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当数学家王虹、邓煜摘得菲尔兹奖，百年猜想被中国大脑破解，他们推开的是同一扇门——基础研究之门，这也是当前AI时代全球科技角力的终极密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然而，从“冷板凳”到菲尔兹奖，从来不是灵光乍现的魔法，唯有日复一日的“笨功夫”与坚守。即日起，新京报教育推出“强基培源”系列报道，对话院士、科学家等拆解“从0到1”的探索逻辑，探寻科技强国的“源代码”。
李晓明 受访者供图
1946年，人类历史上第一台真正意义上的电子计算机诞生，代码的河流从此开始流淌，如今已漫过人类生活的每一寸岸边。当轻点屏幕完成一次支付、用手机和千里之外的亲友聊天、任由算法推荐下一条视频时，很少有人会想——这些看似理所当然的便利，究竟是从哪一块基石上生长出来的。计算机科学的基础研究，便是那块基石。
回望中国计算机领域的发展，大湾区大学副校长李晓明将其概括为三个没有终点却起点各异的阶段——学习、追赶、贡献。在学习和追赶这两个阶段，中国展现出了惊人的效率：从Chat GPT发布到Deep Seek问世，不过两年时间。但真正的挑战在于第三个阶段：当已知的前沿已被踏遍，我们是否有能力创造新的前沿？
谈基础研究
基础研究是催生、支持和改进广泛应用的研究
新京报：计算机领域的基础研究包括哪些内容？
李晓明：计算机领域的基础研究范畴十分广泛，核心包含多个关键板块。首先是基础理论。比如1936年英国数学家艾伦·麦席森·图灵提出的“图灵机”计算模型，这是纯理论的东西，但指导了计算机长达90年的发展，直到现在，它仍然是所有计算最基本的理论模型。
其次，算法、编码、网络协议、系统架构方案，均属于核心基础研究范畴。除此之外，21世纪以来，前瞻性的行业愿景、科研范式都属于计算机基础研究的重要范畴。
用一句话概括，我认为凡是能够催生、支持和改进广泛应用的研究，都叫基础研究。
新京报：一般而言，基础研究在短时间内比较难出成果。那计算机学科应用牵引的属性又意味着它要和产业结合紧密。这会对基础研究有影响吗？
李晓明：计算机本质上是一个面向应用的学科，就应该是应用牵引。但这种牵引不应该是某一个应用，而应该是一类应用。
比如云计算本身不是应用，在上面做应用系统那才叫应用。大数据也一样，它本身不是应用。大数据是基于现有计算能力提出的一种具有基础意义的范式或愿景，做好以后很多应用可以应运而生。所以这些东西听起来是应用，但实际上是基础性的。计算机基础研究的视野应该宽一些，不能光是理论。应用牵引是对的，我们要做的是能影响一大片应用的基础性工作。
谈整体发展
中国的计算机基础研究已到“贡献阶段早期”
新京报：那中国的计算机基础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和水平？
李晓明：计算机领域的基础研究和其他领域类似，经历了三个起点不同、但没有终点的阶段。
第一个是学习阶段，对应改革开放初期的十几年时间。国内科研环境相对封闭，与国际前沿存在巨大差距，行业核心任务就是对标国际先进技术、补齐认知短板，大批科研人员通过留学、访学等不同的方式，系统学习国外的计算机理论、技术体系与科研模式，搭建起国内计算机研究的基础框架。
第二个是追赶阶段。依托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我们国家通过211、985两大重点建设工程，集中优质资源攻坚学科建设，对标世界一流标准补齐短板。经过将近三十年的发展，咱们国内高校计算机学科水平大幅跃升，在全球各类学科排名中已经走在前列，实现了从零基础到紧跟国际前沿的跨越式追赶。当然现在也在追赶。
第三个是贡献阶段，大致从党的十九大前后开启，目前我们仍然处于贡献阶段的早期。通过前面学习、追赶两个阶段，我们知晓了什么叫先进，站在了领域前沿，然后也要为全人类的科技和教育发展做贡献，要在最前沿的地方有所作为。如果说以前是人家在那里，我们去学习去追赶，现在需要在那儿有贡献，这才叫“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新京报：如果要在贡献阶段真正实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有哪些优势和不足？
