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期一到，各地博物馆那根原本紧绷的弦就被拉得更紧。
8月10日，在部分博物馆出现停电、空调系统瘫痪、大客流聚集等情况，引发安全及舆情风险的情况下，国家文物局发布了一则紧急通知。随后，各家博物馆忙着加强暑期应急管理工作。不过，有些博物馆“内忧”还未处理完，“外患”就跟着来了。
8月12日，洛阳博物馆发布声明称，一些网络平台存在未经馆方授权擅自售卖门票，或以提供讲解服务、组织研学活动等名义违规收费的行为。两天后，河北博物院发布声明称，有机构及个人未经院方审核，私自开展讲解研学活动，仿制、佩戴“河北博物院临时讲解证”。河北博物院于是决定，以后对入馆社会讲解服务实行审核机制。
“不规范的社会讲解服务”这一“外患”早已有之。河北博物院这次通过“审核制”实行准入的做法引发网友热议。武汉市民王先生认为，这种审核机制的规范性，就像是给机构及个人开“白名单”。相关领域专家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既是博物馆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被动应对，也是其倒逼自身改革、提升服务效能的主动契机。
念错文物名称游客花钱听“野讲解”
几个月前，王先生在南方某省级博物馆打卡，一个戴着眼镜略显青涩的带团解说员站在玻璃展柜外，向周围人群介绍“这是个鬲（gé）”。“他可能刚上岗，对自己的业务不熟。这个古代的炊煮器应该念鬲（lì）。”王先生说。
也有游客发吐槽帖称，自己在社交平台上定制了解说服务，结果发现解说员极为不专业，花钱听了场“野讲解”。解说员把“十相自在图”叫成“十相如意图”，还把代表佛教的“贪嗔痴慢疑”解释成儒家思想中的“仁义礼智信”。
“文博热”持续升温，2023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就达12.9亿人次。面对海量客流，博物馆讲解员“一位难求”，智能导览器也供不应求，远无法满足需求。作为官方力量补充，社会讲解服务挤进市场。
除了收费问题外，最受诟病的是讲解内容的“假俗乱”。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陈少峰介绍，社会讲解服务中，确实存在大量穿插未经考证的秘闻、野史、传说，甚至歪曲史实、戏说历史等情况，“故宫里用猪血镇邪”“三星堆神树是外星文明的遗珠”等说法就是例子。
2022年8月，北京市文物局较早发布指导意见，提出通过事前培训、备案、事中事后监管来规范讲解秩序。一年后，国家文物局发布《关于进一步提升博物馆讲解服务工作水平的指导意见》，提出建立社会讲解准入管理和监管机制。再到2024年，多个省级博物馆开始发布社会导游讲解准入制度，社会讲解的规范化管理在全国范围内铺开。
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副教授黄洋认为，博物馆对第三方讲解进行规范管理确有必要，但核心在于建立合作共赢的协调机制。
实际上，建立准入审核制度是目前最普遍的做法。博物馆要求社会讲解人员提前提交申请，报备讲解内容、人员资质、活动流程等材料，经审核通过后方可开展活动。各类博物馆对申请时间做了要求，例如，中国国家博物馆、贵州省博物馆等要求须提前5日提出申请；河北博物院要求申请人至少提前7个工作日提交申请材料；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则要求提前3日提出申请。
另一方面，一些博物馆实行持证上岗与挂牌讲解，以便识别和管理。例如，敦煌博物馆、洛阳博物馆、安徽博物院等，要求通过审核的讲解人员须佩戴博物馆统一发放的临时讲解证或相关证件。总体来看，各地博物馆的应对策略正在从“各自为政”走向“制度趋同”，形成了建立准入审核、持证上岗、内容规范、“白名单”管理、违规处罚等全链条机制。
陈少峰说，博物馆的核心价值在于开放与共享，管理措施应以提升服务质量为目标。博物馆应积极探索与社会力量合作，但也不能设置过高的准入门槛。
供需失衡给社会讲解介入提供了空间
