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法院的大门，51岁的李建功突然哭了起来。一旁的法警说，“出来了，应该高兴。”他用胳膊擦了擦泪，没有说话。
12年漫长的“马拉松”走到终点。昨天（12月3日）上午11点，曾获死缓的李建功，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中级人民法院改判无罪。
51岁的李建功变化很大。妹妹说，昨晚和家人吃饭时，他话不多，也没有笑脸。走路时，也常常低着头，没有精神，像60多岁的老头。
“12年的冤屈，终于真相大白，我哥哥自由了。”妹妹发了一条朋友圈，并配了四张合影。照片中，李建功表情木然，看不出喜悦还是难过。
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他提到，此前的生活轨迹，因为这一场无故的灾难，完全改变了。之后，他将会提起国家赔偿，并要求追究相关办案人员的刑事责任。
厕所陈尸
时间回到2007年12月3日11时，新疆库尔勒水泥厂，居民崔香海与王江海，在住宅区附近厕所掏粪时，发现粪坑内有一具尸体。
辖区刑警接警后，赶到现场，并把尸体从厕所粪池内打捞上来。经辨认，死者为水泥厂退休职工曹菊英（女，75岁），经农二师公安局法医现场尸体检验，死者头部有钝器击打伤痕，是被人用胶带封住口鼻，窒息而死。警方认定，这是一起熟人作案、就近杀人、就近抛尸的案件。
办案人员为了查找杀人工具和死者携带的物品，搜查了死者的家，并掏空了粪池内的粪便，但一无所获。随后，办案人员排查了与死者有关的人。
六天后，死者的邻居李建功，被锁定为嫌疑人。对此，李建功的辩护律师王誓华提到，法医鉴定，曹菊英死亡时间考虑在2007年12月1日下午。当警方排查到李建功时，没人能证明他当日的行程，而且，李建功在接受询问时，遗忘了他12月1日下午在家附近卸载葵花杆的事实。警方因此怀疑，李建功在卸葵花杆时，与曹菊英发生冲突，并把她杀害。2008年12月9日，李建功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23日被逮捕。
起诉书认为，2007年12月1日16时许，李建功与曹菊英发生争吵，用木棍将曹菊英打昏，然后致其窒息死亡并抛尸粪坑。原一审判决显示，李建功对检察机关指控其犯故意杀人罪的罪名及犯罪事实无异议，请求宽大处理。
2008年7月9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中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李建功死缓。2008年11月7日，新疆高院做出裁定，维持原判。
多年申诉获无罪
进入监狱服刑后，李建功开始申诉，他坚称自己没有杀人。
2016年5月27日，王誓华律师接受李建功妹妹李翠红的委托，免费为李建功提供申诉代理服务。
经过阅卷之后，王誓华发现，该案疑点重重。“没有作案工具，也无任何能够锁定李建功杀人的客观证据，就连封在被害人口鼻处的胶带上，也未检出李建功的指纹。”王誓华告诉新京报记者。
王誓华提到，库尔勒公安局刑警大队出具的《关于李建功杀人案作案工具的搜查、检查情况说明》提到，警方按照李建功的口供，寻找作案工具和受害人的遗物，均未找到。“这说明，本案连一个可以作为旁证的物证都没有。”王誓华说。
另外，此案中死者的死亡时间、地点以及作案细节存疑。法医鉴定曹菊英死亡时间考虑在尸检前48小时左右，死亡时间段考虑在2007年12月1日14时至16时。但在2017年，北京京城明鉴法医学研究院对曹菊英的死亡时间进行再次论证。原最高人民检察院庄洪胜主任法医师等5位专家根据此前的法医鉴定书，从角膜混浊、尸斑、尸僵以及尸绿等常用指标分析，认为曹菊英死亡时间可发生于尸检前24小时左右。王誓华认为，如果死者的死亡时间都不准确，此案便无法成立。
