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世界无烟日。今年的主题是“烟草和心脏病”，确定这一主题，旨在提高公众对烟草使用和二手烟暴露对心血管健康影响的认识。而就在无烟日到来的前夕，中国控烟界也迎来了一大盛事：由十余位控烟专家参与撰写的一本名为《中国控烟》的专著面世，它也成为我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控烟史”。
北京经验
引入全民监督
破解执法力度不足
北京于2015年6月1日施行《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根据《条例》要求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全面禁烟。北京市卫生监督中心负责条例的执法，然而全市只有2000多名卫生执法人员，如何覆盖这座2100万人口的城市呢？北京市控制吸烟协会想到了利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力量。
在采访中，北京市控烟协会会长张建枢告诉记者，为了解决执法力量严重不足的问题，他们向北京市科委申请了政府项目，开发了基于GPS定位的“控烟一张图”，并招募控烟志愿者辅助执法人员，提供精准执法的依据。控烟一张图上线后，当遇到二手烟，公众可以在微信中打开它，根据自己的定位，举报吸烟现象，附近的志愿者就会根据地点，前往被投诉的场所，根据场所的控烟工作落实情况，指导场所经营者进行相应的整改。若某场所被多次投诉且拒不改正，北京控烟协会将会汇总数据，提供给卫生监督执法队员，由他们根据《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对场所做出相应的处罚。
因为有了控烟一张图，使全市的投诉量从初建期每月200件，发展到2017年下半年每月1200件，现在微信举报也已经成为政府12320投诉举报电话的重要补充。今年3月，在第17届世界烟草或健康大会上，张建枢也把北京经验推荐给了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参与全球健康国际控烟会议的人士。
控烟曾经只是专业研究
杨功焕，我国著名公共卫生和流行病学专家，专著控烟25年。谈到由她牵头主编的这本《中国控烟》，她感慨万千。上世纪90年代初，杨功焕从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学成归国后，主要从事流行病学研究，那个年代，“控烟”的话题还只是局限于像他们这样的专业人士研究领域，尚未进入公共议题。他们一直在尝试做一些吸烟与疾病以及人类健康关系的研究，然而研究范围仅限于专业领域。
而控烟真正走入公众视野，要从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谈起。2003年5月21日世界卫生大会批准，呼吁所有国家开展尽可能广泛的国际合作，控制烟草的广泛流行。我国于2003年11月10日正式签署《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公约的颁布使得世界范围内，控制烟草成为一般公众关心的话题。杨功焕告诉记者，实际上在我国控烟开始受到社会广泛关注是从2009年以后才逐渐开始的。
“2014年的时候，我在纽约全世界知名的医学杂志《柳叶刀》发表了一篇有关中国控烟的文章，随后出版社的编辑找到我，希望能把这样一篇文章扩展成一本书。”杨功焕告诉记者，世界控烟界普遍认为中国的控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中国人口占据了全球总人口五分之一，而烟草消费量占据了40%多。中国如果控烟做不好，全世界的控烟就很难说取得成果。
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一部洋洋洒洒的“中国控烟大全”的雏形开始在她的脑中酝酿开来：中国控烟是落后的，这是不争的事实。中国不仅烟草生产第一，还有高居不下的男性吸烟率和3.5忆吸烟者；和多个国家相比，排名第一的二手烟暴露率和7.4亿二手烟的受害者，以及每年高达100万人的吸烟所致死亡；还有我们国家便宜的卷烟、漂亮的烟盒，想戒烟的人得不到帮助，有35%的吸烟者都是戒过烟又复吸的；“烟草院士”、“烟草希望小学”等等现象；多次获得国际非政府组织授予的脏烟灰缸奖，还有“履约”规定竟是烟草业对付《公约》的对策……
那么中国控烟落后是否因为缺乏控烟意识?回顾20余年与烟草的“斗争史”，杨功焕的答案是否定的，她认为，需要更广阔的视野来理解中国的控烟。
近7年控烟效果喜忧参半
在2011年的时候，中国在控烟履约方面没有太多进展，当时的控烟界人士为中国控烟现状打出了37.3的低分。2011年以后，随着国际上控烟运动的推进，中国控烟在政策领域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哈尔滨等15个城市已相继出台了基本符合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8条精神的无烟法规，北京、上海、深圳的公共场所无烟法规完全符合《公约》要求；越来越多的城市、机关、企业加入无烟单位的创建活动，社会控烟共识不断提升。
2013年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了《关于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使各级领导干部知所规避。
2015年，通过提升烟草税，调整了卷烟价格。目的是获得双赢：既能增加政府收入，又能减少卷烟消费。虽然2015和2016年卷烟消费分别较前一年度降低2.3%和5.6%，但2017年又较前一年上升0.8%。控烟人士认为，这与中国的卷烟价格相比仍旧偏低，且卷烟的支付能力逐年上涨，税占零售价格的比重远低于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标准有关。