与多数其他社会教育机构有所区别，博物馆提供的是“基于实物的教育”。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主任郑奕认为，“教育”是博物馆的首要目的和功能，博物馆属于非正规教育机构。在此背景下，馆内教育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博物馆一定是扮演主要角色。
博物馆面向观众提供的讲解人员、自助导览设备等资源长期供不应求，这种供需失衡给社会讲解力量的介入提供了巨大空间。在郑奕看来，并非所有社会化讲解都是负面的、消极的，关键在于博物馆如何引导和把关。
2023年，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在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的引导和扶持下，与上海市旅游行业协会及几家5A旅行社就“博物馆向持证导游开放带团讲解试点”率先签订合作协议，允许经过馆方培训和考核的旅行社持证导游在馆内带团讲解，并以此充实自身专业力量。
除此之外，天津博物馆和襄阳博物馆也会对社会讲解人员组织针对特展的讲解培训或资格认证考核。这些实践表明，博物馆正在从“被动管控”走向“主动赋能”，不是简单地“堵”住社会讲解，而是通过培训和考核将其转化为博物馆教育的“增量”。
郑奕告诉记者，博物馆社会化讲解“宜疏不宜堵”。“无论是出于市场需求和部分中小博物馆自身供给能力的不足，还是源于博物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属性，都决定了将所有社会力量一概拒之门外，并非现实的改善途径。”
就整治社会化讲解乱象，郑奕觉得，一方面亟须博物馆官方出台规章制度；另一方面，馆方也需更新运营思路——毕竟讲解和导览是博物馆教育中最基本，也是最被公众需要的服务，而并非所有场馆都资源充裕。因此，与社会第三方机构进行适度合作，共同开发针对不同受众的讲解导览乃至阐释类课程，不失为一种可行选择。但馆方必须设立明确的准入标准，并对讲解进程和结果实施有效管理。
大馆与小馆政策应有不同
在调研中，黄洋发现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难点：如何对博物馆的第三方讲解服务实施“分层次”管理？
他指出，当前矛盾集中体现在监管与需求的错位上。一方面，像国博、湖南省博、上海博物馆这类热门大馆，第三方机构扎堆涌入，难免引发秩序混乱，博物馆虽有心监管，却往往沦为“背锅侠”——观众接受了错误或低质量的讲解后，投诉的矛头最终总会指向博物馆本身。另一方面，区县级中小博物馆却面临截然不同的困境，它们的社会教育资源本就匮乏，目前反而需要借助第三方力量来弥补短板。
正因如此，黄洋担心，若所有博物馆一刀切实行统一的严格报备审批制度，势必会加重旅行社和研学机构的程序负担，使其更不愿走进中小博物馆。长此以往，只会导致“热门馆越来越热，冷门馆越来越冷”的马太效应进一步加剧。
他建议，省级层面博物馆可探索统一认证机制，而非由每家博物馆各自审核。“合规的大型第三方机构其实不算特别多，省里统一认证后，各馆根据自身情况调整执行尺度，可能是更可行的路径。”
对于博物馆是否应通过研学、讲解等服务获取营收，黄洋明确表示支持，但需澄清公众误解。
“博物馆是公益性事业单位，实行收支两条线。收费展览、教育活动、文创产品的收入都要上缴财政，并不是揣进员工口袋。”他告诉记者，这些收费服务属于“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之外的个性化服务”，与博物馆提供的免费展览、免费讲解等“兜底服务”并行不悖，并不损害博物馆的公益属性。
在他看来，理想的合作模式是“菜单式服务”——博物馆将自身研发的教育活动明码标价，第三方机构可在讲解服务之外采购这些项目，既丰富了研学内容，也为博物馆事业发展补充了资金。财政再拨款时，收入较好的博物馆往往能获得更多支持，从而提供更好的公共文化服务，形成良性循环。
“现在导游有导游证，未来公共文化场馆能不能设立一个类似‘文化科普’的职业资质？”黄洋认为，这需要人社等部门跨部门协作，通过统一考试或认定，让取得资质的人员可在博物馆、科技馆等场馆提供合规讲解服务。“就像行医要有执业医师证，你可以找乡村医生，但正规医院里坐诊的必须持证。”