2018年12月6日，新疆高院认为此案证据不确实、不充分，撤销原判，发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中院重新审理。
2019年11月24日，此案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中院再审开庭。庭上，李建功19份有罪供述，全被当庭确认为非法取证，予以排除。“这样一来，全案就没有指向李建功的任何证据。”11月25日，新京报记者从参与旁听的一名人士处证实此事。
昨日，入狱近12年的李建功被宣告无罪，当庭释放。
对话李建功：认罪不是我本意
身陷囹圄12年，终获无罪，李建功没有太过喜悦。“无故遭受这场灾难，（使）我没尽到家庭的责任和义务。死缓判决下达后，妻子就和我离了婚。”
“作有罪供述并非本意”
新京报：你被抓的时候是什么情景？
李建功：我记得那天下午3点左右，我从菜市场买完面粉和油，刚走到家门口，四个警察拦住了我，说要带我去一趟派出所。我当时在棉纺厂工作，下午6点要去赶晚班，担心来不及，就问什么事情，结果警察猛地扑过来，将我押到警车上。我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他们反问说，“你自己不清楚吗？”
警车一路开到了派出所，我的身体被控制着，内心特别疑惑。后来，他们说我杀了曹菊英。
新京报：你认识曹菊英吗？
李建功：我们是前后邻居，隔得不远。那时，老太太一个人住，老伴死得早，儿子们都在外工作。我们邻里关系都很和睦，她对我们挺客气的，我们从来没吵过架。实际上，我每天上班，早出晚归，很少见到她。
新京报：指控你杀人，你是什么想法？
李建功：我没做过，一直对他们说，不是我干的。但警方就认为是我干的，我说不过他们那么多人，没有一点办法。当时邻居们都说，“不是建功干的”。其中，有一个老大爷为我愤愤不平，直接气病了。
我所有亲人被挨个审讯了一遍，14岁的大女儿也被问话了，但她坚信我不会杀人。我的女儿们和我感情特别好，后来一到监狱看我，就哭着黏我。以前上学都是我骑车去送，刚被抓时，她们哭着不让我老婆送，就要爸爸。
新京报：你后来为什么作出有罪供述？
李建功：这不是我的本意。（注：再审开庭时，李建功的全部19份有罪供述，被当庭确认系非法取证，予以排除）
新京报：当时你的家庭状况如何？
李建功：我和妻子、两个女儿生活得美满幸福。当时，妻子也在棉纺厂帮工，大女儿刚满14岁，小女儿4岁。我们一家四口每月的收入2000元左右，不愁吃穿。
我被抓后，妻子一边拉扯孩子长大，一边挣钱。那正是她们最需要我挣钱养家的时候，由于无故遭受这场灾难，我没尽到家庭的责任和义务，我很痛苦。后来死缓判决下达后，妻子就和我离了婚。
“我撕掉了判决书，扔进马桶”
新京报：一审判处死缓，你是怎么想的？
李建功：难受、绝望。我不明白，为什么认定是我干的。如果不是老爹、老娘还有妹妹的支持，我就不想活了。我看见判决书就生气，干脆撕了扔进马桶冲掉。
我是半文盲，小学没毕业，不认得几个字，花了很长时间写了一封申诉信，但是没人帮我寄出去。后来家属会见时，我交给了妹妹，她寄给了最高法信访办。
新京报：你在申诉时有没有放弃过？
李建功：从来没有放弃过。我甚至想好了，不管多少年，服完刑出来我就继续申诉，直到获得清白。在监狱里第一次见家人时，我告诉他们，我没有杀人。老爹、老娘为了我，卖掉地和房子，倾家荡产为此奔波。大妹妹出钱，小妹妹负责跑申诉。一开始，家人给我请了好几个律师，但中途他们都放弃我了。后来请了王律师，他一直坚持帮我申诉，我特别感谢我的家人和律师。
新京报：在监狱里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李建功：早晨8点起床，简单洗漱就开始干活。一般听安排，大多是些手工活。我每天都在削辣椒，小辣椒20多公斤，大辣椒15公斤，还有人做假发，通常下午5点多收工。以前还让我们去种地，后来怕逃跑，就不让出去了。
