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曾是新加坡进步华侨学生中的青春眷侣，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东北建设和改革开放大潮广东光辉篇章中的恩爱夫妻——广东省原副省长黄清渠和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儿科医生杨宜珍。
当“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句最响亮的宣言，从北京传到全世界，无数海外华侨青年排除万难，回到祖国怀抱。黄清渠考上大连工学院，后进入哈工大研究生班深造；杨宜珍考入中国医科大学。毕业后，这两名来自东南亚的归侨在“冰城”哈尔滨工作了30余年。
1984年7月，在他们调回广州一年半后，黄清渠当选广东省副省长。1988年，黄清渠当选省政协副主席，并成为致公党广东省委主任委员。1989年1月，黄清渠倒在工作岗位上。而杨宜珍一直在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儿科工作，退休后又投身广州市儿童福利事业。
谈及70年前回国的初衷，年近九旬的杨宜珍说：“我们这些年奋斗的最大动力，就是‘爱国’二字。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我们既是见证者，更是参与者。”
南方日报记者 林亚茗 龚春辉
谈归国 看到码头上的五星红旗时又唱又跳
南方日报：您和清渠先生在新加坡时，是怎样认识的？
杨宜珍：我祖父14岁时去缅甸打拼，后在东南亚一带经营船务、米业等生意。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母亲带着我和弟弟离乡南渡，与在新加坡的父亲团聚。
在新加坡南洋女中念书时，我喜欢参加华校的抗日宣传活动。清渠的父亲是进步侨领，追随陈嘉庚先生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我们在清渠家办小报，招待中艺合唱团。我俩在这些活动中开始恋爱，订立了婚约。
南方日报：您和清渠先生回国的经历曲折吗？
杨宜珍：1949年，中国解放战争形势发展迅速，清渠深受鼓舞。他迫不及待地想要投入新中国怀抱，就和同学在6月18日告别父母，踏上开往香港的轮船。然而，由于台湾海峡被国民党的军舰和水雷封锁，清渠在香港待了1个多月，才得以冒险乘船北上，从天津抵达北平(北京)。当广播里传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他激动得掉下眼泪。
当时，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在东南亚华侨青年中蔚然成风。1949年12月26日，圣诞节的第二日，我在离家前交给父亲一封告别信。我父亲什么也没说，只在信上写了一个“可”字。之后，我拿着一个旧箱子便上路了，不想这一别便是30多年。
在回国的船上，我们在货舱里打地铺，一路上晕船，原先素不相识的热血青年互相鼓励。在海上漂了一周后，我们于1950年元旦那天抵达香港。大家互相搀扶着来到甲板上，当第一眼看到码头上的五星红旗时，立刻又唱又跳。
南方日报：您也走上与清渠先生同样的路了。
杨宜珍：是的。我也是先到了北京，在全国学联安排下，和其他归侨和港澳青年一起埋头复习，参加了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次大学招生考试，于1950年3月考入位于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成为新中国的首批大学生。我当时有两个念头：要加入中国共产党，要成为优秀的儿科医生，后来一一实现了。
南方日报：从四季如夏的新加坡到冬季寒冷漫长的东北，很难适应吧？
杨宜珍：是啊！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学校从沈阳迁去更加冷的黑龙江省北安县，离中俄边界不远，冬天气温低至零下42摄氏度，和新加坡的气温足足相差70摄氏度。为支援志愿军购买武器，我把母亲给的首饰捐了出去。
那时，我们一听到火车的鸣笛声，立马去车站接从朝鲜前线回来的志愿军伤员，给他们包扎伤口。伤愈重回前线的战士，后来给我寄来了立功受奖照，我一直珍藏着这些照片。
谈团聚 以事业为重，把到手的调令退了
南方日报：你们在东北也是异地恋，当时如何团聚？
杨宜珍：我俩回国后的首次见面，是我上大二时，他从大连来学校看我。1954年，清渠从大连工学院毕业后，进入哈工大研究生班精密仪器专业深造。其间，我俩一直是书信联络，7年中只聚过两次。直到1955年底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广西南宁第一卫校任儿科教师。