假期一到，各地博物馆那根原本紧绷的弦就被拉得更紧。
8月10日，在部分博物馆出现停电、空调系统瘫痪、大客流聚集等情况，引发安全及舆情风险的情况下，国家文物局发布了一则紧急通知。随后，各家博物馆忙着加强暑期应急管理工作。不过，有些博物馆“内忧”还未处理完，“外患”就跟着来了。
8月12日，洛阳博物馆发布声明称，一些网络平台存在未经馆方授权擅自售卖门票，或以提供讲解服务、组织研学活动等名义违规收费的行为。两天后，河北博物院发布声明称，有机构及个人未经院方审核，私自开展讲解研学活动，仿制、佩戴“河北博物院临时讲解证”。河北博物院于是决定，以后对入馆社会讲解服务实行审核机制。
“不规范的社会讲解服务”这一“外患”早已有之。河北博物院这次通过“审核制”实行准入的做法引发网友热议。武汉市民王先生认为，这种审核机制的规范性，就像是给机构及个人开“白名单”。相关领域专家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既是博物馆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被动应对，也是其倒逼自身改革、提升服务效能的主动契机。
念错文物名称游客花钱听“野讲解”
几个月前，王先生在南方某省级博物馆打卡，一个戴着眼镜略显青涩的带团解说员站在玻璃展柜外，向周围人群介绍“这是个鬲（gé）”。“他可能刚上岗，对自己的业务不熟。这个古代的炊煮器应该念鬲（lì）。”王先生说。
也有游客发吐槽帖称，自己在社交平台上定制了解说服务，结果发现解说员极为不专业，花钱听了场“野讲解”。解说员把“十相自在图”叫成“十相如意图”，还把代表佛教的“贪嗔痴慢疑”解释成儒家思想中的“仁义礼智信”。
“文博热”持续升温，2023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就达12.9亿人次。面对海量客流，博物馆讲解员“一位难求”，智能导览器也供不应求，远无法满足需求。作为官方力量补充，社会讲解服务挤进市场。
除了收费问题外，最受诟病的是讲解内容的“假俗乱”。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陈少峰介绍，社会讲解服务中，确实存在大量穿插未经考证的秘闻、野史、传说，甚至歪曲史实、戏说历史等情况，“故宫里用猪血镇邪”“三星堆神树是外星文明的遗珠”等说法就是例子。
2022年8月，北京市文物局较早发布指导意见，提出通过事前培训、备案、事中事后监管来规范讲解秩序。一年后，国家文物局发布《关于进一步提升博物馆讲解服务工作水平的指导意见》，提出建立社会讲解准入管理和监管机制。再到2024年，多个省级博物馆开始发布社会导游讲解准入制度，社会讲解的规范化管理在全国范围内铺开。
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副教授黄洋认为，博物馆对第三方讲解进行规范管理确有必要，但核心在于建立合作共赢的协调机制。
实际上，建立准入审核制度是目前最普遍的做法。博物馆要求社会讲解人员提前提交申请，报备讲解内容、人员资质、活动流程等材料，经审核通过后方可开展活动。各类博物馆对申请时间做了要求，例如，中国国家博物馆、贵州省博物馆等要求须提前5日提出申请；河北博物院要求申请人至少提前7个工作日提交申请材料；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则要求提前3日提出申请。
另一方面，一些博物馆实行持证上岗与挂牌讲解，以便识别和管理。例如，敦煌博物馆、洛阳博物馆、安徽博物院等，要求通过审核的讲解人员须佩戴博物馆统一发放的临时讲解证或相关证件。总体来看，各地博物馆的应对策略正在从“各自为政”走向“制度趋同”，形成了建立准入审核、持证上岗、内容规范、“白名单”管理、违规处罚等全链条机制。
陈少峰说，博物馆的核心价值在于开放与共享，管理措施应以提升服务质量为目标。博物馆应积极探索与社会力量合作，但也不能设置过高的准入门槛。
供需失衡给社会讲解介入提供了空间
