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网消息（焦点访谈）：彩礼本是中国传统婚俗中一份“纳吉”之礼，承载着对新人的美好祝福。然而，近年来，高额彩礼在一些地方异化为“婚姻的筹码”，让爱情变了味，也让许多家庭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高额彩礼问题，不时引发人们的热议。如何让彩礼回归“礼”的本质？如何在尊重传统与移风易俗之间找到平衡点，遏制住高额彩礼乱象？
商占彪是山东省聊城市阳谷县商坑村村民，这天是他结婚的大喜日子，婚礼仪式就办在他家的院子里。现场是村里的红白理事会和亲友们一起帮忙布置的，虽然简单，却处处透着喜庆与隆重。
据了解，商占彪结婚时，女方家没有收取高额彩礼。如今在阳谷县，像商占彪夫妇这样，结婚选择低彩礼甚至零彩礼的年轻人，正变得越来越多。可谁能想到，一年多以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高额彩礼成了常态，让不少农村家庭不堪重负。
阳谷县地处山东、河南两省交界处，与河南省的台前县仅隔着一道河堤。近些年，在两个省的毗邻地区，农村彩礼越来越高。
受豫鲁两省毗邻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等因素影响，河南与山东两地的彩礼标准不尽相同。当地彩礼普遍“就高不就低”，相互跟风攀比，导致彩礼金额逐年攀升。
山东省聊城市阳谷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靖德云：“娶不到媳妇，娶不起媳妇，成为当时农村地区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民生问题。”
这是不同省份毗邻地区农村的一个缩影。
高额彩礼现象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与文化根源。社会结构失衡是根本原因：农村适婚人口男多女少。多重因素交织叠加，使得农村地区高额彩礼问题屡禁不止、普遍存在。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教授黄振华：“高额彩礼产生一系列危害，对于农民家庭来说是比较大的经济压力。有时会出现因婚致贫的风险，也可能产生一些极端现象，利用高额彩礼诈骗、骗婚，直接的后果是农村很多大龄男青年没有办法成家。”
多年来，各地针对彩礼陋习开展的整治行动，在本省范围内及非毗邻地区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一旦涉及跨省毗邻区域，治理效果便屡屡“失灵”，整治难题依然突出。
跨省通婚，彩礼究竟该依照哪一方的习俗？如何让高额彩礼从“漫天要价”回归理性、合乎情理？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持续整治农村高额彩礼，加强省际毗邻地区联动治理。
从去年开始，山东省阳谷县联动毗邻的河南省台前县、范县，共同签订鲁豫毗邻地区移风易俗协同治理机制，打破行政区划壁垒，构建起共建共治的联动体系。
治理的第一步，就是让群众坐到一起、共商共议。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充分沟通协商，三县群众共同约定了彩礼上限。这一约定不仅被写入红白理事会章程，不少村庄还将其纳入村规民约，以制度形式固化下来。
靖德云：“彩礼本身就是一个习俗，我们一方面要尊重它，另外一方面对于高额彩礼要进行引导，让它在一个合理区间内，避免因为彩礼过高对群众产生不必要的负担，让婚姻真正回归于爱情。”
宣传引导是最柔软也最有力的抓手。阳谷县开展移风易俗“送戏下乡”，并创作了小品《彩礼风波》，把高额彩礼的现象搬上舞台。
小品由群众演员自编、自导、自演，取材于现实生活，更能打动现场观众，引发强烈共鸣。像这样的移风易俗送戏下乡，阳谷县一年举办一千场次。
