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长汀县中复村，时间被切成了两截：1934年，以及1934年以后。
那年秋天，一场血战之后，红九军团在村口的观寿公祠前誓师出发，踏上万里长征。中复村，成为这场远征的起点——有人走到陕北，有人再没回来。
此后，这个村庄多了一件事：记住他们。
在中复村，很容易一眼辨认出63岁的钟鸣。他常年戴一顶浅灰色布帽，胸口别着一枚党徽，白衬衫扎进裤腰，身板站得笔直，声音洪亮，富有激情。他讲了10多年红军的故事，家中有6位亲属牺牲于那场远征前后。少有人注意到，在阴雨天气，他的双腿会因为风湿微微发颤。
在他的讲述里，人们得以重返那个“为有牺牲多壮志”的年代：从红军桥的刻痕到观寿公祠前“零公里处”的石碑，从松毛岭七天七夜的激战到苏区百姓的踊跃支前……
而故事之外，是一个村庄的史诗。四代人接力守望，一场跨越近百年的民间“长征”，至今还在继续。
中复村的入口标识“红军长征第一村”。 新京报记者 李照 摄
从观寿公祠出发
2026年7月25日这天，日头正盛，中复村观寿公祠天井下的青石板被晒得发烫。这是一座始建于明末的喜鹊巢式结构门楼，也是长汀十大门楼之一。
钟鸣站在观寿公祠的天井下，他左手提着音箱，耳后别着麦克风，向一群北方来的油田职工介绍这座古老宗祠的往事。讲到动情处，钟鸣的右手挥动起来。
这里是松毛岭战斗指挥部旧址，朱德总司令曾在此指挥战斗。同时，这里也是红九军团长征出发地。
接到这次讲解任务是在两个小时前，钟鸣没有太多准备时间，只粗略了解到来访团来自石油行业。在讲完长征故事后，他话锋一转，提到了大庆油田王进喜。
这是他的讲解习惯，他会提前为不同行业、不同年龄的来访者备好讲解素材，“没有一次讲解是完全相同的。”
从祠堂出来，是一片空阔之地，来访者们四周远眺，目之所及是连绵的青山。顺着钟鸣手指的方向，人们看见了东境的松毛岭拔地横亘。苍松覆满层叠峰峦，山势陡峭险峻，隔开连城地界。
很难想象，近百年前，这片青山密林间，打响了中央红军长征前夕东线最后一场惨烈阻击战——松毛岭战役。
1933年9月，国民党发动第五次对中央苏区的围剿，由于错误的军事路线，红军节节被动，苏区地盘不断被压缩。到1934年5月，中央苏区仅剩下瑞金、长汀、会昌等区域，中央开始筹备战略转移。
横亘在长汀、连城之间的松毛岭，就此被推到命运的关口。它是东线最后的天然屏障，山岭一破，敌军便可长驱直入长汀，威胁红色首都瑞金。
1934年9月23日起，松毛岭战役持续了七天七夜。《长汀县志》记录了这场战斗的惨烈，“九月，东路军第三纵队指挥李延年，率六师进攻汀连交界之松毛岭……是役双方死亡枕藉，尸遍山野，战事之剧，空前未有。”
山岭之上在打仗，山脚下的中复村没有置身事外。距离观寿公祠不到200米的红军桥，见证了普通老百姓的参军热情。
这座廊桥形似龙头，中间供奉真武大帝神像，是闽西最常见的客家建筑。它一度是村里天然的公共空间，每逢圩日乡人在此摆卖山货，聚集闲谈议事，苏区时期，便成了扩红登记、宣讲革命的固定场所。
从1929年起，这里便设为固定乡级征兵点。1934年“扩红”，大量闽西青年踊跃参军。廊桥上的四根木柱上依稀可见1.5米的刻痕，是当年的“生命等高线”。钟鸣的儿子钟振华介绍说，之所以划定1.5米，是源于当时部队标配的汉阳造步枪加刺刀的长度，只有身高越过这条线，行军挎枪时，枪托才不会磕碰脚跟。
最初，这只是一条用粉笔临时画的线，少年们在鞋底垫稻草、刻意挺胸踮脚，甚至趁夜色偷偷把线描低。为了杜绝改动，红军直接用刀刻入木柱，从此刻痕就保留了下来。
用鹅卵石垒起的无名烈士墓
红军桥上还有一处标语“救国不分男女老幼”，是当年中复村全民支前的真实写照。
35岁的中复村村委会副主任钟椿源是从小听“满舅公”（钟椿源曾祖母的弟弟）钟宜龙讲的故事长大的。钟宜龙生前是当地为数不多既亲历那个年代、又具备文化素养，终身走访、记录、整理本土红色史实的民间记录者。
1934年松毛岭血战时，钟宜龙6岁。他的亲生父母在他出生后没多久便遭团匪杀害，钟宜龙被养父母收养。
钟宜龙的养母涂从孜是女子担架队队长，七天血战期间，涂从孜带领客家妇女，持续往返松毛岭前线和村里，负责转运伤员和输送战备物资、照料负伤战士。