李晓明：优势在于现在已经知道前沿在什么地方、知道什么叫高水平，而且能很快学到。不管什么东西一出来，比如人工智能，我们和前沿的时间差大概就一两年。那我们相对来说弱的地方就是创造前沿和在前沿突破的能力。比如云计算、大数据这些都不是中国提出的，所以这方面还需要继续改进。
新京报：无论是做基础性工作，还是创造前沿和在前沿突破的能力，最终都要落到人才身上。国内计算机基础研究人才的整体结构和水平如何？
李晓明：目前计算机领域应用型人才比较多，一般性应用开发的人才比较多，但既懂应用又学科基础扎实的人不够多。计算机领域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功能和性能的平衡。做出基础的功能是相对容易的，但在性能上追求极致是很不容易的。这就要求科研人员要学科基础扎实，能体会到深层的东西。这样的人才应该更多。
谈人才培养
最需要改变的是高校比较单一的培养模式和方案
新京报：大湾区大学是一所新型大学，学校在培养学生方面有哪些不同的探索？
李晓明：大湾区大学办学才一年多。我们在人才培养上，特别是本科生，要求“基础扎实、视野开阔、知行合一、融会贯通”。我们很强调基础扎实，基础扎实意味着学习能力、适应能力，意味着发展潜力，意味着对专业原理性知识的掌握，才有可能做第一性原理的探索；也意味着对专业思维方式娴熟的养成。
新京报：在你看来，计算机本科教育该如何改革，才能培育更多创新人才？
李晓明：如果要改变什么，宏观地讲是整个社会氛围。具体地说，最需要改变的是高校比较单一的培养模式和方案。现在国家也在推进高校要分类培养，每一类有不同的评价标准，这样会好一些。同时也希望能更灵活一些，让高校发挥办学的主观能动性，赋予高校更多办学的自主权，多引进社会评价和同行评价。
新京报：大湾区大学提出“大学+”发展模式，联动大科学装置与头部企业，这一模式对计算机人才培养有哪些作用？
李晓明：当下科研创新打开边界很重要，要打开单一学科、单一校园的边界，核心是“融合”二字。200年前工业革命以来，学科体系细分越来越细，但现在已经难以应对当下复杂的前沿问题，所以不能再热衷于细分了，要融起来。只有推动学科交叉、产教融合、科教一体，才能催生原创性突破。大湾区大学的“大学+”模式，就是要主动打开办学与科研边界，让基础研究对接产业需求、让产业实践反哺基础创新，形成良性循环。
谈评价体系
减少从上而下的评价 为科研人才营造宽松的环境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当下的科研评价体系？该怎样优化才能鼓励更多人投身长周期基础研究？
李晓明：评价机制优化是一个很复杂的话题，涉及方方面面。如果简单讲一句话，就是尽量减少从上往下的评价，多让社会评价、同行评价。因为从上往下的评价往往跟指标相关，一指标化大家就会追求指标，不一定追求兴趣和真正的意义了。
新京报：大湾区大学在教师引进、科研激励机制上，如何营造比较宽松的氛围？
李晓明：我们在建校之初就全面推行预聘制（tenure track）。学校引进的青年教师，入职即可享受稳定薪资、充足科研启动经费，直接具备博导资格，无需经过多年层层评级。充足的启动经费，能够保障教师入职初期，即便未申报外部项目，也能独立开展原创性科研工作。
最核心的差异化优势是，学校不设置任何量化考核指标。聘期结束后，完全依托国际国内同行外部评议判定成长状态，只要科研工作扎实、研究具备价值、个人实现成长，就能顺利续聘。
这种模式没有捷径可走，虽然没有硬指标约束，但对科研工作者的科研初心、创新能力要求更高，能够有效筛选、留住真正深耕基础研究、热爱科研的优质人才，杜绝功利化科研心态。
新京报：你觉得中国计算机的未来发展会是什么样？对年轻人有什么叮嘱？
李晓明：中国的计算机发展已经追赶到了一流水平，处于“贡献的早期阶段”，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寻求在前沿的突破，或者创造新的前沿，这才是真的意义所在。当我们很多人都已经站在前沿的时候，从概率上讲，产生突破和创造新前沿的可能性就会非常大。
对年轻人，我就简单讲一句话——做自己想做的事，不要只做别人想让你做的事。自己想好了的事情就去做，努力去做。