红娘在民间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了充分发挥红娘的作用，三个县定期举办毗邻地区红娘交流会。红娘们在牵线搭桥时达成一致：彩礼不超过约定的上限，喜宴不超过标准。
在加大宣传引导的同时，切实做好服务。各村红白理事会主动上门、靠前服务，对红白事提前介入、全程跟进，提供细致周到的全过程指导与服务。
2025年“七夕”之际，阳谷县携手台前县、范县，共同举办了“两河之约・山河相会”新婚集体颁证仪式，九对新人喜结良缘。
经过各方努力，去年以来，跨省毗邻地区农村“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数量显著增长。尚丽娜家在阳谷县农村，她与河南台前县的赵云光刚刚订婚。
尚丽娜告诉记者，她的父母当时没有要彩礼，8.8万元是赵云光和她商量的结果，图个好彩头。订婚的当天，父母就把这钱给了两人，用来支持他们小家庭。
跨省通婚的彩礼包袱正在一点点卸下。跨省联治，靠的是制度协同。而要让高额彩礼真正退潮，更关键的是人心深处的观念之变。
不久前，在湖南省益阳市南县，一场婚礼在网络上意外走红。在婚礼上，新娘廖娇的父亲廖琰军将18.8万元彩礼退给了新郎李平，只在礼盒里拿出了一张100元的人民币，作为寄寓吉祥之意。
这对新人都是湖南益阳南县茅草街镇灵官洲村人，新娘廖娇在浙江杭州工作，新郎李平在家乡经营水产生意。
其实，在订婚宴上，女方家里就已经明确表示不要彩礼。但新郎李平却觉得，彩礼是自己的一种态度。
李平的生意是在当地收购小龙虾销往全国各地，手头并不宽裕。李平便找朋友借了几万块钱，凑齐了18.8万元，他事先也没告诉廖娇。在婚礼当天早上，他把彩礼送了过去。
婚礼后的第二天，廖娇的父亲廖琰军便匆匆返回浙江台州，继续打工。廖琰军告诉记者，他从没想过会不会火，只是想借女儿结婚这个特别的日子，谈一谈他对“彩礼”的看法。
廖琰军的“退礼”之举看似偶然，但在当地干部看来，这其实是多年来推进移风易俗、涵养文明乡风的必然结果。
南县地处洞庭湖畔，是一个传统农业县，受攀比风气影响，彩礼数额曾逐年攀升。为扭转这一风气，2025年，南县正式出台“山乡尚礼·南事文明办”文明乡风建设工程实施方案，将整治高额彩礼作为移风易俗的工作重点，纳入精神文明建设整体布局。
全县166个村（社区）将“婚事新办、治理高额彩礼”写入村规民约，由村民自己讨论、自己签字、自己遵守。
湖南省益阳市南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任李光明：“无论是制度约束还是宣传引导，最终都要转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廖先生主动退还彩礼，就是群众自觉的最好体现。当越来越多的人像他一样，从内心认同不要彩礼要幸福的理念，移风易俗才能真正落地生根。”
在当地宣传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零彩礼”或“低彩礼”步入婚姻。南县农业局的杨超和村委委员黄莎恋爱八年，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时候，黄莎的父母提出男方要给8.8万元的彩礼才能娶走自己女儿。身为公职人员的黄莎做起了父母的工作，最终说服父母取消了彩礼，并参加了集体婚礼，真正做到了“婚事简办”。
现在，杨超和黄莎的孩子已经一岁了，黄莎的父母和他们住在一起，帮忙带孩子，一家人幸福和睦。
近期，网络上涌现出大量关于“低彩礼”“零彩礼”“婚礼简办”的视频和新闻报道。这些真实案例频频登上热搜，引发全网共鸣与点赞。人们发现：原来不要高额彩礼，婚礼也可以很体面；原来放下攀比的包袱，幸福反而更踏实。一个个鲜活的故事，如同一颗颗种子生根发芽，悄然改变着更多人的观念。
从山东、河南交界的跨省联治，到洞庭湖畔的观念更新，高额彩礼的治理，既需要制度协同的硬约束，更需要春风化雨的软引导。彩礼不是爱情的标尺，幸福才是婚姻的底色。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轻礼重情，当越来越多的家庭主动退彩礼、送祝福，那么高额彩礼的坚冰终将消融，婚姻也将回归情感的本源。