因为担架不够，村民们就把自家门板拆下来运送伤员，当时松毛岭附近几个村庄流传一句话“家家无闲人，户户无门板”，后来很长时间里，中复村的门板都是参差不齐的。一部名为《古田寻踪》的党史著作中记载：仅长汀县塘背乡参加修工事的就有200多人，做担架745副，妇女做布鞋560双，儿童运竹杯1359个。
1934年9月30日，征兵工作转为远征动员。当天观寿公祠召开万人誓师大会，钟宜龙的养父与此前在红军桥报名、幸存下来的本地子弟，跟随红九军团从山谷出发，踏出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步。
扛着门板穿梭山林救治伤员的母亲、观寿公祠前集结誓师随军长征的父亲，这些真实、细碎的战时图景，烙印在六岁的钟宜龙记忆中，成为他日后人生的锚点。
由长汀县融媒体中心主办的微长汀公众号曾报道了钟宜龙的故事。1950年冬天，时任中复乡治安和武装委员会主任的钟宜龙，带领1000多名民兵开展剿匪工作。当时土匪藏在松毛岭山窝里，为了逼出土匪，钟宜龙一行人决定火攻，没想到，一把大火竟然烧出许多遗骸。
钟宜龙非常清楚，眼前的遗骸，正是当年那些没能离开战场，也没能回家的红军战士遗骨。
“很心痛。”2017年钟宜龙接受本地媒体采访时仍然无法释怀。“以松毛岭山顶为界，靠连城方向是敌人的进攻方向，靠近我们长汀这边的全都是红军阵地。”（下转A07版）（上接A06版）
1934年以后，敌军占领松毛岭，山头哨岗严密，老百姓白天不敢上山。只有其他村的少数村民私下成立“无祀会”，偷偷摸黑上山。
所谓“无祀会”其实是“祀无”，是为那些不知名的红军烈士收殓遗骸。白色恐怖时期，这无疑是要冒掉脑袋的风险，村民们只能就地做简易掩埋，那些没能被收殓的烈士遗骸长期暴露于山野之中。
钟宜龙想到自己随军长征战死他乡的父亲，悲从心来。他号召当地的村民、党员干部行动起来，为长眠松毛岭的红军战士收殓遗骸。
钟椿源仍然记得，钟宜龙向他讲述自己当年如何收殓红军战士的遗骸，那些遗骸集中在一起，隆起一座小山丘。没有工具，钟宜龙就用锄头来测量，“长和宽大概有三个锄头长，高有两个锄头高，当时他们就收殓了这么多遗骸。”钟椿源比画道。
1953年，钟宜龙和村民在松毛岭山腰上修建了一座两米多高的烈士墓，成为松毛岭战役后首座烈士公墓。
20世纪90年代，当地建水泥厂，施工过程中再次发现不少烈士遗骸。钟宜龙的儿子将这个消息告知在外地工作的钟宜龙，他立刻叮嘱儿子要妥善处理烈士遗骸。
那个位置距离钟宜龙家不过几百米，他知道，松毛岭战役期间，那里是红军后方临时救护点，大量重伤不治的战士就地掩埋。钟宜龙一家再次为这些烈士用鹅卵石垒起了一座无名墓。
几十年里，钟宜龙成为这些长眠青山的红军烈士的守魂人。每年清明时节，他都要去这两座墓祭扫。旁人问起，他说，“我想起我父亲埋骨他乡无人祭扫，很心痛。松毛岭上这些英烈，他们的儿女可能跟我一样吧……”
亲人、乡邻埋骨何处？
这种痛，钟鸣也体验过。
20世纪80年代，钟鸣还是村里学校的英语老师。有一次，一位江西兴国籍七八十岁的老红军，来到松毛岭寻找自己当年连长的遗骸。他们听不懂方言，钟鸣被委派为“翻译”，陪同这位老红军上松毛岭寻找遗骸。
钟鸣说，这位老红军告诉他，当年连长牺牲后，他们曾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掩埋遗体。前面有一块巨大的石头挡住，后面背靠大山，“没有人为原因不可能损坏。”
他们根据老红军的记忆，找到了那块巨大的石头，但一行人挖了很久，仍然没能找到老连长的遗骸。他们判断，老连长的遗骸应该是被村民提前收殓了。
“他一个白发老人，在那里号啕大哭。”提起那个画面，钟鸣至今仍会被触动，那个瞬间也在他心里埋下一颗种子。
没过几年，钟鸣辞去公职，去福州下海创业。他的公司主营环保业务，赶上了基建时代的浪潮。2006年他瞅准北京筹办奥运会的机会，将公司搬到北京，“鸟巢水立方附近的树和草都是我们种的咧！”提到这段经历，钟鸣颇为自豪。
只是偶尔，他会想起那个没有找到连长遗骸掩面哭泣的老红军，想起家中出征后再也没能回来的长辈。一个念头始终徘徊在他的脑海里：从中复村观寿公祠出发后，漫长而艰苦的长征到底经历了什么？他的亲人、乡邻最终埋骨何处？
伤痛以习俗的方式纪念并流传下来。松毛岭战役打响的当天，正是中秋节，1934年之后，中复村和周边村落都会选择提前一天过中秋节，避开正日子，“谁会在亲人祭日过团圆节日呢？”
