岚安红军烈士纪念碑。 摄影/新京报记者 赵敏
在岚安乡的大部分地方，抬头往西南望去，都能看到一颗红色的五角星。它端立在岚安红军烈士纪念碑的顶端，纪念碑坐落于海拔2280米的“松树包”上。
91年前，这里曾是红军的哨所。
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大渡河畔，岚安乡在高山间的平坝上生长出来。历史上，开放和闭塞、繁华和衰落都曾在这里存在。明代，这里是军事重地，茶马古道曾取道于此，设雅安茶仓；但随着清代茶马古道改道，以及山势的阻隔，山村重又走向没落。
也是在91年前，枪声和脚步声打破了这里的宁静，一队队戴着八角帽、帽子前面绣着红色五角星的人马从这里翻山而过，整整七天七夜。当年的村民留下口述，他们看到队伍下午来早晨走，经过时，“地都在震动。”
其中一部分连队留在这里54天，为前线筹集粮食、盐巴、肉食的同时，和国民党军队作战。七战之后，至少607名红军战士牺牲在这里。
20世纪60年代，上完高中回来的黄能贵开始收集红军在岚安的故事，那些从小看过的墙上的宣传画，苞米地里的人骨，老一辈人讲述中的血泪，让他不得不做这件事。
他做了上千份采访，用搜集来的红军用过的物品建了陈列室，在他的推动下，岚安乡也建起烈士纪念碑，修了烈士陵园，那颗红色五角星被刻在烈士的墓碑上、建在随处都能看见的高处，也留在人们的眼眸和心中。
黄能贵查看村里墙上遗留的宣传语。
22名红军战士
每次，黄能贵都要讲这个故事，不管是在他的小小陈列室里，还是在大学的课堂上。
这个故事是1986年时，村民贺吉明仔仔细细讲给他听的。其实不只贺吉明，村子里的人都知道。
贺吉明说得更清楚一些，他曾是苏维埃政府的干部。他说，在1935年腊月初一发生的这件事，让他“生不如死”。
事情还要从半年前说起。1935年6月，红军两大主力部队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彼时，长征已经大半年，战士们离开故土，离开苏维埃根据地，告别亲人，一路冲破敌人的围剿，建立苏维埃政权，打土豪、分田地，一路也吸纳着新的年轻人加入队伍。
在这次意义重大的会师后，两支队伍混编，分左右两路继续北上，翻雪山，过草地。
左路军穿过松潘草地到达阿坝后，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央北上方针，执意带队南下，攻打天全、芦山，进驻川西平原。
行程命令突转，战士们一头雾水，不得不掉头南下，重过了一遍雪山和草地，也再次经历了饥饿、寒冷和缺氧对身体的摧残，部队非战斗减员严重。
岚安成了队伍进入天全的一处必经点。当时，岚安还被称作昂州。岚安地处一个向南打开的盆地里，西侧是贡嘎山脉，与康定县相连，东边是邛崃山脉，翻过去便是天全县。
1935年11月3日，南下的部队到岚安时，已经满是疲累。
在黄能贵的采访本上，记着这样一些话，老人们在描述这支队伍时，说得最多的一个字就是“惨”。村民余相龙回忆，经过的队伍，“前一队有枪，后一队是刀，再后面什么也没有，烂衣烂衫，真是惨然。”
村民王福太当年11岁，喜欢“看热闹”，在他的印象里，“红军死得惨、饿得惨、冷得惨……经过时，背锅锅的、牛皮船的也有，女兵、娃娃兵也多”。
部队过了七天七夜，最终红三十二军三十九团一个连的人在村子里驻扎下来，负责后勤和协助开展地方工作。
南下的前期，是令人“振奋”的胜利。一位红四方面军第五军的战士在回忆中写道，“那些天前方不断有消息传来，占领天全啦，占领芦山啦，确实振奋人心。”
这也引来了国民党军队的反击。这位战士接着写道，“11月19日，百丈一战失利之后，又传来了占领甘孜、炉霍、道孚的捷报，可是，从那之后便又无声无息了，再也听不见什么胜利的消息。”
贺吉明所说的那件令他“生不如死”的事情，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
