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昌硕街道双一村，一块拓印着《双一大队村规民约》的石碑引人注目。
“这是1983年，双一村综合村民意见，通过村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八条村规民约，包括‘加强山林管理’‘节约用竹用木’等内容。”双一村党总支书记朱学星介绍。
这是安吉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浙江安吉已走出一条民主法治、生态文明与美丽乡村建设互促共进的发展之路。但回顾历史，在几十年前，迈出这一步，并不容易。
社会治理资源供应不足、人口流失严重、治理思维滞后等因素，无一不“禁锢”着乡村治理的脚步。而双一村，则是安吉第一个摆脱“枷锁”的村子。
新中国成立伊始，双一村就成立了林业合作社和村民互助小组，发挥村民生产积极性，总结毛竹丰产技术，改变贫穷落后面貌。
加强山林管理、节约用竹用木，婚丧喜事新办俭办，做好环境卫生保护……经过几十年浸润，许多“规矩”早已入脑入心，成为双一人的自觉。
近年来，双一人更是制订完善的村民自治章程、土地管理、村务监督、财务管理等一系列配套管理制度，使该村逐步实现规范化管理。
如今，行走在穿村而过的双溪河绿化带旁，一个个“最美双一人”展示牌和法治漫画交错出现，矗立其中。
这并非一次简单的尝试。双一村的乡村治理模式，在数十年后，为同处安吉的高禹村解决多村合并、外来务工人员多等引起的治理难问题时，提供了宝贵经验。
曾集贫穷、落后和“脏乱差”于一身，被称为安吉“北大荒”的高禹村，如今脱胎换骨，成为宜居的美丽家园。
“我们在乡村治理过程中，推出‘所有决策村民定、所有讨论可参与、所有决定都签字、所有干部不碰钱、所有财务都公开’的新模式，将以往‘散乱’的民心紧紧聚在一起。”高禹村党委书记李更正告诉记者。
村里的闲言碎语少了，大家拧成一股绳，共同创业致富。村民李志友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放弃杭州高收入的工作，回乡创业。
“以前我是为了谋生不得不离开高禹，现在村里有了明确规划，每个人都在为了村子的发展而奋斗，我也应该回来出一份力。”抓住大城市对农副产品的大需求，李志友注册起品牌、商标，建立起合作社，发展土鸡养殖业。如今，李志友的合作社每年营业额达到240多万元，还带动了周边十多户农家的转型，引领更多村民走上绿色致富之路。
李志友只是一个个例。在众人“合力”下，2010年至2018年，高禹村村集体资产从50万元增至1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万元增至3.7万元。
乡村治理不仅给村民种下“摇钱树”，随着互联网发展，今天，其模式更是因网而“新”，从线下转向线上线下相融合，为村庄治理带来无限可能。
安吉余村，在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方面，给出了一个模板。
走进余村社会治理综合指挥室内，6个大屏幕显示着村里各个角落的实时监控画面。其中，一辆车违规停放的画面被工作人员捕捉放大，确定位置后，通过电脑发送到附近执勤交警手机上。
几分钟后，画面中的车辆在交警指挥下开走。“这是我们余村的‘智慧大脑’，通过电脑来收集和处理信息，将矛盾尽可能解决在萌芽状态。”余村村主任俞小平介绍。
据悉，2018年，余村接待游客达80万人次。为更精细化服务村民和游客，该村建立了浙江首个村级社会治理综合指挥室，用以解决游客、车辆拥堵的疏导问题。
“几年前来的时候，车辆一旦多起来，堵得开都开不出去。”游客陈武林告诉记者，现在这样的情况完全可以避免。“通过扫描景区内张贴的电子地图二维码，就可以知道景区的全部情况。”
不仅如此，“互联网+乡村治理”的精准治理方式，在余村已被广泛应用。老年娱乐中心用上了声控技术，医疗服务团可通过电视点播随叫随到……
值得一提的是，为促进党风廉政建设和村民自治，余村还运用数字电视平台，将村级事务、财务运行情况等定期予以公开，村民只要在家动动遥控器，就能看到村里每一笔收支。
“以前，村务公示都是贴在公告栏上，只有路过的时候才会去看一下。”村民王月仙说，“现在有了电视平台，随时都可以调出来看，也不用担心消息过时。”
依靠互联网，如今的余村正变得越来越有“秩序”。
而随着越来越多“余村”的涌现，可预想的是，未来的安吉，将呈现出一幅“村美”“民富”“人和”的美丽画卷。