彼时，他对这段历史了解不多，只隐约听说，从红军桥走出的参战青年大多牺牲于湘江之畔。
据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信息，“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初，为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红军在广西全州等地同国民党军队展开殊死决战，终于突破敌军重兵设防的第四道封锁线。”
“红军为渡过湘江也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
据求是网，在福建古田，习近平总书记讲到血战湘江，“长征出发时，红军队伍中有两万多闽西儿女。担任中央红军总后卫的红34师，6000多人主要是闽西子弟，湘江一战几乎全师牺牲。”
钟鸣曾想当然以为湘江战役发生在湖南，他做生意经常出差，忙完工作，他就骑摩托车去找，“范围很大，可能200平方公里都是战场”，钟鸣去了四次都无功而返。
去多了，钟鸣也有了经验。每到一个地方，先去党史部门或者纪念馆询问，工作人员告诉他哪个乡镇打过仗，他就再去当地找。
“那时候地方统计能力和认知有限，很多记载都是不清楚的。”对钟鸣来说，寻找烈士遗迹无异于大海捞针。
直到2011年，福建省党史研究室、省民政厅联合龙岩、三明市委、市政府，在广西兴安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竖起福建籍湘江战役红军烈士纪念碑。1114名在册闽西英烈姓名，填补了湘江战役纪念体系七十余年的空白。
钟鸣终于在纪念碑上见到了亲人的名字，也第一次听到了流传于桂北大地的悲痛民谣，“英雄血染湘江渡，江底尽埋英烈骨。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
此后，钟鸣便开始寻找其他英烈的后人，“找了三四个月，大概找到了23人。”钟鸣回忆，当时他和报社记者、志愿者组织红军后代包车去往广西，在看到那座纪念碑上亲人的名字时，白发苍苍的老人们泪如雨下。
一对父子的接力
2012年，钟鸣的奶奶病重，他从北京回到中复村照顾陪伴了三个月。奶奶去世后，按照当地习俗，钟鸣继续留在村里守孝。
那几年，当地正在组织红色文化的保护和建设规划，作为民间志愿者，钟鸣参与到政府的登记造册等工作中，还代理了一段时间村主任工作。
但公司还在北京，钟鸣免不了两头跑，忙得心力交瘁。这时，当地党校给钟鸣发了聘书，烈士后代们也劝他留在家乡，钟鸣最终决定，关掉北京的公司，回到中复村扎下根。
钟鸣就此成为一名红色讲解员，一干就是十来年。
他回忆，2015年刚开始讲解时，来参观的人还很少。2016年是长征胜利80周年，媒体接二连三的采访报道，钟鸣接待的来访团越来越多。
那时，钟鸣不仅要负责党校的教学，还要陪同专家调研、参与规划建设方案，忙得脚不沾地。他开始计划让小儿子钟振华“子承父业”，当一名红色讲解员。
那几年钟鸣妻子生病，在厦门工作的钟振华辞去工作回乡照顾母亲，同时帮钟鸣处理一些史料电子文档录入的工作。
“我当时觉得回村只是过渡。”钟振华说，和大多数村里年轻人一样，他希望外出闯荡，不愿意留在老家。
钟振华性格内敛，和父亲个性气质迥异，声音也略显沙哑。钟振华不认为自己能胜任这份需要抛头露面的工作。父亲劝了他多少次，他就拒绝了多少次。
转折发生在钟鸣最忙碌的2017年，那一年，几乎所有讲解任务都压在了钟鸣一个人身上。
有一次，钟鸣在观寿公祠给一个党校学习班讲解。突然，他停下来，朝门口的钟振华招招手，然后整个人不受控制地往下倒。
钟振华一个箭步冲进祠堂，扶起父亲，学员里有人带了糖果，他兑着水给父亲服下。
那天回家之后，钟振华告诉钟鸣，“爸，以后我帮你一起干。”
在钟振华心里，父亲对于那段红色历史的研究可谓是痴迷。他不仅有第一手的民间采访记录资料，还搜罗了大量关于松毛岭战役与长征相关的书籍，家中书架上几乎全是红色书籍。那些书籍与前期协助父亲整理资料的经历，让他第一次深入系统地了解了那段历史。
钟鸣也经常旁听钟振华讲解。一次，钟鸣对钟振华讲述从松毛岭到瑞金这条路时用的“跨”这个字不满意，认为应该用“翻”过松毛岭，展示战斗过程的艰辛。“但我觉得‘跨’是个过程，想表达的是从松毛岭到瑞金这一段路。”钟振华说。