1956年7月，我俩结婚后又是两地分居。1957年，清渠从哈工大毕业后留校。1958年5月，我调到哈尔滨电机厂工作，这才夫妻团聚——两张单人木板床钉在一起，就是家了。
他在哈工大，长年备课和写作到深夜，困了喝杯茶，饿了嚼点炒黄豆。从20岁的青年学生到50岁的科研带头人，他为哈工大贡献了无悔的青春。
而我作为哈尔滨电机厂职工医院的首位大学生，有时因抢救重病儿，忙得三五天不回家，或者半夜要放下自己的孩子出诊。那些年，我收到不少患儿家长送来的感谢信、锦旗，认了不少干儿子和干女儿。
南方日报：您家公黄复康是东南亚知名爱国侨领，他也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回国了？
杨宜珍：是啊。1949年，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家公把清渠和他姐姐黄灼人送回祖国，小女儿黄铮人随后回来。在新中国成立3周年时，家公家婆抵达广州，后受邀到北京参加华侨回国观光团，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之后，他定居广州。
南方日报：那时，你们是否想回广州和老人团聚？
杨宜珍：从感情上说，当然是这样。可老人家支持我们在更加艰苦的地方工作，并为我们照顾几个孩子。
1978年家婆去世后，家公曾经希望我们回广州工作。那年他在北京公干后，去了一趟哈尔滨，受到哈尔滨市侨务部门和哈工大热情款待。家公最后说，你俩在哈尔滨的政治地位和业务水平提高了，应继续留在北方做好工作。于是，我和清渠以事业为重，就把到手的调令退了。
不想3年后，家公突然去世。考虑到小女儿才15岁，一人在广州生活有困难，我俩才又提出调动工作。1983年初，我俩调回广州。清渠在广东省科学院测试分析研究所工作，我成为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儿科医生。
谈入党 “你40年来的愿望实现了，看见了吗？”
南方日报：您和清渠先生连续多年递交入党申请书。
杨宜珍：是的。早在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念书时，清渠受父亲和作为中国知名战地记者的姑姑黄薇影响，对中国共产党心生向往。回国后，我俩各自在大学里入团后就申请入党。我们即使受到冲击，仍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30多年来，我和清渠先后当选先进工作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每逢“七一”就写入党申请书，提交思想汇报。
南方日报：你们入党心愿最后什么时候实现？
杨宜珍：记得1984年6月的一天，清渠高兴极了。原来，他填写了入党志愿书，单位支部大会通过了。后来他担任副省长要做华侨工作，入党的事被搁置。1988年1月，清渠要到省政协任副主席，他向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的林若申请：一是想加入中国共产党；二是希望恢复他父亲曾当副总经理的华侨投资公司，利用其海外关系促进经济建设。
第二年1月，清渠突然去世。中共中央组织部同意了广东省委的意见，追授他为共产党员。我和女儿为他计算了该交的党费，是从5年前省测试分析研究所的支部大会同意他入党时算起的。
我把100元党费交到省政协党组回家后，把党费证举到清渠的遗像前，告慰他：“你40年来的愿望实现了，看见了吗？”愿他在天能听到这个喜讯。
我1984年11月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之后获得“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今年我快90岁了，几天前还回医院参加党的组织生活。
南方日报：清渠先生是一名归侨副省长。
杨宜珍：1984年7月，我父亲在新加坡病危，我和清渠前往探亲。那是清渠回到祖国35年后，首次重返新加坡。我们在这时得知他当选副省长的消息。对此，清渠感到任重道远，马上就地了解新加坡的建设经验，为新的工作岗位做准备。
担任副省长期间，清渠主管科技和侨务工作。他在深入调查了解广东省科技工作状况后，向省委提交广东科技发展的长远规划和措施。
出身华侨家庭的他，对侨务工作很上心，注重维护华侨、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推动落实城乡侨房政策工作全面展开，令侨胞纷纷回乡投资。
他还兼任省华侨农场改革小组副组长，走遍全省的华侨农场，为解决实际困难费尽心血。在他的追悼会上，不少归侨从外地来见他最后一面。
谈晚年 儿童福利工作成为“第二事业”
南方日报：清渠先生的离世令人痛惜。
杨宜珍：“生一日则尽一日之赤心”是清渠的座右铭。不管做什么工作，他都很忘我。去世前的2个月，他太累了。1989年1月23日，他在主持省致公党常委会会议前，突然倒在会议室，再也没有起来。那年他才59岁。
