光曾回忆，文章发表之前，曾进行了大量的讨论和反复的修改，标题中的“唯一”二字也是在修改中加上的。同时，该文章原定在“哲学”版发表，改为先在5月10日的“理论动态”版上发表。最终，5月11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头版下半部转版）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该文。
《实践》的发表，给长达10年万马齐喑的中国，发射了一颗照亮未来的信号弹。从这个意义上讲，《实践》是一篇震动天下的文章。
一场波及全国的讨论
《实践》不仅是一篇文章，它的发表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一次现代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先声。
史学界普遍认为，1977年5月邓小平的《“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谈话是这段历史的起点，《实践》则是标志性的事件，有学者形容为“开场的锣鼓”。
这场“锣鼓”，一开始就震动苍穹，文章发表的当天，新华社全文转发，第二天，《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转载，紧接着各地媒体纷纷转发，思想解放的大幕拉开。
任何既有认识在遭遇质疑时，必然存在强烈的反弹，《实践》的发表，尤其是由此引发的讨论遭遇了巨大的压力。
在《邓小平的最后二十年》一书中，详细记录了这段思想交锋的历史。“从一开始，这篇文章就被上升到路线问题和旗帜问题上来。”
就在文章发表的第三天，《红旗》杂志负责人质问新华社社长曾涛，“新华社向全国转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错误的”。国务院研究室一位负责人打电话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指责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错误。胡绩伟转告杨西光，但杨西光坚定地认为“这篇文章根本没错”。
文章的作者胡福明同样遭遇了巨大的压力，甚至有朋友劝他要有“思想准备”，胡福明后来也数次表示，当时已经有思想准备了，“准备要坐牢”。
沉舟侧畔千帆过，金子总会发光，真理是驳不倒的。僵化的思想和教条主义的压力固然沉重，但思想解放和启蒙的力量更加强大。一个月后，《解放军报》在罗瑞卿的支持下，发表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对种种责难的观点加以反驳。
邓小平同志则以敏锐的洞察力，不断创造条件，领导了这场全党、全国范围的大讨论。1978年5月19日，《实践》正遭遇着重重责难时，邓小平接见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老人家明确表示，“文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扳不倒嘛”。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严厉批评了个人崇拜、教条主义和唯心论，号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
讨论其实也是补课
时代的大潮汹涌澎湃，前进的脚步不可阻挡。1978年7月21日，邓小平找时任中宣部部长的张平化谈话，指示“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局面向后拉”。
为了将讨论进一步引向深入，所到之处，邓小平一直宣讲实事求是的精神，当年9月发表重要的“北方谈话”，当年年底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积极推动“真理标准讨论”。
《邓小平的最后二十年》一书中显示，截至1978年12月8日，全国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一把手或主要负责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大军区、各总部主要负责人，都以不同方式表态，支持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
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根本原则，从而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这场讨论还在延续，但已经从真理标准讨论发展到“真理补课”的阶段，1979年5月21日，《解放军报》发表《坚定不移地继续贯彻三中全会精神》评论员文章，提出“我们军队的同志要抓紧补上这一课，要重新好好学习三中全会文件”，首次明确提出“补课”的概念。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转发了这篇文章，并且将标题改为《重新学习三中全会文件补上真理标准问题一课》。
有学者将真理标准讨论划分为三个阶段：从1977年2月“两个凡是”的正式提出到1978年5月《实践》的发表，为第一阶段，也是酝酿阶段；从1978年5月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为公开争论阶段；从1978年12月到1980年上半年，为补课阶段。但事实上，一直到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才为这场大讨论作了重要总结，同年11月，《人民日报》发表最后一篇关于“补课”的文章，这场大讨论才算告一段落，总共历时4年多。
40年前，1978年的中国，“四人帮”已被打倒，开放的脚步即将迈出，举国欢腾，百业待举，这个伟大的国家，正站在一个新的转折点上。
金风未动蝉先觉，社会的进步，总是离不开观念的更新、思想的启蒙。而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及伴随而来的那一场“真理标准大讨论”，是打破禁锢解放思想的先声，它开启了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大幕，指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与实践。
一篇震动天下的文章
1977年7月，73岁的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如何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尽快摆脱极“左”影响，把全党中心转移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工作。
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以前，解放思想的呼声已悄然显现。1978年1月，《人民日报》发表《文风和认识路线》，文中提出：“检验工作好坏、水平高低的标准是看实践，还是去看别的东西？”同年3月，《人民日报》在《标准只有一个》的文章中进一步提出：“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除了社会实践，不可能再有其他检验真理的标准。”