开栏语：当数学家王虹、邓煜摘得菲尔兹奖，百年猜想被中国大脑破解，他们推开的是同一扇门——基础研究之门，这也是当前AI时代全球科技角力的终极密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然而，从“冷板凳”到菲尔兹奖，从来不是灵光乍现的魔法，唯有日复一日的“笨功夫”与坚守。即日起，新京报教育推出“强基培源”系列报道，对话院士、科学家等拆解“从0到1”的探索逻辑，探寻科技强国的“源代码”。
李晓明 受访者供图
1946年，人类历史上第一台真正意义上的电子计算机诞生，代码的河流从此开始流淌，如今已漫过人类生活的每一寸岸边。当轻点屏幕完成一次支付、用手机和千里之外的亲友聊天、任由算法推荐下一条视频时，很少有人会想——这些看似理所当然的便利，究竟是从哪一块基石上生长出来的。计算机科学的基础研究，便是那块基石。
回望中国计算机领域的发展，大湾区大学副校长李晓明将其概括为三个没有终点却起点各异的阶段——学习、追赶、贡献。在学习和追赶这两个阶段，中国展现出了惊人的效率：从Chat GPT发布到Deep Seek问世，不过两年时间。但真正的挑战在于第三个阶段：当已知的前沿已被踏遍，我们是否有能力创造新的前沿？
谈基础研究
基础研究是催生、支持和改进广泛应用的研究
新京报：计算机领域的基础研究包括哪些内容？
李晓明：计算机领域的基础研究范畴十分广泛，核心包含多个关键板块。首先是基础理论。比如1936年英国数学家艾伦·麦席森·图灵提出的“图灵机”计算模型，这是纯理论的东西，但指导了计算机长达90年的发展，直到现在，它仍然是所有计算最基本的理论模型。
其次，算法、编码、网络协议、系统架构方案，均属于核心基础研究范畴。除此之外，21世纪以来，前瞻性的行业愿景、科研范式都属于计算机基础研究的重要范畴。
用一句话概括，我认为凡是能够催生、支持和改进广泛应用的研究，都叫基础研究。
新京报：一般而言，基础研究在短时间内比较难出成果。那计算机学科应用牵引的属性又意味着它要和产业结合紧密。这会对基础研究有影响吗？
李晓明：计算机本质上是一个面向应用的学科，就应该是应用牵引。但这种牵引不应该是某一个应用，而应该是一类应用。
比如云计算本身不是应用，在上面做应用系统那才叫应用。大数据也一样，它本身不是应用。大数据是基于现有计算能力提出的一种具有基础意义的范式或愿景，做好以后很多应用可以应运而生。所以这些东西听起来是应用，但实际上是基础性的。计算机基础研究的视野应该宽一些，不能光是理论。应用牵引是对的，我们要做的是能影响一大片应用的基础性工作。
谈整体发展
中国的计算机基础研究已到“贡献阶段早期”
新京报：那中国的计算机基础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和水平？
李晓明：计算机领域的基础研究和其他领域类似，经历了三个起点不同、但没有终点的阶段。
第一个是学习阶段，对应改革开放初期的十几年时间。国内科研环境相对封闭，与国际前沿存在巨大差距，行业核心任务就是对标国际先进技术、补齐认知短板，大批科研人员通过留学、访学等不同的方式，系统学习国外的计算机理论、技术体系与科研模式，搭建起国内计算机研究的基础框架。
第二个是追赶阶段。依托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我们国家通过211、985两大重点建设工程，集中优质资源攻坚学科建设，对标世界一流标准补齐短板。经过将近三十年的发展，咱们国内高校计算机学科水平大幅跃升，在全球各类学科排名中已经走在前列，实现了从零基础到紧跟国际前沿的跨越式追赶。当然现在也在追赶。
第三个是贡献阶段，大致从党的十九大前后开启，目前我们仍然处于贡献阶段的早期。通过前面学习、追赶两个阶段，我们知晓了什么叫先进，站在了领域前沿，然后也要为全人类的科技和教育发展做贡献，要在最前沿的地方有所作为。如果说以前是人家在那里，我们去学习去追赶，现在需要在那儿有贡献，这才叫“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新京报：如果要在贡献阶段真正实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有哪些优势和不足？