钟振华常为这些细节与父亲辩论，“有时候他说应该怎么结尾，但我说我是个年轻人，你那个年纪那样说是合适的，但我这样说就撑不起来。”
渐渐地，钟振华也从这份工作中获得了成就感。从一开始当众讲话还会“社恐”，到后来形成了自己的讲解风格和节奏，有参观人员朝他竖起大拇指，“小钟老师，讲得真好。”
钟振华觉得家乡不再只是过渡。2015年，农村电商落地长汀，当地政府推出扶持政策，打造“红色淘宝第一村”。大学读电子商务专业、做过网站营销工作的钟振华成为村里的“专家”，帮村民搭建电商网站、推销产品。当看到百香果、客家老酒、红糖姜顺着网线走出松毛岭后，钟振华理解了父亲让他在这片土地扎根的意义。
“若要红旗飘万代，重在教育下一代”
驱车进入松毛岭，眼前是一条蜿蜒的盘山水泥公路。雨后的路面还凝着水汽，两侧丛林层层叠叠，一片浓得化不开的深绿被风拂过，只剩轻柔的叶子摩挲声和鸟鸣。
7月27日，新京报记者和钟椿源去探访了钟宜龙生前的足迹，重走他的祭扫之路。
“以前他（钟宜龙）每次走这条路上山祭扫都是步行。”钟椿源指了指车窗外的路说，钟宜龙已过耄耋之年，腿脚不便，他提出开车送他，总是被婉拒，因为徒步是他表达对烈士虔敬之心的朴素方式。
钟宜龙去世四年了，提起满舅公，钟椿源印象中还是那个有些固执却又和善客气的老人。逢年过节，钟椿源和妻子去他家中看望，给他捎去一些见面礼，不消几天，钟宜龙一定会拖着自己的小拉车给钟椿源送回一车土特产“礼尚往来”，让钟椿源哭笑不得。
钟椿源说，自己回村发展也和钟宜龙有很大的关系。2017年农忙时节，在上海工作的钟椿源回老家帮父亲采摘百香果，发现老家大变样，外地游客、红色研学团越来越多，钟椿源动了回乡创业的念头。
然而，父亲并不支持他回来。那时候钟椿源在上海每月有7000多元收入，在父亲看来还算体面稳定。钟宜龙的支持，给了钟椿源莫大的信心。
回乡后的钟椿源和父亲承租了村民的土地，成立了合作社，种植百香果，再后来发展成公司。他不满足于此，他还有很多抱负和想法，想在中复村大展拳脚。
2021年，钟椿源去竞选村干部，再次遭到父亲的反对。父亲曾经当过村干部，他知道基层工作并不好做，农村是一个复杂的人情社会，要兼顾的地方太多。
但钟椿源有一个理想，他说，“乡村发展，需要年轻人。”最终仍然是钟宜龙出面力挺，钟椿源成为中复村村委会副主任。
钟椿源知道，钟宜龙对他的支持归根结底是希望他作为年轻一代把红色文化传承下去。钟宜龙一生致力于走访记录民间史料，也很重视向后人讲述那段历史，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若要红旗飘万代，重在教育下一代”。
生前，钟宜龙也是红色讲解员，每当有讲解需要，他就拖着小拉车准时出现在红军桥，风雨无阻。
去世前几天，钟宜龙还曾去红军桥为一群孩子讲“生命等高线”的故事，孩子们给他戴上一条鲜艳的红领巾。那是钟椿源最后一次见他，结束后，钟椿源开车送他回家，拍了一张自拍合照，镜头里的他带着笑意。
钟椿源觉得，自己没有辜负满舅公的期待。成为村干部后，他依托红色资源，大力发展相关产业，改造村容村貌。自家和村民的老宅被改造为“零公里民宿”；重启近百年前苏区政府为村民扫盲办的“红军夜校”，打造为乡村图书馆；盘活红色旅游资源，加入非遗研学课程。最近，他正在筹划在村里建“红军村咖”——那是他和其他村村干部自费去福州、浙江等地美丽乡村示范村取经获得的灵感。
采访的最后，我们去了钟宜龙的老宅。晚年，钟宜龙拿出自己的养老积蓄5万元修缮老屋，办起了红色家庭展，展出他收集的各种资料。
那是一个方方正正的客家堂横屋，门头上挂着一块金字木制门牌“红色家庭展”。
推门步入屋内，天井下钟宜龙生前养的花草，已经杂草丛生。祖厅和四面墙上张贴着钟宜龙收集的红色史料，有的已经蒙尘泛白，唯有一行大字仍然清晰——“若要红旗飘万代，重在教育下一代”。
钟椿源在那行字前端视良久，掏出手机拍下来，好像耳边又浮现了满舅公熟悉的声音。“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钟椿源说。
参考书目：《万里长征第一步》中共福建省委党史方志办
《红军长征：原始记录》
2022年5月27日，钟宜龙最后一次为孩子们讲红军的故事。 受访者供图
7月25日，钟鸣在观寿公祠为来访团讲解长征往事。 新京报记者 李照 摄