这些呼声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但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观念。一直到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下简称《实践》），一石激起千层浪，一场全新的解放思想的大潮开启了。
40年后，该文的作者胡福明对当年的经历依旧记忆如新。彼时的胡福明还只是南京大学哲学系的一名普通教师，他决定写点儿什么，没有和任何人商量，独自一个人查阅资料、确定主题、构思结构。
那是1977年夏天，他一边陪护住院的妻子，一边在医院病房旁边的走廊里翻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从中找出四十多条关于实践的论述，写出了8000多字的长文，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随后，他将稿件寄给了《光明日报》哲学组编辑王强华。他与王强华在4个月前的一场研讨会上认识，王强华向他约稿，但并未指定题目。
1978年1月，胡福明收到回函，王强华请胡福明做些修改。实际上，参与修改文章的，不仅是胡福明，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杨西光曾回忆，文章发表之前，曾进行了大量的讨论和反复的修改，标题中的“唯一”二字也是在修改中加上的。同时，该文章原定在“哲学”版发表，改为先在5月10日的“理论动态”版上发表。最终，5月11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头版下半部转版）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该文。
《实践》的发表，给长达10年万马齐喑的中国，发射了一颗照亮未来的信号弹。从这个意义上讲，《实践》是一篇震动天下的文章。
一场波及全国的讨论
《实践》不仅是一篇文章，它的发表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一次现代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先声。
史学界普遍认为，1977年5月邓小平的《“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谈话是这段历史的起点，《实践》则是标志性的事件，有学者形容为“开场的锣鼓”。
这场“锣鼓”，一开始就震动苍穹，文章发表的当天，新华社全文转发，第二天，《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转载，紧接着各地媒体纷纷转发，思想解放的大幕拉开。
任何既有认识在遭遇质疑时，必然存在强烈的反弹，《实践》的发表，尤其是由此引发的讨论遭遇了巨大的压力。
在《邓小平的最后二十年》一书中，详细记录了这段思想交锋的历史。“从一开始，这篇文章就被上升到路线问题和旗帜问题上来。”
就在文章发表的第三天，《红旗》杂志负责人质问新华社社长曾涛，“新华社向全国转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错误的”。国务院研究室一位负责人打电话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指责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错误。胡绩伟转告杨西光，但杨西光坚定地认为“这篇文章根本没错”。
文章的作者胡福明同样遭遇了巨大的压力，甚至有朋友劝他要有“思想准备”，胡福明后来也数次表示，当时已经有思想准备了，“准备要坐牢”。
沉舟侧畔千帆过，金子总会发光，真理是驳不倒的。僵化的思想和教条主义的压力固然沉重，但思想解放和启蒙的力量更加强大。一个月后，《解放军报》在罗瑞卿的支持下，发表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对种种责难的观点加以反驳。
邓小平同志则以敏锐的洞察力，不断创造条件，领导了这场全党、全国范围的大讨论。1978年5月19日，《实践》正遭遇着重重责难时，邓小平接见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老人家明确表示，“文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扳不倒嘛”。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严厉批评了个人崇拜、教条主义和唯心论，号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
讨论其实也是补课
时代的大潮汹涌澎湃，前进的脚步不可阻挡。1978年7月21日，邓小平找时任中宣部部长的张平化谈话，指示“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局面向后拉”。
为了将讨论进一步引向深入，所到之处，邓小平一直宣讲实事求是的精神，当年9月发表重要的“北方谈话”，当年年底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积极推动“真理标准讨论”。
《邓小平的最后二十年》一书中显示，截至1978年12月8日，全国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一把手或主要负责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大军区、各总部主要负责人，都以不同方式表态，支持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
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根本原则，从而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这场讨论还在延续，但已经从真理标准讨论发展到“真理补课”的阶段，1979年5月21日，《解放军报》发表《坚定不移地继续贯彻三中全会精神》评论员文章，提出“我们军队的同志要抓紧补上这一课，要重新好好学习三中全会文件”，首次明确提出“补课”的概念。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转发了这篇文章，并且将标题改为《重新学习三中全会文件补上真理标准问题一课》。
有学者将真理标准讨论划分为三个阶段：从1977年2月“两个凡是”的正式提出到1978年5月《实践》的发表，为第一阶段，也是酝酿阶段；从1978年5月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为公开争论阶段；从1978年12月到1980年上半年，为补课阶段。但事实上，一直到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才为这场大讨论作了重要总结，同年11月，《人民日报》发表最后一篇关于“补课”的文章，这场大讨论才算告一段落，总共历时4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