直到现在，我有时还感觉他是出差了。我鼓励自己多接触新事物，振作起来。
南方日报：承受着丈夫逝世的创痛和儿女离别的不舍，您在退休后投身儿童福利事业。这里面有哪些故事？
杨宜珍：退休后，社会工作成了我的第二事业。在40多年儿科临床工作中，我看到过不少新生儿疾病给孩子留下后遗症，给家庭带来不幸。1992年9月，在广州市妇联支持下，市弱智儿童保健咨询服务中心成立，我担任主任。
另外，我经过多番努力，于1996年5月创办一所专收智障幼儿的新运幼儿园，向政府和社会各界筹款建立“康训助学金”，也向海外侨胞、侨资企业争取赞助。直到2005年我因患胃癌做手术，才不得不放下这些工作。
南方日报：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您根据自己的特殊经历，对中国这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变革，有什么体会？
杨宜珍：70年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从一穷二白的落后国家，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作为归侨及拥有35年党龄的老党员，我的青春都献给了祖国，是祖国发展的见证者，更是参与者。
我很关注时事，紧跟祖国发展形势，读报纸、看电视是每天的必修课。党的十九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我认真学习了，做了很多笔记。
南方日报：您如何看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华侨华人作用？
杨宜珍：华侨华人对祖国有着纯粹的情感。过去，我祖父那一辈的华侨是被当作“卖猪仔”出洋的，饱受祖国落后的屈辱。他们相信，只有祖国强大了，华侨华人的地位才能提高。因此，我祖父赚钱后就回家乡办学，还在缅甸办华文学校和报纸，支持孙中山开展革命活动。
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我们这些归国的华侨青年，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了力量，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力量中的一分子。
他们曾是新加坡进步华侨学生中的青春眷侣，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东北建设和改革开放大潮广东光辉篇章中的恩爱夫妻——广东省原副省长黄清渠和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儿科医生杨宜珍。
当“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句最响亮的宣言，从北京传到全世界，无数海外华侨青年排除万难，回到祖国怀抱。黄清渠考上大连工学院，后进入哈工大研究生班深造；杨宜珍考入中国医科大学。毕业后，这两名来自东南亚的归侨在“冰城”哈尔滨工作了30余年。
1984年7月，在他们调回广州一年半后，黄清渠当选广东省副省长。1988年，黄清渠当选省政协副主席，并成为致公党广东省委主任委员。1989年1月，黄清渠倒在工作岗位上。而杨宜珍一直在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儿科工作，退休后又投身广州市儿童福利事业。
谈及70年前回国的初衷，年近九旬的杨宜珍说：“我们这些年奋斗的最大动力，就是‘爱国’二字。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我们既是见证者，更是参与者。”
南方日报记者 林亚茗 龚春辉
谈归国 看到码头上的五星红旗时又唱又跳
南方日报：您和清渠先生在新加坡时，是怎样认识的？
杨宜珍：我祖父14岁时去缅甸打拼，后在东南亚一带经营船务、米业等生意。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母亲带着我和弟弟离乡南渡，与在新加坡的父亲团聚。
在新加坡南洋女中念书时，我喜欢参加华校的抗日宣传活动。清渠的父亲是进步侨领，追随陈嘉庚先生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我们在清渠家办小报，招待中艺合唱团。我俩在这些活动中开始恋爱，订立了婚约。
南方日报：您和清渠先生回国的经历曲折吗？
杨宜珍：1949年，中国解放战争形势发展迅速，清渠深受鼓舞。他迫不及待地想要投入新中国怀抱，就和同学在6月18日告别父母，踏上开往香港的轮船。然而，由于台湾海峡被国民党的军舰和水雷封锁，清渠在香港待了1个多月，才得以冒险乘船北上，从天津抵达北平(北京)。当广播里传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他激动得掉下眼泪。