每周我们被允许看几次电视，但是我没有兴趣。干完活，我就在沙发上傻坐，想自己的事儿。我无法释怀，脑子里不停想，我是冤枉的。我既不喜欢对别人说我的案子，也不问别人的案子，我觉得没有用。我帮不了他，他也帮不了我。有一次我说过我是冤枉的，别人说我是胡说八道。
在监狱里，我的身体也不好。腿疼，手没法伸直，眼睛看东西也像隔了层玻璃。我定期去狱医那里拿药，但直到现在也没有好。
新京报：你在监狱里减过刑吗？
李建功：减了四次刑：死缓、无期、有期、最后减到19年2个月。表现好就能减刑。我努力干活，也不和人争吵，所以减的次数多。
“12年前，手机拨号还是按键的”
新京报：再审宣判无罪时，你是什么心情？
李建功：心里高兴、激动。我终于能和家人团聚了。现在我爹娘身体也不太好，他们天天盼我回家。这12年以来，我最大的愿望是早点回家，与他们团聚。
新京报：家人有什么变化？
李建功：爹娘老得、瘦得不成样子了。他们以前身体很好的。从再审开庭的那天起，我爹他天天趴在阳台上，看我有没有回来。我的两个妹妹也老了，他们白天上班，晚上就研究我的案子。我作为长子，不在家里孝顺老人，抚养孩子，一辈子都愧对他们。
新京报：是不是还不太适应外面的社会？
李建功：是的，世界变化真快啊，我也不会用手机了。12年前，手机拨号还是按键的，现在我都不知道怎么打电话。外面的街道变化很大，以前记得的地方，现在都找不到了，房子也拆了很多。出来后，我洗了个澡，和亲人们吃了一顿团聚饭，又在律师的陪同下，去监狱办理释放证。
我是真的自由了，但我现在没家了，什么都没有了。以前我的生活多好啊，现在全没了。从监狱回来后，我住在妹妹家，好想找个地方大哭一场。
新京报：如今再审改判无罪了，以后有什么打算？
李建功：还没有想呢。以后我们会提起国家赔偿，要求追究相关办案人员的刑事责任。
走出法院的大门，51岁的李建功突然哭了起来。一旁的法警说，“出来了，应该高兴。”他用胳膊擦了擦泪，没有说话。
12年漫长的“马拉松”走到终点。昨天（12月3日）上午11点，曾获死缓的李建功，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中级人民法院改判无罪。
51岁的李建功变化很大。妹妹说，昨晚和家人吃饭时，他话不多，也没有笑脸。走路时，也常常低着头，没有精神，像60多岁的老头。
“12年的冤屈，终于真相大白，我哥哥自由了。”妹妹发了一条朋友圈，并配了四张合影。照片中，李建功表情木然，看不出喜悦还是难过。
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他提到，此前的生活轨迹，因为这一场无故的灾难，完全改变了。之后，他将会提起国家赔偿，并要求追究相关办案人员的刑事责任。
厕所陈尸
时间回到2007年12月3日11时，新疆库尔勒水泥厂，居民崔香海与王江海，在住宅区附近厕所掏粪时，发现粪坑内有一具尸体。
辖区刑警接警后，赶到现场，并把尸体从厕所粪池内打捞上来。经辨认，死者为水泥厂退休职工曹菊英（女，75岁），经农二师公安局法医现场尸体检验，死者头部有钝器击打伤痕，是被人用胶带封住口鼻，窒息而死。警方认定，这是一起熟人作案、就近杀人、就近抛尸的案件。
办案人员为了查找杀人工具和死者携带的物品，搜查了死者的家，并掏空了粪池内的粪便，但一无所获。随后，办案人员排查了与死者有关的人。
六天后，死者的邻居李建功，被锁定为嫌疑人。对此，李建功的辩护律师王誓华提到，法医鉴定，曹菊英死亡时间考虑在2007年12月1日下午。当警方排查到李建功时，没人能证明他当日的行程，而且，李建功在接受询问时，遗忘了他12月1日下午在家附近卸载葵花杆的事实。警方因此怀疑，李建功在卸葵花杆时，与曹菊英发生冲突，并把她杀害。2008年12月9日，李建功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23日被逮捕。
