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面全球化——国际发展的新格局》 郑宇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全球化是一个充满矛盾和悖论的概念。它描绘了自由贸易的美好景象，而自由贸易在历史上持续的时间却很短。许多国家担心全球化的冲击，但也为被全球化所抛弃而忧心忡忡。全球化能让国家间联系更紧密，但也让国家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全球化造成了许多社会经济问题，但却获得了广泛的追捧。全球化到底是一个事实还是一个构建？
20世纪90年代之后，全球化一度成为西方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代表性面孔。然而，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社会眼里，这个面孔却是长得不一样的。发达国家是全球化的倡导者和引领者，但也是全球化的激烈反对者。发展中国家是全球化的跟随者和被动参与者，却更积极地支持全球化。
为什么全球化的概念这么深入人心，而自由贸易在历史上持续的时间却很短？为什么国家对全球化的态度经常反复？为什么全球化造成了许多社会经济问题，支持全球化的人还这么多？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力和阻力发生了逆转。贸易保护主义在发达国家日趋高涨，发展中国家却成为推动贸易自由化的主力。为什么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贸易政策上存在如此大的差异？
对于全球化的影响，一直以来存在着推广者和批评者的两派主要观点。《纽约时报》的托马斯·弗里德曼在1999年出版的《凌志车与橄榄树：理解全球化》中，认为凌志车代表的全球化力量最终会压倒橄榄树所象征的传统认同，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就是推动全球化系统的根本理念。他提出了“金拱门理论”，认为两个有麦当劳连锁店的国家之间是不会发生战争的，因为麦当劳代表着拥有庞大中产阶级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是不会有动机发动战争的。与此同时，一些激烈的批评者，如加拿大学者娜奥米·克莱因则认为全球化助长了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劳工的压榨，同时筑起了篱笆，将欠发达国家和贫困人口排斥于全球体系之外，尤其是把整个非洲大陆都流放到了全球影子世界。
也有学者认为，全球化本身并不是非黑即白的力量，而全球化是否能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发展问题取决于发达国家的意愿和政治。历史学家伊万·贝伦德认为，20世纪世界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各种差异巨大甚至背道而驰的体制的逐渐融合过程。自由市场和计划体制、民主市场和专制集权体制曾经水火不容，但逐渐开始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最终形成了结合自由放任和管制、公有制和私有制、计划和干预等特征的混合体制。
尽管有这些批评和质疑全球化的声音，但在2008年之前，西方国家的主流看法是全球化会产生水涨船高的效应，让所有国家都能从中受益。全球化趋势也是不可逆转的。但是，这种对全球化的乐观预测和对新自由主义的极度自信很快就遭受了挫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暴露出全球化华袍下的虱子。资本力量的无限扩张反噬了控制资本的金融巨头。欧美国家在危机中遭受了重创，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却因谨慎的开放市场而躲过了灾难，反而在危机后迅速复苏，缩小了同发达国家的差距。
2016年是全球化进程中的另一个重要时刻。西方国家的民众用自己的选票表示了对全球化的不满。英国居民一夜醒来后发现自己的国家已经在全民公投后脱离了欧盟，而几个月后，美国民众则把鼓吹“美国优先”的民粹主义者特朗普选进了白宫。这两个标志性事件反映了西方国家民众对全球化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如此看来，全球化是个筐，所有来自他国的有形和无形的存在都被看作全球化的一部分。而反全球化也是一个大杂烩。所有对现实的不满都被归咎于全球化的影响。无论是全球化的乐观论者还是悲观论者，大多从发达国家的视角来讨论全球化的影响。即使对现有的国际制度和规则的批评，也主要是来自对发达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扩大和民粹主义上升的担忧。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更关心的贫困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却长期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引用了英国文学家狄更斯的名言。他指出，经济全球化确实带来了新问题，但不能就此把经济全球化一棍子打死。“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正确的选择是，充分利用一切机遇，合作应对一切挑战，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的确，每一个时期的逆全球化思潮都是全球化不平衡发展的必然产物。逆全球化风潮给全球化带来的阻力，也可以被转化成全球化转型发展的动力。
长期以来，关于全球化的理论大多是基于西方国家的理念和事件而形成和发展的，缺乏对非西方世界应有的关注，也较少从非西方世界视角来认识全球化的本质。本书的核心观点认为：全球化并没有让世界变平，也没有让国家发展趋同，而是推动了多样化发展模式。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中存在巨大的发展差异。这些差异并非都是外部环境造成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战略和政策选择的结果。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市场替代了政府占据经济主导，反而是给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个国家对全球化的支持或反对，既取决于其发展阶段，也受其政策选择的影响。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多面全球化——国际发展的新格局》 郑宇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全球化是一个充满矛盾和悖论的概念。它描绘了自由贸易的美好景象，而自由贸易在历史上持续的时间却很短。许多国家担心全球化的冲击，但也为被全球化所抛弃而忧心忡忡。全球化能让国家间联系更紧密，但也让国家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全球化造成了许多社会经济问题，但却获得了广泛的追捧。全球化到底是一个事实还是一个构建？