如今，贺吉明已经故去，故事由80岁、已经需要借助助听器交流的黄能贵继续替他讲述。
1935年12月26日，农历腊月初一，前一天晚上刚刚下了一场大雪。作为苏维埃干部的贺吉明和县委书记、一位张姓连长正在审人，原定审完就转移。
这时有人来报，从泸定方向来的国民党军已到乌坭岗，一个在岚安乡东边，离村子不远的地方。张连长派一个排前去阻击，掩护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转移。
一刻钟时间，22名战士就上到了乌坭岗附近的大沟，占领阵地。22人，一人五发子弹。
转移的部队已到对面的山上，能看得到战场——草坡上是厚厚的雪，国民党军队紧逼，红军战士边躲边上山。他们的110发子弹，已经打死国民党士兵67人。
打到崖边，没有退路了。“有人喊了一声‘我是共产党员，我不愿意当俘虏’，只看见红布一飘，人就跳下去了，接着像甩柴桐子一样，红军20多人全部跳下悬崖。”贺吉明是这么跟黄能贵讲述的。
张连长一下子哭倒在地。他认出最先跳下的是他手下那个30多岁的易排长，22人中，只他年纪最大，其他都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那飘着的红布，是他手枪把上的穗子。”
后来，贺吉明又去过一次22名红军战士跳崖的地方，人都没了，尸骨也无法收殓。
如今，站在岚安红军烈士纪念碑下，向东转身看，东边山上的那处深崖，正是当年的战场和22名红军战士殉身之地，那里已是一片青翠，与纪念碑顶的红星遥遥相望。
54天
走318国道，行经四川甘孜泸定县，沿大渡河一路北上，天气好时，也会看到那颗云端的红星。
黄能贵站在纪念碑背面，远望山脚的大渡河水，他说，这也是把纪念碑建在这里的原因之一，“让全国各地路过这里的人都能看到它。”
从山脚经过横跨大渡河的岚安大桥，只有一条公路上山，盘山路17公里，要拐20多个弯，爬升600多米，半个小时后，才能到最近的村庄。
车行在崖边，脚下便是河谷，人坐在车上，有一种眩晕感。现在，这条路因为险峻，成了社交平台上被当代年轻人“安利”的自驾游路线。
91年前，戴着红色五角星帽子、打着绑腿、平均年龄20岁的一群年轻人，也曾从大渡河两岸的高山经过。
为了躲避敌机，队伍大多是夜行军，没有了白天敌机的轰鸣，夜里，大渡河的吼声回荡在山谷，有红军战士回忆，人走在崖边，也有眩晕的感觉。
彼时，红军的足迹尚未到达这片山坳中的隐藏之地，村子还在国民党的控制下，地主土豪手握着大部分土地。
黄能贵的父亲曾和他讲，他们家是这里的“干人”（当地方言：意思为穷人），祖先原是四川汉源人，为躲避自然灾害迁来这里，没有亲戚，也没有土地，靠给地主家做长工、开一些边角荒地过活，生活困苦。
但一些外面世界的故事早已传入乡民们的耳朵。
1935年5月，在岚安以南80公里的安顺场，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后，由于追敌逼近，渡河人数多，而渡船少，毛泽东和中革军委决定兵分两路，右纵队渡河，循大渡河右岸行进。
中央红军主力为左路，沿大渡河左岸北上，左路纵队深夜急行军120公里，在泸定桥边集结，飞夺泸定桥，占领了泸定县城。
红三十二军驻扎岚安，其前身为红九军团，在整个大渡河战役中，也发挥着重要的掩护和牵制敌军作用。
当时岚安的百姓对这群人了解不多，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宣传中，红军是“要抢要杀”的“赤匪”。直到见到真正的红军，他们才知事实并非如此。
红军在岚安停留了54天。11月3日，第一支红军部队进入岚安。11月8日，设立在岚安的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留守的红军带领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直至12月26日被迫撤出。