央视网消息（焦点访谈）：彩礼本是中国传统婚俗中一份“纳吉”之礼，承载着对新人的美好祝福。然而，近年来，高额彩礼在一些地方异化为“婚姻的筹码”，让爱情变了味，也让许多家庭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高额彩礼问题，不时引发人们的热议。如何让彩礼回归“礼”的本质？如何在尊重传统与移风易俗之间找到平衡点，遏制住高额彩礼乱象？
商占彪是山东省聊城市阳谷县商坑村村民，这天是他结婚的大喜日子，婚礼仪式就办在他家的院子里。现场是村里的红白理事会和亲友们一起帮忙布置的，虽然简单，却处处透着喜庆与隆重。
据了解，商占彪结婚时，女方家没有收取高额彩礼。如今在阳谷县，像商占彪夫妇这样，结婚选择低彩礼甚至零彩礼的年轻人，正变得越来越多。可谁能想到，一年多以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高额彩礼成了常态，让不少农村家庭不堪重负。
阳谷县地处山东、河南两省交界处，与河南省的台前县仅隔着一道河堤。近些年，在两个省的毗邻地区，农村彩礼越来越高。
受豫鲁两省毗邻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等因素影响，河南与山东两地的彩礼标准不尽相同。当地彩礼普遍“就高不就低”，相互跟风攀比，导致彩礼金额逐年攀升。
山东省聊城市阳谷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靖德云：“娶不到媳妇，娶不起媳妇，成为当时农村地区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民生问题。”
这是不同省份毗邻地区农村的一个缩影。
高额彩礼现象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与文化根源。社会结构失衡是根本原因：农村适婚人口男多女少。多重因素交织叠加，使得农村地区高额彩礼问题屡禁不止、普遍存在。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教授黄振华：“高额彩礼产生一系列危害，对于农民家庭来说是比较大的经济压力。有时会出现因婚致贫的风险，也可能产生一些极端现象，利用高额彩礼诈骗、骗婚，直接的后果是农村很多大龄男青年没有办法成家。”
多年来，各地针对彩礼陋习开展的整治行动，在本省范围内及非毗邻地区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一旦涉及跨省毗邻区域，治理效果便屡屡“失灵”，整治难题依然突出。
跨省通婚，彩礼究竟该依照哪一方的习俗？如何让高额彩礼从“漫天要价”回归理性、合乎情理？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持续整治农村高额彩礼，加强省际毗邻地区联动治理。
从去年开始，山东省阳谷县联动毗邻的河南省台前县、范县，共同签订鲁豫毗邻地区移风易俗协同治理机制，打破行政区划壁垒，构建起共建共治的联动体系。
治理的第一步，就是让群众坐到一起、共商共议。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充分沟通协商，三县群众共同约定了彩礼上限。这一约定不仅被写入红白理事会章程，不少村庄还将其纳入村规民约，以制度形式固化下来。
靖德云：“彩礼本身就是一个习俗，我们一方面要尊重它，另外一方面对于高额彩礼要进行引导，让它在一个合理区间内，避免因为彩礼过高对群众产生不必要的负担，让婚姻真正回归于爱情。”
宣传引导是最柔软也最有力的抓手。阳谷县开展移风易俗“送戏下乡”，并创作了小品《彩礼风波》，把高额彩礼的现象搬上舞台。
小品由群众演员自编、自导、自演，取材于现实生活，更能打动现场观众，引发强烈共鸣。像这样的移风易俗送戏下乡，阳谷县一年举办一千场次。
红娘在民间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了充分发挥红娘的作用，三个县定期举办毗邻地区红娘交流会。红娘们在牵线搭桥时达成一致：彩礼不超过约定的上限，喜宴不超过标准。