起诉书认为，2007年12月1日16时许，李建功与曹菊英发生争吵，用木棍将曹菊英打昏，然后致其窒息死亡并抛尸粪坑。原一审判决显示，李建功对检察机关指控其犯故意杀人罪的罪名及犯罪事实无异议，请求宽大处理。
2008年7月9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中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李建功死缓。2008年11月7日，新疆高院做出裁定，维持原判。
多年申诉获无罪
进入监狱服刑后，李建功开始申诉，他坚称自己没有杀人。
2016年5月27日，王誓华律师接受李建功妹妹李翠红的委托，免费为李建功提供申诉代理服务。
经过阅卷之后，王誓华发现，该案疑点重重。“没有作案工具，也无任何能够锁定李建功杀人的客观证据，就连封在被害人口鼻处的胶带上，也未检出李建功的指纹。”王誓华告诉新京报记者。
王誓华提到，库尔勒公安局刑警大队出具的《关于李建功杀人案作案工具的搜查、检查情况说明》提到，警方按照李建功的口供，寻找作案工具和受害人的遗物，均未找到。“这说明，本案连一个可以作为旁证的物证都没有。”王誓华说。
另外，此案中死者的死亡时间、地点以及作案细节存疑。法医鉴定曹菊英死亡时间考虑在尸检前48小时左右，死亡时间段考虑在2007年12月1日14时至16时。但在2017年，北京京城明鉴法医学研究院对曹菊英的死亡时间进行再次论证。原最高人民检察院庄洪胜主任法医师等5位专家根据此前的法医鉴定书，从角膜混浊、尸斑、尸僵以及尸绿等常用指标分析，认为曹菊英死亡时间可发生于尸检前24小时左右。王誓华认为，如果死者的死亡时间都不准确，此案便无法成立。
2018年12月6日，新疆高院认为此案证据不确实、不充分，撤销原判，发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中院重新审理。
2019年11月24日，此案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中院再审开庭。庭上，李建功19份有罪供述，全被当庭确认为非法取证，予以排除。“这样一来，全案就没有指向李建功的任何证据。”11月25日，新京报记者从参与旁听的一名人士处证实此事。
昨日，入狱近12年的李建功被宣告无罪，当庭释放。
对话李建功：认罪不是我本意
身陷囹圄12年，终获无罪，李建功没有太过喜悦。“无故遭受这场灾难，（使）我没尽到家庭的责任和义务。死缓判决下达后，妻子就和我离了婚。”
“作有罪供述并非本意”
新京报：你被抓的时候是什么情景？
李建功：我记得那天下午3点左右，我从菜市场买完面粉和油，刚走到家门口，四个警察拦住了我，说要带我去一趟派出所。我当时在棉纺厂工作，下午6点要去赶晚班，担心来不及，就问什么事情，结果警察猛地扑过来，将我押到警车上。我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他们反问说，“你自己不清楚吗？”
警车一路开到了派出所，我的身体被控制着，内心特别疑惑。后来，他们说我杀了曹菊英。
新京报：你认识曹菊英吗？
李建功：我们是前后邻居，隔得不远。那时，老太太一个人住，老伴死得早，儿子们都在外工作。我们邻里关系都很和睦，她对我们挺客气的，我们从来没吵过架。实际上，我每天上班，早出晚归，很少见到她。
新京报：指控你杀人，你是什么想法？
李建功：我没做过，一直对他们说，不是我干的。但警方就认为是我干的，我说不过他们那么多人，没有一点办法。当时邻居们都说，“不是建功干的”。其中，有一个老大爷为我愤愤不平，直接气病了。