黄家遭受压迫的生活曾在那时短暂地结束。
村里的老人回忆，苏维埃政府在圣谕庙坝子里搭台，召开群众大会，称“红军是帮助干人的部队，共产党给你们分土地，干人要努力生产”。之后按照贫农人口数分土地，带着他们到地头看清边界，插上每家的姓名牌子。
红军宣传队的战士用墨在墙上写标语，画漫画。圣谕庙原是学校，每天上下学，黄能贵都能看到附近人家的墙上有一幅简笔漫画“消灭国民党”，还有标语“消灭一切苛捐杂税”，中间写着共产党的十大政纲。
父亲黄启文和黄能贵讲，红军来后，时年23岁的他在三十二军司令部，为军长罗炳辉、政治委员何长工烧开水，而他16岁的妻子在磨坊给红军磨面。父亲说，红军是对干人好、帮助穷人的好人。
村民王福太曾回忆，红军一路“冷得惨，饿得惨，吃的是汤汤，但干人去了他们都要先给干人吃”。
村民们也支持着这些对他们好的人。
有村民为红军带路，有的加入运输队，还有村民成立游击队，保卫苏维埃政府，站岗放哨、捉土豪、逮暗探。
在这处产粮的平坝上，岚安成了红军的后勤供给点和保障的后方。在黄能贵的采访中，村民高至美回忆，粮食、肉食、盐巴都要从这里运到天全，第二天，又把伤员、死者运回红军设在岚安的医院，再加上县委和苏维埃政府也在这里，“岚安成了红军的大本营”。
岚安乡的青年们也加入这支队伍，泸定县委党史研究室编纂的《红军长征在泸定》中记录，在岚安苏维埃政府动员会上，群众给他们戴上红花，敲锣打鼓，送他们参加红军，跟随红军队伍向天全出发。
但附在后面的括号中写道，他们“后来均无音讯”。
607人
岚安红军烈士纪念碑的西北侧，有一处缓坡，那里曾是明朝时一处营盘和教场，后人也沿用了这个名字称呼此处。1935年12月，在这里发生的一场惨烈战斗中，159名红军战士牺牲。
现在，那里被建成烈士陵园。陵园里的大多数的墓碑上，都有一颗红色的五角星，下面写着“无名烈士之墓”。 据黄能贵统计，红军在岚安乡的54天中，至少有607名红军战士牺牲。
黄能贵沿着台阶一级级走上去，烈士陵园的顶部，是一处悼念的小广场，广场周围的浮雕上，还原了红军在岚安的战斗场景。这些故事，都是他一手采访挖掘出来的。
村民骆双全曾在40年前和他讲述过那场战斗。
国民党一个百多人的便衣连，从山上翻下来，准备剿灭这个地方留守的红军。红军哨兵观察到敌情，鸣枪示警，战斗打响。红军连部里，除了守营房的人全部上了战场。
在营盘，双方用石堆土坎做掩体，死拼。红军司号员摁住一个国民党兵，一刀将他杀穿，国民党兵也给了司号员一枪，双方同时倒下；机枪手用的水冷式机枪，没有水了，枪管也打红了，他提起机枪向敌军砸去。
战斗打了一天，直至红军增援部队来后，敌军这才败退。
倒下的战士到处都是，掩埋队的村民高清银回忆，开始还用棺材和门板收殓尸体，后来木材不够了，直接就地埋葬。
一个红军战士的胸口被刀刺中，为了不影响其他战友，倒下后，他爬到大庙旁的水沟边，求路过的村民为他了断。
每次讲这个故事，“我根本控制不了自己”，即使已经讲了很多遍，黄能贵的声音里依旧带着哽咽。
一个人的60年
没有人比他更了解红军在岚安的经历了。从收集到讲述，黄能贵做这件事已经近60年。
1965年，学业无法为继后，19岁的黄能贵从泸定县城的高中回到岚安，也重回了那个贫困的、交通不便的，仅有羊肠小道与外连接，物资进出要靠人背马驮的故乡。
父母亲和村里老人口中的红军，他看过的宣传标语和漫画，以及老师讲到红军时说“要记住他们”，这些都留在他的心里。
关于红军战士，他想要了解更多，想了解那些具体的人，以及他们经历的战场和死亡。
但当时因为张国焘的原因，红四方面军的历史也变得敏感，村里当年和红军打过交道的老辈子们也不敢多言。
黄能贵想的是，“张国焘犯的是个人的错误，不管他如何，这些英雄烈士应该被纪念”，他把这件事搁在心里，一直没断了线索的收集。