此后，促进《广告法》成功修订，加上其他法规相继生效，大多数烟草广告和促销形式从法律上得到禁止。与此同时，中国政府支持普及，并建立了戒烟诊所和戒烟热线，引入了简单戒烟干预技术，更新了临床戒烟指南，并发展了戒烟热线指南。
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杨功焕也同时看到了整个社会环境更加严峻的一面，比如对非政府组织的管控比以往要严。另外，虽然一半的吸烟者都有戒烟需求，但戒烟率仅为18%；而无人造访戒烟门诊，与烟草成瘾的诊断、治疗和咨询服务未融入到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特别是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中；戒烟服务和治疗成本完全没有被医疗保险计划覆盖。
建议卫健委牵头履约
“今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把控烟履约职责划归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杨功焕说，《中国控烟》对未来如何控烟提出系列建议，最关键的一条建议是：在接下来重组的履约协调领导小组中，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为组长单位，财政部、外交部为副组长单位，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司法部、交通运输部、文化和旅游部、农业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等部门组成的履约协调领导小组，加强履约机制建设，明确部门职责和约束机制。工业与信息化部和国家烟草专卖局应排除在履约协调领导小组之外。
杨功焕坦言，这样的建议是基于对当下现状的理性判断：最棘手的难题就是烟草企业的干扰，“如果不改变发展观，像《公约》陈述的那样优先考虑其保护公共健康，中国的烟草控制必然会面临巨大的挑战。其中最重要的是烟草企业利益集团的阻碍。”
然而，烟草专卖局会不会被排除在重组的履约协调领导小组之外还是未知。中国控烟形势是否能摆脱烟草专卖局的“干预”？杨功焕认为，今年或将成为最重要的“拐点”之年，“大家就看今年卫健委的组建动作了。”
“我认为作为一个公共卫生专家，如果他的研究结论能够对社会公布，能够影响政策，那样才不会成为一个关在书斋里的研究。”杨功焕说，控烟20余载她最大的成就和满足感也来源于此。
控烟在中国是一场自下而上的公共卫生运动，最初作为公共卫生领域的一个话题，并没有进入公众视野，而到今天，公众、媒体对控烟这个议题已经变得相当熟悉、敏感和关注，这就是成绩。“我们做公共卫生的人，最希望得到的就是公众的响应、动员。如果不是到达一个全民总动员的阶段，那么公共卫生议题影响力就会很小的。时至今日，通过20多年的努力，使得控烟议题深入人心，这就是我最大的成就感。”杨功焕说。
今天是世界无烟日。今年的主题是“烟草和心脏病”，确定这一主题，旨在提高公众对烟草使用和二手烟暴露对心血管健康影响的认识。而就在无烟日到来的前夕，中国控烟界也迎来了一大盛事：由十余位控烟专家参与撰写的一本名为《中国控烟》的专著面世，它也成为我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控烟史”。
北京经验
引入全民监督
破解执法力度不足
北京于2015年6月1日施行《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根据《条例》要求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全面禁烟。北京市卫生监督中心负责条例的执法，然而全市只有2000多名卫生执法人员，如何覆盖这座2100万人口的城市呢？北京市控制吸烟协会想到了利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力量。
在采访中，北京市控烟协会会长张建枢告诉记者，为了解决执法力量严重不足的问题，他们向北京市科委申请了政府项目，开发了基于GPS定位的“控烟一张图”，并招募控烟志愿者辅助执法人员，提供精准执法的依据。控烟一张图上线后，当遇到二手烟，公众可以在微信中打开它，根据自己的定位，举报吸烟现象，附近的志愿者就会根据地点，前往被投诉的场所，根据场所的控烟工作落实情况，指导场所经营者进行相应的整改。若某场所被多次投诉且拒不改正，北京控烟协会将会汇总数据，提供给卫生监督执法队员，由他们根据《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对场所做出相应的处罚。
因为有了控烟一张图，使全市的投诉量从初建期每月200件，发展到2017年下半年每月1200件，现在微信举报也已经成为政府12320投诉举报电话的重要补充。今年3月，在第17届世界烟草或健康大会上，张建枢也把北京经验推荐给了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参与全球健康国际控烟会议的人士。
控烟曾经只是专业研究
杨功焕，我国著名公共卫生和流行病学专家，专著控烟25年。谈到由她牵头主编的这本《中国控烟》，她感慨万千。上世纪90年代初，杨功焕从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学成归国后，主要从事流行病学研究，那个年代，“控烟”的话题还只是局限于像他们这样的专业人士研究领域，尚未进入公共议题。他们一直在尝试做一些吸烟与疾病以及人类健康关系的研究，然而研究范围仅限于专业领域。
而控烟真正走入公众视野，要从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谈起。2003年5月21日世界卫生大会批准，呼吁所有国家开展尽可能广泛的国际合作，控制烟草的广泛流行。我国于2003年11月10日正式签署《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公约的颁布使得世界范围内，控制烟草成为一般公众关心的话题。杨功焕告诉记者，实际上在我国控烟开始受到社会广泛关注是从2009年以后才逐渐开始的。