我所有亲人被挨个审讯了一遍，14岁的大女儿也被问话了，但她坚信我不会杀人。我的女儿们和我感情特别好，后来一到监狱看我，就哭着黏我。以前上学都是我骑车去送，刚被抓时，她们哭着不让我老婆送，就要爸爸。
新京报：你后来为什么作出有罪供述？
李建功：这不是我的本意。（注：再审开庭时，李建功的全部19份有罪供述，被当庭确认系非法取证，予以排除）
新京报：当时你的家庭状况如何？
李建功：我和妻子、两个女儿生活得美满幸福。当时，妻子也在棉纺厂帮工，大女儿刚满14岁，小女儿4岁。我们一家四口每月的收入2000元左右，不愁吃穿。
我被抓后，妻子一边拉扯孩子长大，一边挣钱。那正是她们最需要我挣钱养家的时候，由于无故遭受这场灾难，我没尽到家庭的责任和义务，我很痛苦。后来死缓判决下达后，妻子就和我离了婚。
“我撕掉了判决书，扔进马桶”
新京报：一审判处死缓，你是怎么想的？
李建功：难受、绝望。我不明白，为什么认定是我干的。如果不是老爹、老娘还有妹妹的支持，我就不想活了。我看见判决书就生气，干脆撕了扔进马桶冲掉。
我是半文盲，小学没毕业，不认得几个字，花了很长时间写了一封申诉信，但是没人帮我寄出去。后来家属会见时，我交给了妹妹，她寄给了最高法信访办。
新京报：你在申诉时有没有放弃过？
李建功：从来没有放弃过。我甚至想好了，不管多少年，服完刑出来我就继续申诉，直到获得清白。在监狱里第一次见家人时，我告诉他们，我没有杀人。老爹、老娘为了我，卖掉地和房子，倾家荡产为此奔波。大妹妹出钱，小妹妹负责跑申诉。一开始，家人给我请了好几个律师，但中途他们都放弃我了。后来请了王律师，他一直坚持帮我申诉，我特别感谢我的家人和律师。
新京报：在监狱里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李建功：早晨8点起床，简单洗漱就开始干活。一般听安排，大多是些手工活。我每天都在削辣椒，小辣椒20多公斤，大辣椒15公斤，还有人做假发，通常下午5点多收工。以前还让我们去种地，后来怕逃跑，就不让出去了。
每周我们被允许看几次电视，但是我没有兴趣。干完活，我就在沙发上傻坐，想自己的事儿。我无法释怀，脑子里不停想，我是冤枉的。我既不喜欢对别人说我的案子，也不问别人的案子，我觉得没有用。我帮不了他，他也帮不了我。有一次我说过我是冤枉的，别人说我是胡说八道。
在监狱里，我的身体也不好。腿疼，手没法伸直，眼睛看东西也像隔了层玻璃。我定期去狱医那里拿药，但直到现在也没有好。
新京报：你在监狱里减过刑吗？
李建功：减了四次刑：死缓、无期、有期、最后减到19年2个月。表现好就能减刑。我努力干活，也不和人争吵，所以减的次数多。
“12年前，手机拨号还是按键的”
新京报：再审宣判无罪时，你是什么心情？
李建功：心里高兴、激动。我终于能和家人团聚了。现在我爹娘身体也不太好，他们天天盼我回家。这12年以来，我最大的愿望是早点回家，与他们团聚。
新京报：家人有什么变化？
李建功：爹娘老得、瘦得不成样子了。他们以前身体很好的。从再审开庭的那天起，我爹他天天趴在阳台上，看我有没有回来。我的两个妹妹也老了，他们白天上班，晚上就研究我的案子。我作为长子，不在家里孝顺老人，抚养孩子，一辈子都愧对他们。
新京报：是不是还不太适应外面的社会？
李建功：是的，世界变化真快啊，我也不会用手机了。12年前，手机拨号还是按键的，现在我都不知道怎么打电话。外面的街道变化很大，以前记得的地方，现在都找不到了，房子也拆了很多。出来后，我洗了个澡，和亲人们吃了一顿团聚饭，又在律师的陪同下，去监狱办理释放证。
我是真的自由了，但我现在没家了，什么都没有了。以前我的生活多好啊，现在全没了。从监狱回来后，我住在妹妹家，好想找个地方大哭一场。
新京报：如今再审改判无罪了，以后有什么打算？
李建功：还没有想呢。以后我们会提起国家赔偿，要求追究相关办案人员的刑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