20世纪90年代之后，全球化一度成为西方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代表性面孔。然而，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社会眼里，这个面孔却是长得不一样的。发达国家是全球化的倡导者和引领者，但也是全球化的激烈反对者。发展中国家是全球化的跟随者和被动参与者，却更积极地支持全球化。
为什么全球化的概念这么深入人心，而自由贸易在历史上持续的时间却很短？为什么国家对全球化的态度经常反复？为什么全球化造成了许多社会经济问题，支持全球化的人还这么多？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力和阻力发生了逆转。贸易保护主义在发达国家日趋高涨，发展中国家却成为推动贸易自由化的主力。为什么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贸易政策上存在如此大的差异？
对于全球化的影响，一直以来存在着推广者和批评者的两派主要观点。《纽约时报》的托马斯·弗里德曼在1999年出版的《凌志车与橄榄树：理解全球化》中，认为凌志车代表的全球化力量最终会压倒橄榄树所象征的传统认同，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就是推动全球化系统的根本理念。他提出了“金拱门理论”，认为两个有麦当劳连锁店的国家之间是不会发生战争的，因为麦当劳代表着拥有庞大中产阶级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是不会有动机发动战争的。与此同时，一些激烈的批评者，如加拿大学者娜奥米·克莱因则认为全球化助长了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劳工的压榨，同时筑起了篱笆，将欠发达国家和贫困人口排斥于全球体系之外，尤其是把整个非洲大陆都流放到了全球影子世界。
也有学者认为，全球化本身并不是非黑即白的力量，而全球化是否能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发展问题取决于发达国家的意愿和政治。历史学家伊万·贝伦德认为，20世纪世界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各种差异巨大甚至背道而驰的体制的逐渐融合过程。自由市场和计划体制、民主市场和专制集权体制曾经水火不容，但逐渐开始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最终形成了结合自由放任和管制、公有制和私有制、计划和干预等特征的混合体制。
尽管有这些批评和质疑全球化的声音，但在2008年之前，西方国家的主流看法是全球化会产生水涨船高的效应，让所有国家都能从中受益。全球化趋势也是不可逆转的。但是，这种对全球化的乐观预测和对新自由主义的极度自信很快就遭受了挫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暴露出全球化华袍下的虱子。资本力量的无限扩张反噬了控制资本的金融巨头。欧美国家在危机中遭受了重创，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却因谨慎的开放市场而躲过了灾难，反而在危机后迅速复苏，缩小了同发达国家的差距。
2016年是全球化进程中的另一个重要时刻。西方国家的民众用自己的选票表示了对全球化的不满。英国居民一夜醒来后发现自己的国家已经在全民公投后脱离了欧盟，而几个月后，美国民众则把鼓吹“美国优先”的民粹主义者特朗普选进了白宫。这两个标志性事件反映了西方国家民众对全球化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如此看来，全球化是个筐，所有来自他国的有形和无形的存在都被看作全球化的一部分。而反全球化也是一个大杂烩。所有对现实的不满都被归咎于全球化的影响。无论是全球化的乐观论者还是悲观论者，大多从发达国家的视角来讨论全球化的影响。即使对现有的国际制度和规则的批评，也主要是来自对发达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扩大和民粹主义上升的担忧。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更关心的贫困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却长期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引用了英国文学家狄更斯的名言。他指出，经济全球化确实带来了新问题，但不能就此把经济全球化一棍子打死。“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正确的选择是，充分利用一切机遇，合作应对一切挑战，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的确，每一个时期的逆全球化思潮都是全球化不平衡发展的必然产物。逆全球化风潮给全球化带来的阻力，也可以被转化成全球化转型发展的动力。
长期以来，关于全球化的理论大多是基于西方国家的理念和事件而形成和发展的，缺乏对非西方世界应有的关注，也较少从非西方世界视角来认识全球化的本质。本书的核心观点认为：全球化并没有让世界变平，也没有让国家发展趋同，而是推动了多样化发展模式。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中存在巨大的发展差异。这些差异并非都是外部环境造成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战略和政策选择的结果。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市场替代了政府占据经济主导，反而是给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个国家对全球化的支持或反对，既取决于其发展阶段，也受其政策选择的影响。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