“2014年的时候，我在纽约全世界知名的医学杂志《柳叶刀》发表了一篇有关中国控烟的文章，随后出版社的编辑找到我，希望能把这样一篇文章扩展成一本书。”杨功焕告诉记者，世界控烟界普遍认为中国的控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中国人口占据了全球总人口五分之一，而烟草消费量占据了40%多。中国如果控烟做不好，全世界的控烟就很难说取得成果。
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一部洋洋洒洒的“中国控烟大全”的雏形开始在她的脑中酝酿开来：中国控烟是落后的，这是不争的事实。中国不仅烟草生产第一，还有高居不下的男性吸烟率和3.5忆吸烟者；和多个国家相比，排名第一的二手烟暴露率和7.4亿二手烟的受害者，以及每年高达100万人的吸烟所致死亡；还有我们国家便宜的卷烟、漂亮的烟盒，想戒烟的人得不到帮助，有35%的吸烟者都是戒过烟又复吸的；“烟草院士”、“烟草希望小学”等等现象；多次获得国际非政府组织授予的脏烟灰缸奖，还有“履约”规定竟是烟草业对付《公约》的对策……
那么中国控烟落后是否因为缺乏控烟意识?回顾20余年与烟草的“斗争史”，杨功焕的答案是否定的，她认为，需要更广阔的视野来理解中国的控烟。
近7年控烟效果喜忧参半
在2011年的时候，中国在控烟履约方面没有太多进展，当时的控烟界人士为中国控烟现状打出了37.3的低分。2011年以后，随着国际上控烟运动的推进，中国控烟在政策领域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哈尔滨等15个城市已相继出台了基本符合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8条精神的无烟法规，北京、上海、深圳的公共场所无烟法规完全符合《公约》要求；越来越多的城市、机关、企业加入无烟单位的创建活动，社会控烟共识不断提升。
2013年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了《关于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使各级领导干部知所规避。
2015年，通过提升烟草税，调整了卷烟价格。目的是获得双赢：既能增加政府收入，又能减少卷烟消费。虽然2015和2016年卷烟消费分别较前一年度降低2.3%和5.6%，但2017年又较前一年上升0.8%。控烟人士认为，这与中国的卷烟价格相比仍旧偏低，且卷烟的支付能力逐年上涨，税占零售价格的比重远低于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标准有关。
此后，促进《广告法》成功修订，加上其他法规相继生效，大多数烟草广告和促销形式从法律上得到禁止。与此同时，中国政府支持普及，并建立了戒烟诊所和戒烟热线，引入了简单戒烟干预技术，更新了临床戒烟指南，并发展了戒烟热线指南。
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杨功焕也同时看到了整个社会环境更加严峻的一面，比如对非政府组织的管控比以往要严。另外，虽然一半的吸烟者都有戒烟需求，但戒烟率仅为18%；而无人造访戒烟门诊，与烟草成瘾的诊断、治疗和咨询服务未融入到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特别是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中；戒烟服务和治疗成本完全没有被医疗保险计划覆盖。
建议卫健委牵头履约
“今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把控烟履约职责划归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杨功焕说，《中国控烟》对未来如何控烟提出系列建议，最关键的一条建议是：在接下来重组的履约协调领导小组中，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为组长单位，财政部、外交部为副组长单位，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司法部、交通运输部、文化和旅游部、农业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等部门组成的履约协调领导小组，加强履约机制建设，明确部门职责和约束机制。工业与信息化部和国家烟草专卖局应排除在履约协调领导小组之外。
杨功焕坦言，这样的建议是基于对当下现状的理性判断：最棘手的难题就是烟草企业的干扰，“如果不改变发展观，像《公约》陈述的那样优先考虑其保护公共健康，中国的烟草控制必然会面临巨大的挑战。其中最重要的是烟草企业利益集团的阻碍。”
然而，烟草专卖局会不会被排除在重组的履约协调领导小组之外还是未知。中国控烟形势是否能摆脱烟草专卖局的“干预”？杨功焕认为，今年或将成为最重要的“拐点”之年，“大家就看今年卫健委的组建动作了。”
“我认为作为一个公共卫生专家，如果他的研究结论能够对社会公布，能够影响政策，那样才不会成为一个关在书斋里的研究。”杨功焕说，控烟20余载她最大的成就和满足感也来源于此。
控烟在中国是一场自下而上的公共卫生运动，最初作为公共卫生领域的一个话题，并没有进入公众视野，而到今天，公众、媒体对控烟这个议题已经变得相当熟悉、敏感和关注，这就是成绩。“我们做公共卫生的人，最希望得到的就是公众的响应、动员。如果不是到达一个全民总动员的阶段，那么公共卫生议题影响力就会很小的。时至今日，通过20多年的努力，使得控烟议题深入人心，这就是我最大的成就感。”杨功焕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