当时，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在东南亚华侨青年中蔚然成风。1949年12月26日，圣诞节的第二日，我在离家前交给父亲一封告别信。我父亲什么也没说，只在信上写了一个“可”字。之后，我拿着一个旧箱子便上路了，不想这一别便是30多年。
在回国的船上，我们在货舱里打地铺，一路上晕船，原先素不相识的热血青年互相鼓励。在海上漂了一周后，我们于1950年元旦那天抵达香港。大家互相搀扶着来到甲板上，当第一眼看到码头上的五星红旗时，立刻又唱又跳。
南方日报：您也走上与清渠先生同样的路了。
杨宜珍：是的。我也是先到了北京，在全国学联安排下，和其他归侨和港澳青年一起埋头复习，参加了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次大学招生考试，于1950年3月考入位于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成为新中国的首批大学生。我当时有两个念头：要加入中国共产党，要成为优秀的儿科医生，后来一一实现了。
南方日报：从四季如夏的新加坡到冬季寒冷漫长的东北，很难适应吧？
杨宜珍：是啊！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学校从沈阳迁去更加冷的黑龙江省北安县，离中俄边界不远，冬天气温低至零下42摄氏度，和新加坡的气温足足相差70摄氏度。为支援志愿军购买武器，我把母亲给的首饰捐了出去。
那时，我们一听到火车的鸣笛声，立马去车站接从朝鲜前线回来的志愿军伤员，给他们包扎伤口。伤愈重回前线的战士，后来给我寄来了立功受奖照，我一直珍藏着这些照片。
谈团聚 以事业为重，把到手的调令退了
南方日报：你们在东北也是异地恋，当时如何团聚？
杨宜珍：我俩回国后的首次见面，是我上大二时，他从大连来学校看我。1954年，清渠从大连工学院毕业后，进入哈工大研究生班精密仪器专业深造。其间，我俩一直是书信联络，7年中只聚过两次。直到1955年底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广西南宁第一卫校任儿科教师。
1956年7月，我俩结婚后又是两地分居。1957年，清渠从哈工大毕业后留校。1958年5月，我调到哈尔滨电机厂工作，这才夫妻团聚——两张单人木板床钉在一起，就是家了。
他在哈工大，长年备课和写作到深夜，困了喝杯茶，饿了嚼点炒黄豆。从20岁的青年学生到50岁的科研带头人，他为哈工大贡献了无悔的青春。
而我作为哈尔滨电机厂职工医院的首位大学生，有时因抢救重病儿，忙得三五天不回家，或者半夜要放下自己的孩子出诊。那些年，我收到不少患儿家长送来的感谢信、锦旗，认了不少干儿子和干女儿。
南方日报：您家公黄复康是东南亚知名爱国侨领，他也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回国了？
杨宜珍：是啊。1949年，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家公把清渠和他姐姐黄灼人送回祖国，小女儿黄铮人随后回来。在新中国成立3周年时，家公家婆抵达广州，后受邀到北京参加华侨回国观光团，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之后，他定居广州。
南方日报：那时，你们是否想回广州和老人团聚？
杨宜珍：从感情上说，当然是这样。可老人家支持我们在更加艰苦的地方工作，并为我们照顾几个孩子。
1978年家婆去世后，家公曾经希望我们回广州工作。那年他在北京公干后，去了一趟哈尔滨，受到哈尔滨市侨务部门和哈工大热情款待。家公最后说，你俩在哈尔滨的政治地位和业务水平提高了，应继续留在北方做好工作。于是，我和清渠以事业为重，就把到手的调令退了。
不想3年后，家公突然去世。考虑到小女儿才15岁，一人在广州生活有困难，我俩才又提出调动工作。1983年初，我俩调回广州。清渠在广东省科学院测试分析研究所工作，我成为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儿科医生。
谈入党 “你40年来的愿望实现了，看见了吗？”
南方日报：您和清渠先生连续多年递交入党申请书。
杨宜珍：是的。早在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念书时，清渠受父亲和作为中国知名战地记者的姑姑黄薇影响，对中国共产党心生向往。回国后，我俩各自在大学里入团后就申请入党。我们即使受到冲击，仍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30多年来，我和清渠先后当选先进工作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每逢“七一”就写入党申请书，提交思想汇报。