据《学习时报》，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指引下，对于红四方面军历史的研究和宣传逐渐展开，对红四方面军的评价基本摆脱了此前的思维定式，不再与张国焘的错误捆绑在一起，而是回到历史的长河中重新定义。
黄能贵等到了一个重新听故事的机会。在地里干活，听到要采访的人回家了，他就放下手里的活去找人，一来二去，耽搁了自己家的活。去的次数多了，人家不欢迎他，他就从当广播员每月拿到的22块钱的补贴里拿出钱，买点心、糖带着去，磨着老人给他讲。
记录历史要严谨，不能出一点错，一件事他至少要找三人证实，每个接受采访的人都要在他们那份采访记录的后面签字或捺印。
黄能贵算了下，所有的采访做下来，有一千多份。他根据采访统计出，红军在岚安54天，打了7仗，可计数的牺牲人数就有607人。
枪声、喊声、战士临终时的呻吟声，战火中的牺牲、风骨、精神，在老人的讲述中，穿透时间，落在黄能贵的笔下。
而常常，讲述的人和听故事的人都会红了眼眶，“人家哭一场，我哭一场。”
村民带着他去走访当年的战场时，他在野地里看见了头骨、肋骨、胸骨，他们来自哪里、姓甚名谁，都不知道。“所以，你说我看见这种情况，怎么能不做，这些都催促我去把它收集整理完不可。”
为了证明事件的真实，他还收集了红军留下的物件，油壶，镰刀，草鞋，绑腿、砍刀……
为了展出这些物件，1990年，黄能贵向甘孜州文旅局申请了2.2万元经费，开始建展馆，钱不够，他自己借钱，最终把陈列室搞了出来。
在他的陈列室里，每个物件都有故事，灯盏是罗炳辉用过的，子弹是从昂乌村战场的地下挖出来的，铜盆是当年支援红军的村民留下的，秤砣是分从土豪那里打来的粮食时用的。
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一个木质的调料罐，几个小的圆罐摞起来，一层叠着一层，能装盐巴海椒，行军时，在背包上一挂就行，他花了近200元买来，相当于他近一年在文化站工作拿到的补贴。
印象深刻的原因在于它的来处，江西的一名红军战士带着它离开故土，牺牲在了路上，他的战友替他保管着，留给这里收留红军后代的一家人，“作为一种报答，既是纪念，也是报酬。”
陈列室建好后，来了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每每有人来，黄能贵就给他们讲红军在岚安的故事，哪怕有人只是随便看看，他也觉得很好。
除了他的陈列室，黄能贵也一直在推动一个更大范围的纪念，希望有更多人知道红军在岚安的故事。
2000年，泸定县旅游文化局把岚安规划为“红军长征文化、民风民俗旅游区”。在泸定县有关部门支持下，2012年，岚安红军烈士纪念碑立起，2018年，烈士陵园建成。
每一次，从申请到选址、建设细节，黄能贵都深入参与其中。他说，“我这一生，做了我觉得应该做的事情，问心无愧了。”
站在纪念碑的红色五角星下，讲起红军的故事时，黄能贵叮嘱乡政府的年轻干部，“你们要好好记得，以后讲给来的人听。”
（特别鸣谢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县岚安乡人民政府）
泸定烈士陵园内的无名烈士之墓。
苏维埃政府旧址。
右侧山谷为22名红军战士跳崖的地方。
（本文摘自新京报第A12版）
岚安红军烈士纪念碑。 摄影/新京报记者 赵敏
在岚安乡的大部分地方，抬头往西南望去，都能看到一颗红色的五角星。它端立在岚安红军烈士纪念碑的顶端，纪念碑坐落于海拔2280米的“松树包”上。
91年前，这里曾是红军的哨所。
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大渡河畔，岚安乡在高山间的平坝上生长出来。历史上，开放和闭塞、繁华和衰落都曾在这里存在。明代，这里是军事重地，茶马古道曾取道于此，设雅安茶仓；但随着清代茶马古道改道，以及山势的阻隔，山村重又走向没落。