福建省长汀县中复村，时间被切成了两截：1934年，以及1934年以后。
那年秋天，一场血战之后，红九军团在村口的观寿公祠前誓师出发，踏上万里长征。中复村，成为这场远征的起点——有人走到陕北，有人再没回来。
此后，这个村庄多了一件事：记住他们。
在中复村，很容易一眼辨认出63岁的钟鸣。他常年戴一顶浅灰色布帽，胸口别着一枚党徽，白衬衫扎进裤腰，身板站得笔直，声音洪亮，富有激情。他讲了10多年红军的故事，家中有6位亲属牺牲于那场远征前后。少有人注意到，在阴雨天气，他的双腿会因为风湿微微发颤。
在他的讲述里，人们得以重返那个“为有牺牲多壮志”的年代：从红军桥的刻痕到观寿公祠前“零公里处”的石碑，从松毛岭七天七夜的激战到苏区百姓的踊跃支前……
而故事之外，是一个村庄的史诗。四代人接力守望，一场跨越近百年的民间“长征”，至今还在继续。
中复村的入口标识“红军长征第一村”。 新京报记者 李照 摄
从观寿公祠出发
2026年7月25日这天，日头正盛，中复村观寿公祠天井下的青石板被晒得发烫。这是一座始建于明末的喜鹊巢式结构门楼，也是长汀十大门楼之一。
钟鸣站在观寿公祠的天井下，他左手提着音箱，耳后别着麦克风，向一群北方来的油田职工介绍这座古老宗祠的往事。讲到动情处，钟鸣的右手挥动起来。
这里是松毛岭战斗指挥部旧址，朱德总司令曾在此指挥战斗。同时，这里也是红九军团长征出发地。
接到这次讲解任务是在两个小时前，钟鸣没有太多准备时间，只粗略了解到来访团来自石油行业。在讲完长征故事后，他话锋一转，提到了大庆油田王进喜。
这是他的讲解习惯，他会提前为不同行业、不同年龄的来访者备好讲解素材，“没有一次讲解是完全相同的。”
从祠堂出来，是一片空阔之地，来访者们四周远眺，目之所及是连绵的青山。顺着钟鸣手指的方向，人们看见了东境的松毛岭拔地横亘。苍松覆满层叠峰峦，山势陡峭险峻，隔开连城地界。
很难想象，近百年前，这片青山密林间，打响了中央红军长征前夕东线最后一场惨烈阻击战——松毛岭战役。
1933年9月，国民党发动第五次对中央苏区的围剿，由于错误的军事路线，红军节节被动，苏区地盘不断被压缩。到1934年5月，中央苏区仅剩下瑞金、长汀、会昌等区域，中央开始筹备战略转移。
横亘在长汀、连城之间的松毛岭，就此被推到命运的关口。它是东线最后的天然屏障，山岭一破，敌军便可长驱直入长汀，威胁红色首都瑞金。
1934年9月23日起，松毛岭战役持续了七天七夜。《长汀县志》记录了这场战斗的惨烈，“九月，东路军第三纵队指挥李延年，率六师进攻汀连交界之松毛岭……是役双方死亡枕藉，尸遍山野，战事之剧，空前未有。”
山岭之上在打仗，山脚下的中复村没有置身事外。距离观寿公祠不到200米的红军桥，见证了普通老百姓的参军热情。
这座廊桥形似龙头，中间供奉真武大帝神像，是闽西最常见的客家建筑。它一度是村里天然的公共空间，每逢圩日乡人在此摆卖山货，聚集闲谈议事，苏区时期，便成了扩红登记、宣讲革命的固定场所。
从1929年起，这里便设为固定乡级征兵点。1934年“扩红”，大量闽西青年踊跃参军。廊桥上的四根木柱上依稀可见1.5米的刻痕，是当年的“生命等高线”。钟鸣的儿子钟振华介绍说，之所以划定1.5米，是源于当时部队标配的汉阳造步枪加刺刀的长度，只有身高越过这条线，行军挎枪时，枪托才不会磕碰脚跟。
最初，这只是一条用粉笔临时画的线，少年们在鞋底垫稻草、刻意挺胸踮脚，甚至趁夜色偷偷把线描低。为了杜绝改动，红军直接用刀刻入木柱，从此刻痕就保留了下来。
用鹅卵石垒起的无名烈士墓
红军桥上还有一处标语“救国不分男女老幼”，是当年中复村全民支前的真实写照。
35岁的中复村村委会副主任钟椿源是从小听“满舅公”（钟椿源曾祖母的弟弟）钟宜龙讲的故事长大的。钟宜龙生前是当地为数不多既亲历那个年代、又具备文化素养，终身走访、记录、整理本土红色史实的民间记录者。
1934年松毛岭血战时，钟宜龙6岁。他的亲生父母在他出生后没多久便遭团匪杀害，钟宜龙被养父母收养。
钟宜龙的养母涂从孜是女子担架队队长，七天血战期间，涂从孜带领客家妇女，持续往返松毛岭前线和村里，负责转运伤员和输送战备物资、照料负伤战士。
因为担架不够，村民们就把自家门板拆下来运送伤员，当时松毛岭附近几个村庄流传一句话“家家无闲人，户户无门板”，后来很长时间里，中复村的门板都是参差不齐的。一部名为《古田寻踪》的党史著作中记载：仅长汀县塘背乡参加修工事的就有200多人，做担架745副，妇女做布鞋560双，儿童运竹杯1359个。