在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昌硕街道双一村，一块拓印着《双一大队村规民约》的石碑引人注目。
“这是1983年，双一村综合村民意见，通过村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八条村规民约，包括‘加强山林管理’‘节约用竹用木’等内容。”双一村党总支书记朱学星介绍。
这是安吉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浙江安吉已走出一条民主法治、生态文明与美丽乡村建设互促共进的发展之路。但回顾历史，在几十年前，迈出这一步，并不容易。
社会治理资源供应不足、人口流失严重、治理思维滞后等因素，无一不“禁锢”着乡村治理的脚步。而双一村，则是安吉第一个摆脱“枷锁”的村子。
新中国成立伊始，双一村就成立了林业合作社和村民互助小组，发挥村民生产积极性，总结毛竹丰产技术，改变贫穷落后面貌。
加强山林管理、节约用竹用木，婚丧喜事新办俭办，做好环境卫生保护……经过几十年浸润，许多“规矩”早已入脑入心，成为双一人的自觉。
近年来，双一人更是制订完善的村民自治章程、土地管理、村务监督、财务管理等一系列配套管理制度，使该村逐步实现规范化管理。
如今，行走在穿村而过的双溪河绿化带旁，一个个“最美双一人”展示牌和法治漫画交错出现，矗立其中。
这并非一次简单的尝试。双一村的乡村治理模式，在数十年后，为同处安吉的高禹村解决多村合并、外来务工人员多等引起的治理难问题时，提供了宝贵经验。
曾集贫穷、落后和“脏乱差”于一身，被称为安吉“北大荒”的高禹村，如今脱胎换骨，成为宜居的美丽家园。
“我们在乡村治理过程中，推出‘所有决策村民定、所有讨论可参与、所有决定都签字、所有干部不碰钱、所有财务都公开’的新模式，将以往‘散乱’的民心紧紧聚在一起。”高禹村党委书记李更正告诉记者。
村里的闲言碎语少了，大家拧成一股绳，共同创业致富。村民李志友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放弃杭州高收入的工作，回乡创业。
“以前我是为了谋生不得不离开高禹，现在村里有了明确规划，每个人都在为了村子的发展而奋斗，我也应该回来出一份力。”抓住大城市对农副产品的大需求，李志友注册起品牌、商标，建立起合作社，发展土鸡养殖业。如今，李志友的合作社每年营业额达到240多万元，还带动了周边十多户农家的转型，引领更多村民走上绿色致富之路。
李志友只是一个个例。在众人“合力”下，2010年至2018年，高禹村村集体资产从50万元增至1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万元增至3.7万元。
乡村治理不仅给村民种下“摇钱树”，随着互联网发展，今天，其模式更是因网而“新”，从线下转向线上线下相融合，为村庄治理带来无限可能。
安吉余村，在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方面，给出了一个模板。
走进余村社会治理综合指挥室内，6个大屏幕显示着村里各个角落的实时监控画面。其中，一辆车违规停放的画面被工作人员捕捉放大，确定位置后，通过电脑发送到附近执勤交警手机上。
几分钟后，画面中的车辆在交警指挥下开走。“这是我们余村的‘智慧大脑’，通过电脑来收集和处理信息，将矛盾尽可能解决在萌芽状态。”余村村主任俞小平介绍。
据悉，2018年，余村接待游客达80万人次。为更精细化服务村民和游客，该村建立了浙江首个村级社会治理综合指挥室，用以解决游客、车辆拥堵的疏导问题。
“几年前来的时候，车辆一旦多起来，堵得开都开不出去。”游客陈武林告诉记者，现在这样的情况完全可以避免。“通过扫描景区内张贴的电子地图二维码，就可以知道景区的全部情况。”
不仅如此，“互联网+乡村治理”的精准治理方式，在余村已被广泛应用。老年娱乐中心用上了声控技术，医疗服务团可通过电视点播随叫随到……
值得一提的是，为促进党风廉政建设和村民自治，余村还运用数字电视平台，将村级事务、财务运行情况等定期予以公开，村民只要在家动动遥控器，就能看到村里每一笔收支。
“以前，村务公示都是贴在公告栏上，只有路过的时候才会去看一下。”村民王月仙说，“现在有了电视平台，随时都可以调出来看，也不用担心消息过时。”
依靠互联网，如今的余村正变得越来越有“秩序”。
而随着越来越多“余村”的涌现，可预想的是，未来的安吉，将呈现出一幅“村美”“民富”“人和”的美丽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