也是在91年前，枪声和脚步声打破了这里的宁静，一队队戴着八角帽、帽子前面绣着红色五角星的人马从这里翻山而过，整整七天七夜。当年的村民留下口述，他们看到队伍下午来早晨走，经过时，“地都在震动。”
其中一部分连队留在这里54天，为前线筹集粮食、盐巴、肉食的同时，和国民党军队作战。七战之后，至少607名红军战士牺牲在这里。
20世纪60年代，上完高中回来的黄能贵开始收集红军在岚安的故事，那些从小看过的墙上的宣传画，苞米地里的人骨，老一辈人讲述中的血泪，让他不得不做这件事。
他做了上千份采访，用搜集来的红军用过的物品建了陈列室，在他的推动下，岚安乡也建起烈士纪念碑，修了烈士陵园，那颗红色五角星被刻在烈士的墓碑上、建在随处都能看见的高处，也留在人们的眼眸和心中。
黄能贵查看村里墙上遗留的宣传语。
22名红军战士
每次，黄能贵都要讲这个故事，不管是在他的小小陈列室里，还是在大学的课堂上。
这个故事是1986年时，村民贺吉明仔仔细细讲给他听的。其实不只贺吉明，村子里的人都知道。
贺吉明说得更清楚一些，他曾是苏维埃政府的干部。他说，在1935年腊月初一发生的这件事，让他“生不如死”。
事情还要从半年前说起。1935年6月，红军两大主力部队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彼时，长征已经大半年，战士们离开故土，离开苏维埃根据地，告别亲人，一路冲破敌人的围剿，建立苏维埃政权，打土豪、分田地，一路也吸纳着新的年轻人加入队伍。
在这次意义重大的会师后，两支队伍混编，分左右两路继续北上，翻雪山，过草地。
左路军穿过松潘草地到达阿坝后，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央北上方针，执意带队南下，攻打天全、芦山，进驻川西平原。
行程命令突转，战士们一头雾水，不得不掉头南下，重过了一遍雪山和草地，也再次经历了饥饿、寒冷和缺氧对身体的摧残，部队非战斗减员严重。
岚安成了队伍进入天全的一处必经点。当时，岚安还被称作昂州。岚安地处一个向南打开的盆地里，西侧是贡嘎山脉，与康定县相连，东边是邛崃山脉，翻过去便是天全县。
1935年11月3日，南下的部队到岚安时，已经满是疲累。
在黄能贵的采访本上，记着这样一些话，老人们在描述这支队伍时，说得最多的一个字就是“惨”。村民余相龙回忆，经过的队伍，“前一队有枪，后一队是刀，再后面什么也没有，烂衣烂衫，真是惨然。”
村民王福太当年11岁，喜欢“看热闹”，在他的印象里，“红军死得惨、饿得惨、冷得惨……经过时，背锅锅的、牛皮船的也有，女兵、娃娃兵也多”。
部队过了七天七夜，最终红三十二军三十九团一个连的人在村子里驻扎下来，负责后勤和协助开展地方工作。
南下的前期，是令人“振奋”的胜利。一位红四方面军第五军的战士在回忆中写道，“那些天前方不断有消息传来，占领天全啦，占领芦山啦，确实振奋人心。”
这也引来了国民党军队的反击。这位战士接着写道，“11月19日，百丈一战失利之后，又传来了占领甘孜、炉霍、道孚的捷报，可是，从那之后便又无声无息了，再也听不见什么胜利的消息。”
贺吉明所说的那件令他“生不如死”的事情，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
如今，贺吉明已经故去，故事由80岁、已经需要借助助听器交流的黄能贵继续替他讲述。
1935年12月26日，农历腊月初一，前一天晚上刚刚下了一场大雪。作为苏维埃干部的贺吉明和县委书记、一位张姓连长正在审人，原定审完就转移。