1934年9月30日，征兵工作转为远征动员。当天观寿公祠召开万人誓师大会，钟宜龙的养父与此前在红军桥报名、幸存下来的本地子弟，跟随红九军团从山谷出发，踏出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步。
扛着门板穿梭山林救治伤员的母亲、观寿公祠前集结誓师随军长征的父亲，这些真实、细碎的战时图景，烙印在六岁的钟宜龙记忆中，成为他日后人生的锚点。
由长汀县融媒体中心主办的微长汀公众号曾报道了钟宜龙的故事。1950年冬天，时任中复乡治安和武装委员会主任的钟宜龙，带领1000多名民兵开展剿匪工作。当时土匪藏在松毛岭山窝里，为了逼出土匪，钟宜龙一行人决定火攻，没想到，一把大火竟然烧出许多遗骸。
钟宜龙非常清楚，眼前的遗骸，正是当年那些没能离开战场，也没能回家的红军战士遗骨。
“很心痛。”2017年钟宜龙接受本地媒体采访时仍然无法释怀。“以松毛岭山顶为界，靠连城方向是敌人的进攻方向，靠近我们长汀这边的全都是红军阵地。”（下转A07版）（上接A06版）
1934年以后，敌军占领松毛岭，山头哨岗严密，老百姓白天不敢上山。只有其他村的少数村民私下成立“无祀会”，偷偷摸黑上山。
所谓“无祀会”其实是“祀无”，是为那些不知名的红军烈士收殓遗骸。白色恐怖时期，这无疑是要冒掉脑袋的风险，村民们只能就地做简易掩埋，那些没能被收殓的烈士遗骸长期暴露于山野之中。
钟宜龙想到自己随军长征战死他乡的父亲，悲从心来。他号召当地的村民、党员干部行动起来，为长眠松毛岭的红军战士收殓遗骸。
钟椿源仍然记得，钟宜龙向他讲述自己当年如何收殓红军战士的遗骸，那些遗骸集中在一起，隆起一座小山丘。没有工具，钟宜龙就用锄头来测量，“长和宽大概有三个锄头长，高有两个锄头高，当时他们就收殓了这么多遗骸。”钟椿源比画道。
1953年，钟宜龙和村民在松毛岭山腰上修建了一座两米多高的烈士墓，成为松毛岭战役后首座烈士公墓。
20世纪90年代，当地建水泥厂，施工过程中再次发现不少烈士遗骸。钟宜龙的儿子将这个消息告知在外地工作的钟宜龙，他立刻叮嘱儿子要妥善处理烈士遗骸。
那个位置距离钟宜龙家不过几百米，他知道，松毛岭战役期间，那里是红军后方临时救护点，大量重伤不治的战士就地掩埋。钟宜龙一家再次为这些烈士用鹅卵石垒起了一座无名墓。
几十年里，钟宜龙成为这些长眠青山的红军烈士的守魂人。每年清明时节，他都要去这两座墓祭扫。旁人问起，他说，“我想起我父亲埋骨他乡无人祭扫，很心痛。松毛岭上这些英烈，他们的儿女可能跟我一样吧……”
亲人、乡邻埋骨何处？
这种痛，钟鸣也体验过。
20世纪80年代，钟鸣还是村里学校的英语老师。有一次，一位江西兴国籍七八十岁的老红军，来到松毛岭寻找自己当年连长的遗骸。他们听不懂方言，钟鸣被委派为“翻译”，陪同这位老红军上松毛岭寻找遗骸。
钟鸣说，这位老红军告诉他，当年连长牺牲后，他们曾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掩埋遗体。前面有一块巨大的石头挡住，后面背靠大山，“没有人为原因不可能损坏。”
他们根据老红军的记忆，找到了那块巨大的石头，但一行人挖了很久，仍然没能找到老连长的遗骸。他们判断，老连长的遗骸应该是被村民提前收殓了。
“他一个白发老人，在那里号啕大哭。”提起那个画面，钟鸣至今仍会被触动，那个瞬间也在他心里埋下一颗种子。
没过几年，钟鸣辞去公职，去福州下海创业。他的公司主营环保业务，赶上了基建时代的浪潮。2006年他瞅准北京筹办奥运会的机会，将公司搬到北京，“鸟巢水立方附近的树和草都是我们种的咧！”提到这段经历，钟鸣颇为自豪。
只是偶尔，他会想起那个没有找到连长遗骸掩面哭泣的老红军，想起家中出征后再也没能回来的长辈。一个念头始终徘徊在他的脑海里：从中复村观寿公祠出发后，漫长而艰苦的长征到底经历了什么？他的亲人、乡邻最终埋骨何处？
伤痛以习俗的方式纪念并流传下来。松毛岭战役打响的当天，正是中秋节，1934年之后，中复村和周边村落都会选择提前一天过中秋节，避开正日子，“谁会在亲人祭日过团圆节日呢？”
彼时，他对这段历史了解不多，只隐约听说，从红军桥走出的参战青年大多牺牲于湘江之畔。