在加大宣传引导的同时，切实做好服务。各村红白理事会主动上门、靠前服务，对红白事提前介入、全程跟进，提供细致周到的全过程指导与服务。
2025年“七夕”之际，阳谷县携手台前县、范县，共同举办了“两河之约・山河相会”新婚集体颁证仪式，九对新人喜结良缘。
经过各方努力，去年以来，跨省毗邻地区农村“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数量显著增长。尚丽娜家在阳谷县农村，她与河南台前县的赵云光刚刚订婚。
尚丽娜告诉记者，她的父母当时没有要彩礼，8.8万元是赵云光和她商量的结果，图个好彩头。订婚的当天，父母就把这钱给了两人，用来支持他们小家庭。
跨省通婚的彩礼包袱正在一点点卸下。跨省联治，靠的是制度协同。而要让高额彩礼真正退潮，更关键的是人心深处的观念之变。
不久前，在湖南省益阳市南县，一场婚礼在网络上意外走红。在婚礼上，新娘廖娇的父亲廖琰军将18.8万元彩礼退给了新郎李平，只在礼盒里拿出了一张100元的人民币，作为寄寓吉祥之意。
这对新人都是湖南益阳南县茅草街镇灵官洲村人，新娘廖娇在浙江杭州工作，新郎李平在家乡经营水产生意。
其实，在订婚宴上，女方家里就已经明确表示不要彩礼。但新郎李平却觉得，彩礼是自己的一种态度。
李平的生意是在当地收购小龙虾销往全国各地，手头并不宽裕。李平便找朋友借了几万块钱，凑齐了18.8万元，他事先也没告诉廖娇。在婚礼当天早上，他把彩礼送了过去。
婚礼后的第二天，廖娇的父亲廖琰军便匆匆返回浙江台州，继续打工。廖琰军告诉记者，他从没想过会不会火，只是想借女儿结婚这个特别的日子，谈一谈他对“彩礼”的看法。
廖琰军的“退礼”之举看似偶然，但在当地干部看来，这其实是多年来推进移风易俗、涵养文明乡风的必然结果。
南县地处洞庭湖畔，是一个传统农业县，受攀比风气影响，彩礼数额曾逐年攀升。为扭转这一风气，2025年，南县正式出台“山乡尚礼·南事文明办”文明乡风建设工程实施方案，将整治高额彩礼作为移风易俗的工作重点，纳入精神文明建设整体布局。
全县166个村（社区）将“婚事新办、治理高额彩礼”写入村规民约，由村民自己讨论、自己签字、自己遵守。
湖南省益阳市南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任李光明：“无论是制度约束还是宣传引导，最终都要转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廖先生主动退还彩礼，就是群众自觉的最好体现。当越来越多的人像他一样，从内心认同不要彩礼要幸福的理念，移风易俗才能真正落地生根。”
在当地宣传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零彩礼”或“低彩礼”步入婚姻。南县农业局的杨超和村委委员黄莎恋爱八年，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时候，黄莎的父母提出男方要给8.8万元的彩礼才能娶走自己女儿。身为公职人员的黄莎做起了父母的工作，最终说服父母取消了彩礼，并参加了集体婚礼，真正做到了“婚事简办”。
现在，杨超和黄莎的孩子已经一岁了，黄莎的父母和他们住在一起，帮忙带孩子，一家人幸福和睦。
近期，网络上涌现出大量关于“低彩礼”“零彩礼”“婚礼简办”的视频和新闻报道。这些真实案例频频登上热搜，引发全网共鸣与点赞。人们发现：原来不要高额彩礼，婚礼也可以很体面；原来放下攀比的包袱，幸福反而更踏实。一个个鲜活的故事，如同一颗颗种子生根发芽，悄然改变着更多人的观念。
从山东、河南交界的跨省联治，到洞庭湖畔的观念更新，高额彩礼的治理，既需要制度协同的硬约束，更需要春风化雨的软引导。彩礼不是爱情的标尺，幸福才是婚姻的底色。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轻礼重情，当越来越多的家庭主动退彩礼、送祝福，那么高额彩礼的坚冰终将消融，婚姻也将回归情感的本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