李晓明：优势在于现在已经知道前沿在什么地方、知道什么叫高水平，而且能很快学到。不管什么东西一出来，比如人工智能，我们和前沿的时间差大概就一两年。那我们相对来说弱的地方就是创造前沿和在前沿突破的能力。比如云计算、大数据这些都不是中国提出的，所以这方面还需要继续改进。
新京报：无论是做基础性工作，还是创造前沿和在前沿突破的能力，最终都要落到人才身上。国内计算机基础研究人才的整体结构和水平如何？
李晓明：目前计算机领域应用型人才比较多，一般性应用开发的人才比较多，但既懂应用又学科基础扎实的人不够多。计算机领域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功能和性能的平衡。做出基础的功能是相对容易的，但在性能上追求极致是很不容易的。这就要求科研人员要学科基础扎实，能体会到深层的东西。这样的人才应该更多。
谈人才培养
最需要改变的是高校比较单一的培养模式和方案
新京报：大湾区大学是一所新型大学，学校在培养学生方面有哪些不同的探索？
李晓明：大湾区大学办学才一年多。我们在人才培养上，特别是本科生，要求“基础扎实、视野开阔、知行合一、融会贯通”。我们很强调基础扎实，基础扎实意味着学习能力、适应能力，意味着发展潜力，意味着对专业原理性知识的掌握，才有可能做第一性原理的探索；也意味着对专业思维方式娴熟的养成。
新京报：在你看来，计算机本科教育该如何改革，才能培育更多创新人才？
李晓明：如果要改变什么，宏观地讲是整个社会氛围。具体地说，最需要改变的是高校比较单一的培养模式和方案。现在国家也在推进高校要分类培养，每一类有不同的评价标准，这样会好一些。同时也希望能更灵活一些，让高校发挥办学的主观能动性，赋予高校更多办学的自主权，多引进社会评价和同行评价。
新京报：大湾区大学提出“大学+”发展模式，联动大科学装置与头部企业，这一模式对计算机人才培养有哪些作用？
李晓明：当下科研创新打开边界很重要，要打开单一学科、单一校园的边界，核心是“融合”二字。200年前工业革命以来，学科体系细分越来越细，但现在已经难以应对当下复杂的前沿问题，所以不能再热衷于细分了，要融起来。只有推动学科交叉、产教融合、科教一体，才能催生原创性突破。大湾区大学的“大学+”模式，就是要主动打开办学与科研边界，让基础研究对接产业需求、让产业实践反哺基础创新，形成良性循环。
谈评价体系
减少从上而下的评价 为科研人才营造宽松的环境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当下的科研评价体系？该怎样优化才能鼓励更多人投身长周期基础研究？
李晓明：评价机制优化是一个很复杂的话题，涉及方方面面。如果简单讲一句话，就是尽量减少从上往下的评价，多让社会评价、同行评价。因为从上往下的评价往往跟指标相关，一指标化大家就会追求指标，不一定追求兴趣和真正的意义了。
新京报：大湾区大学在教师引进、科研激励机制上，如何营造比较宽松的氛围？
李晓明：我们在建校之初就全面推行预聘制（tenure track）。学校引进的青年教师，入职即可享受稳定薪资、充足科研启动经费，直接具备博导资格，无需经过多年层层评级。充足的启动经费，能够保障教师入职初期，即便未申报外部项目，也能独立开展原创性科研工作。
最核心的差异化优势是，学校不设置任何量化考核指标。聘期结束后，完全依托国际国内同行外部评议判定成长状态，只要科研工作扎实、研究具备价值、个人实现成长，就能顺利续聘。
这种模式没有捷径可走，虽然没有硬指标约束，但对科研工作者的科研初心、创新能力要求更高，能够有效筛选、留住真正深耕基础研究、热爱科研的优质人才，杜绝功利化科研心态。
新京报：你觉得中国计算机的未来发展会是什么样？对年轻人有什么叮嘱？
李晓明：中国的计算机发展已经追赶到了一流水平，处于“贡献的早期阶段”，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寻求在前沿的突破，或者创造新的前沿，这才是真的意义所在。当我们很多人都已经站在前沿的时候，从概率上讲，产生突破和创造新前沿的可能性就会非常大。
对年轻人，我就简单讲一句话——做自己想做的事，不要只做别人想让你做的事。自己想好了的事情就去做，努力去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