据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信息，“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初，为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红军在广西全州等地同国民党军队展开殊死决战，终于突破敌军重兵设防的第四道封锁线。”
“红军为渡过湘江也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
据求是网，在福建古田，习近平总书记讲到血战湘江，“长征出发时，红军队伍中有两万多闽西儿女。担任中央红军总后卫的红34师，6000多人主要是闽西子弟，湘江一战几乎全师牺牲。”
钟鸣曾想当然以为湘江战役发生在湖南，他做生意经常出差，忙完工作，他就骑摩托车去找，“范围很大，可能200平方公里都是战场”，钟鸣去了四次都无功而返。
去多了，钟鸣也有了经验。每到一个地方，先去党史部门或者纪念馆询问，工作人员告诉他哪个乡镇打过仗，他就再去当地找。
“那时候地方统计能力和认知有限，很多记载都是不清楚的。”对钟鸣来说，寻找烈士遗迹无异于大海捞针。
直到2011年，福建省党史研究室、省民政厅联合龙岩、三明市委、市政府，在广西兴安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竖起福建籍湘江战役红军烈士纪念碑。1114名在册闽西英烈姓名，填补了湘江战役纪念体系七十余年的空白。
钟鸣终于在纪念碑上见到了亲人的名字，也第一次听到了流传于桂北大地的悲痛民谣，“英雄血染湘江渡，江底尽埋英烈骨。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
此后，钟鸣便开始寻找其他英烈的后人，“找了三四个月，大概找到了23人。”钟鸣回忆，当时他和报社记者、志愿者组织红军后代包车去往广西，在看到那座纪念碑上亲人的名字时，白发苍苍的老人们泪如雨下。
一对父子的接力
2012年，钟鸣的奶奶病重，他从北京回到中复村照顾陪伴了三个月。奶奶去世后，按照当地习俗，钟鸣继续留在村里守孝。
那几年，当地正在组织红色文化的保护和建设规划，作为民间志愿者，钟鸣参与到政府的登记造册等工作中，还代理了一段时间村主任工作。
但公司还在北京，钟鸣免不了两头跑，忙得心力交瘁。这时，当地党校给钟鸣发了聘书，烈士后代们也劝他留在家乡，钟鸣最终决定，关掉北京的公司，回到中复村扎下根。
钟鸣就此成为一名红色讲解员，一干就是十来年。
他回忆，2015年刚开始讲解时，来参观的人还很少。2016年是长征胜利80周年，媒体接二连三的采访报道，钟鸣接待的来访团越来越多。
那时，钟鸣不仅要负责党校的教学，还要陪同专家调研、参与规划建设方案，忙得脚不沾地。他开始计划让小儿子钟振华“子承父业”，当一名红色讲解员。
那几年钟鸣妻子生病，在厦门工作的钟振华辞去工作回乡照顾母亲，同时帮钟鸣处理一些史料电子文档录入的工作。
“我当时觉得回村只是过渡。”钟振华说，和大多数村里年轻人一样，他希望外出闯荡，不愿意留在老家。
钟振华性格内敛，和父亲个性气质迥异，声音也略显沙哑。钟振华不认为自己能胜任这份需要抛头露面的工作。父亲劝了他多少次，他就拒绝了多少次。
转折发生在钟鸣最忙碌的2017年，那一年，几乎所有讲解任务都压在了钟鸣一个人身上。
有一次，钟鸣在观寿公祠给一个党校学习班讲解。突然，他停下来，朝门口的钟振华招招手，然后整个人不受控制地往下倒。
钟振华一个箭步冲进祠堂，扶起父亲，学员里有人带了糖果，他兑着水给父亲服下。
那天回家之后，钟振华告诉钟鸣，“爸，以后我帮你一起干。”
在钟振华心里，父亲对于那段红色历史的研究可谓是痴迷。他不仅有第一手的民间采访记录资料，还搜罗了大量关于松毛岭战役与长征相关的书籍，家中书架上几乎全是红色书籍。那些书籍与前期协助父亲整理资料的经历，让他第一次深入系统地了解了那段历史。
钟鸣也经常旁听钟振华讲解。一次，钟鸣对钟振华讲述从松毛岭到瑞金这条路时用的“跨”这个字不满意，认为应该用“翻”过松毛岭，展示战斗过程的艰辛。“但我觉得‘跨’是个过程，想表达的是从松毛岭到瑞金这一段路。”钟振华说。
钟振华常为这些细节与父亲辩论，“有时候他说应该怎么结尾，但我说我是个年轻人，你那个年纪那样说是合适的，但我这样说就撑不起来。”