与多数其他社会教育机构有所区别，博物馆提供的是“基于实物的教育”。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主任郑奕认为，“教育”是博物馆的首要目的和功能，博物馆属于非正规教育机构。在此背景下，馆内教育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博物馆一定是扮演主要角色。
博物馆面向观众提供的讲解人员、自助导览设备等资源长期供不应求，这种供需失衡给社会讲解力量的介入提供了巨大空间。在郑奕看来，并非所有社会化讲解都是负面的、消极的，关键在于博物馆如何引导和把关。
2023年，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在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的引导和扶持下，与上海市旅游行业协会及几家5A旅行社就“博物馆向持证导游开放带团讲解试点”率先签订合作协议，允许经过馆方培训和考核的旅行社持证导游在馆内带团讲解，并以此充实自身专业力量。
除此之外，天津博物馆和襄阳博物馆也会对社会讲解人员组织针对特展的讲解培训或资格认证考核。这些实践表明，博物馆正在从“被动管控”走向“主动赋能”，不是简单地“堵”住社会讲解，而是通过培训和考核将其转化为博物馆教育的“增量”。
郑奕告诉记者，博物馆社会化讲解“宜疏不宜堵”。“无论是出于市场需求和部分中小博物馆自身供给能力的不足，还是源于博物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属性，都决定了将所有社会力量一概拒之门外，并非现实的改善途径。”
就整治社会化讲解乱象，郑奕觉得，一方面亟须博物馆官方出台规章制度；另一方面，馆方也需更新运营思路——毕竟讲解和导览是博物馆教育中最基本，也是最被公众需要的服务，而并非所有场馆都资源充裕。因此，与社会第三方机构进行适度合作，共同开发针对不同受众的讲解导览乃至阐释类课程，不失为一种可行选择。但馆方必须设立明确的准入标准，并对讲解进程和结果实施有效管理。
大馆与小馆政策应有不同
在调研中，黄洋发现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难点：如何对博物馆的第三方讲解服务实施“分层次”管理？
他指出，当前矛盾集中体现在监管与需求的错位上。一方面，像国博、湖南省博、上海博物馆这类热门大馆，第三方机构扎堆涌入，难免引发秩序混乱，博物馆虽有心监管，却往往沦为“背锅侠”——观众接受了错误或低质量的讲解后，投诉的矛头最终总会指向博物馆本身。另一方面，区县级中小博物馆却面临截然不同的困境，它们的社会教育资源本就匮乏，目前反而需要借助第三方力量来弥补短板。
正因如此，黄洋担心，若所有博物馆一刀切实行统一的严格报备审批制度，势必会加重旅行社和研学机构的程序负担，使其更不愿走进中小博物馆。长此以往，只会导致“热门馆越来越热，冷门馆越来越冷”的马太效应进一步加剧。
他建议，省级层面博物馆可探索统一认证机制，而非由每家博物馆各自审核。“合规的大型第三方机构其实不算特别多，省里统一认证后，各馆根据自身情况调整执行尺度，可能是更可行的路径。”
对于博物馆是否应通过研学、讲解等服务获取营收，黄洋明确表示支持，但需澄清公众误解。
“博物馆是公益性事业单位，实行收支两条线。收费展览、教育活动、文创产品的收入都要上缴财政，并不是揣进员工口袋。”他告诉记者，这些收费服务属于“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之外的个性化服务”，与博物馆提供的免费展览、免费讲解等“兜底服务”并行不悖，并不损害博物馆的公益属性。
在他看来，理想的合作模式是“菜单式服务”——博物馆将自身研发的教育活动明码标价，第三方机构可在讲解服务之外采购这些项目，既丰富了研学内容，也为博物馆事业发展补充了资金。财政再拨款时，收入较好的博物馆往往能获得更多支持，从而提供更好的公共文化服务，形成良性循环。
“现在导游有导游证，未来公共文化场馆能不能设立一个类似‘文化科普’的职业资质？”黄洋认为，这需要人社等部门跨部门协作，通过统一考试或认定，让取得资质的人员可在博物馆、科技馆等场馆提供合规讲解服务。“就像行医要有执业医师证，你可以找乡村医生，但正规医院里坐诊的必须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