南方日报：你们入党心愿最后什么时候实现？
杨宜珍：记得1984年6月的一天，清渠高兴极了。原来，他填写了入党志愿书，单位支部大会通过了。后来他担任副省长要做华侨工作，入党的事被搁置。1988年1月，清渠要到省政协任副主席，他向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的林若申请：一是想加入中国共产党；二是希望恢复他父亲曾当副总经理的华侨投资公司，利用其海外关系促进经济建设。
第二年1月，清渠突然去世。中共中央组织部同意了广东省委的意见，追授他为共产党员。我和女儿为他计算了该交的党费，是从5年前省测试分析研究所的支部大会同意他入党时算起的。
我把100元党费交到省政协党组回家后，把党费证举到清渠的遗像前，告慰他：“你40年来的愿望实现了，看见了吗？”愿他在天能听到这个喜讯。
我1984年11月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之后获得“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今年我快90岁了，几天前还回医院参加党的组织生活。
南方日报：清渠先生是一名归侨副省长。
杨宜珍：1984年7月，我父亲在新加坡病危，我和清渠前往探亲。那是清渠回到祖国35年后，首次重返新加坡。我们在这时得知他当选副省长的消息。对此，清渠感到任重道远，马上就地了解新加坡的建设经验，为新的工作岗位做准备。
担任副省长期间，清渠主管科技和侨务工作。他在深入调查了解广东省科技工作状况后，向省委提交广东科技发展的长远规划和措施。
出身华侨家庭的他，对侨务工作很上心，注重维护华侨、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推动落实城乡侨房政策工作全面展开，令侨胞纷纷回乡投资。
他还兼任省华侨农场改革小组副组长，走遍全省的华侨农场，为解决实际困难费尽心血。在他的追悼会上，不少归侨从外地来见他最后一面。
谈晚年 儿童福利工作成为“第二事业”
南方日报：清渠先生的离世令人痛惜。
杨宜珍：“生一日则尽一日之赤心”是清渠的座右铭。不管做什么工作，他都很忘我。去世前的2个月，他太累了。1989年1月23日，他在主持省致公党常委会会议前，突然倒在会议室，再也没有起来。那年他才59岁。
直到现在，我有时还感觉他是出差了。我鼓励自己多接触新事物，振作起来。
南方日报：承受着丈夫逝世的创痛和儿女离别的不舍，您在退休后投身儿童福利事业。这里面有哪些故事？
杨宜珍：退休后，社会工作成了我的第二事业。在40多年儿科临床工作中，我看到过不少新生儿疾病给孩子留下后遗症，给家庭带来不幸。1992年9月，在广州市妇联支持下，市弱智儿童保健咨询服务中心成立，我担任主任。
另外，我经过多番努力，于1996年5月创办一所专收智障幼儿的新运幼儿园，向政府和社会各界筹款建立“康训助学金”，也向海外侨胞、侨资企业争取赞助。直到2005年我因患胃癌做手术，才不得不放下这些工作。
南方日报：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您根据自己的特殊经历，对中国这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变革，有什么体会？
杨宜珍：70年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从一穷二白的落后国家，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作为归侨及拥有35年党龄的老党员，我的青春都献给了祖国，是祖国发展的见证者，更是参与者。
我很关注时事，紧跟祖国发展形势，读报纸、看电视是每天的必修课。党的十九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我认真学习了，做了很多笔记。
南方日报：您如何看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华侨华人作用？
杨宜珍：华侨华人对祖国有着纯粹的情感。过去，我祖父那一辈的华侨是被当作“卖猪仔”出洋的，饱受祖国落后的屈辱。他们相信，只有祖国强大了，华侨华人的地位才能提高。因此，我祖父赚钱后就回家乡办学，还在缅甸办华文学校和报纸，支持孙中山开展革命活动。
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我们这些归国的华侨青年，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了力量，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力量中的一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