渐渐地，钟振华也从这份工作中获得了成就感。从一开始当众讲话还会“社恐”，到后来形成了自己的讲解风格和节奏，有参观人员朝他竖起大拇指，“小钟老师，讲得真好。”
钟振华觉得家乡不再只是过渡。2015年，农村电商落地长汀，当地政府推出扶持政策，打造“红色淘宝第一村”。大学读电子商务专业、做过网站营销工作的钟振华成为村里的“专家”，帮村民搭建电商网站、推销产品。当看到百香果、客家老酒、红糖姜顺着网线走出松毛岭后，钟振华理解了父亲让他在这片土地扎根的意义。
“若要红旗飘万代，重在教育下一代”
驱车进入松毛岭，眼前是一条蜿蜒的盘山水泥公路。雨后的路面还凝着水汽，两侧丛林层层叠叠，一片浓得化不开的深绿被风拂过，只剩轻柔的叶子摩挲声和鸟鸣。
7月27日，新京报记者和钟椿源去探访了钟宜龙生前的足迹，重走他的祭扫之路。
“以前他（钟宜龙）每次走这条路上山祭扫都是步行。”钟椿源指了指车窗外的路说，钟宜龙已过耄耋之年，腿脚不便，他提出开车送他，总是被婉拒，因为徒步是他表达对烈士虔敬之心的朴素方式。
钟宜龙去世四年了，提起满舅公，钟椿源印象中还是那个有些固执却又和善客气的老人。逢年过节，钟椿源和妻子去他家中看望，给他捎去一些见面礼，不消几天，钟宜龙一定会拖着自己的小拉车给钟椿源送回一车土特产“礼尚往来”，让钟椿源哭笑不得。
钟椿源说，自己回村发展也和钟宜龙有很大的关系。2017年农忙时节，在上海工作的钟椿源回老家帮父亲采摘百香果，发现老家大变样，外地游客、红色研学团越来越多，钟椿源动了回乡创业的念头。
然而，父亲并不支持他回来。那时候钟椿源在上海每月有7000多元收入，在父亲看来还算体面稳定。钟宜龙的支持，给了钟椿源莫大的信心。
回乡后的钟椿源和父亲承租了村民的土地，成立了合作社，种植百香果，再后来发展成公司。他不满足于此，他还有很多抱负和想法，想在中复村大展拳脚。
2021年，钟椿源去竞选村干部，再次遭到父亲的反对。父亲曾经当过村干部，他知道基层工作并不好做，农村是一个复杂的人情社会，要兼顾的地方太多。
但钟椿源有一个理想，他说，“乡村发展，需要年轻人。”最终仍然是钟宜龙出面力挺，钟椿源成为中复村村委会副主任。
钟椿源知道，钟宜龙对他的支持归根结底是希望他作为年轻一代把红色文化传承下去。钟宜龙一生致力于走访记录民间史料，也很重视向后人讲述那段历史，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若要红旗飘万代，重在教育下一代”。
生前，钟宜龙也是红色讲解员，每当有讲解需要，他就拖着小拉车准时出现在红军桥，风雨无阻。
去世前几天，钟宜龙还曾去红军桥为一群孩子讲“生命等高线”的故事，孩子们给他戴上一条鲜艳的红领巾。那是钟椿源最后一次见他，结束后，钟椿源开车送他回家，拍了一张自拍合照，镜头里的他带着笑意。
钟椿源觉得，自己没有辜负满舅公的期待。成为村干部后，他依托红色资源，大力发展相关产业，改造村容村貌。自家和村民的老宅被改造为“零公里民宿”；重启近百年前苏区政府为村民扫盲办的“红军夜校”，打造为乡村图书馆；盘活红色旅游资源，加入非遗研学课程。最近，他正在筹划在村里建“红军村咖”——那是他和其他村村干部自费去福州、浙江等地美丽乡村示范村取经获得的灵感。
采访的最后，我们去了钟宜龙的老宅。晚年，钟宜龙拿出自己的养老积蓄5万元修缮老屋，办起了红色家庭展，展出他收集的各种资料。
那是一个方方正正的客家堂横屋，门头上挂着一块金字木制门牌“红色家庭展”。
推门步入屋内，天井下钟宜龙生前养的花草，已经杂草丛生。祖厅和四面墙上张贴着钟宜龙收集的红色史料，有的已经蒙尘泛白，唯有一行大字仍然清晰——“若要红旗飘万代，重在教育下一代”。
钟椿源在那行字前端视良久，掏出手机拍下来，好像耳边又浮现了满舅公熟悉的声音。“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钟椿源说。
参考书目：《万里长征第一步》中共福建省委党史方志办
《红军长征：原始记录》
2022年5月27日，钟宜龙最后一次为孩子们讲红军的故事。 受访者供图
7月25日，钟鸣在观寿公祠为来访团讲解长征往事。 新京报记者 李照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