这时有人来报，从泸定方向来的国民党军已到乌坭岗，一个在岚安乡东边，离村子不远的地方。张连长派一个排前去阻击，掩护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转移。
一刻钟时间，22名战士就上到了乌坭岗附近的大沟，占领阵地。22人，一人五发子弹。
转移的部队已到对面的山上，能看得到战场——草坡上是厚厚的雪，国民党军队紧逼，红军战士边躲边上山。他们的110发子弹，已经打死国民党士兵67人。
打到崖边，没有退路了。“有人喊了一声‘我是共产党员，我不愿意当俘虏’，只看见红布一飘，人就跳下去了，接着像甩柴桐子一样，红军20多人全部跳下悬崖。”贺吉明是这么跟黄能贵讲述的。
张连长一下子哭倒在地。他认出最先跳下的是他手下那个30多岁的易排长，22人中，只他年纪最大，其他都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那飘着的红布，是他手枪把上的穗子。”
后来，贺吉明又去过一次22名红军战士跳崖的地方，人都没了，尸骨也无法收殓。
如今，站在岚安红军烈士纪念碑下，向东转身看，东边山上的那处深崖，正是当年的战场和22名红军战士殉身之地，那里已是一片青翠，与纪念碑顶的红星遥遥相望。
54天
走318国道，行经四川甘孜泸定县，沿大渡河一路北上，天气好时，也会看到那颗云端的红星。
黄能贵站在纪念碑背面，远望山脚的大渡河水，他说，这也是把纪念碑建在这里的原因之一，“让全国各地路过这里的人都能看到它。”
从山脚经过横跨大渡河的岚安大桥，只有一条公路上山，盘山路17公里，要拐20多个弯，爬升600多米，半个小时后，才能到最近的村庄。
车行在崖边，脚下便是河谷，人坐在车上，有一种眩晕感。现在，这条路因为险峻，成了社交平台上被当代年轻人“安利”的自驾游路线。
91年前，戴着红色五角星帽子、打着绑腿、平均年龄20岁的一群年轻人，也曾从大渡河两岸的高山经过。
为了躲避敌机，队伍大多是夜行军，没有了白天敌机的轰鸣，夜里，大渡河的吼声回荡在山谷，有红军战士回忆，人走在崖边，也有眩晕的感觉。
彼时，红军的足迹尚未到达这片山坳中的隐藏之地，村子还在国民党的控制下，地主土豪手握着大部分土地。
黄能贵的父亲曾和他讲，他们家是这里的“干人”（当地方言：意思为穷人），祖先原是四川汉源人，为躲避自然灾害迁来这里，没有亲戚，也没有土地，靠给地主家做长工、开一些边角荒地过活，生活困苦。
但一些外面世界的故事早已传入乡民们的耳朵。
1935年5月，在岚安以南80公里的安顺场，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后，由于追敌逼近，渡河人数多，而渡船少，毛泽东和中革军委决定兵分两路，右纵队渡河，循大渡河右岸行进。
中央红军主力为左路，沿大渡河左岸北上，左路纵队深夜急行军120公里，在泸定桥边集结，飞夺泸定桥，占领了泸定县城。
红三十二军驻扎岚安，其前身为红九军团，在整个大渡河战役中，也发挥着重要的掩护和牵制敌军作用。
当时岚安的百姓对这群人了解不多，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宣传中，红军是“要抢要杀”的“赤匪”。直到见到真正的红军，他们才知事实并非如此。
红军在岚安停留了54天。11月3日，第一支红军部队进入岚安。11月8日，设立在岚安的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留守的红军带领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直至12月26日被迫撤出。
黄家遭受压迫的生活曾在那时短暂地结束。
村里的老人回忆，苏维埃政府在圣谕庙坝子里搭台，召开群众大会，称“红军是帮助干人的部队，共产党给你们分土地，干人要努力生产”。之后按照贫农人口数分土地，带着他们到地头看清边界，插上每家的姓名牌子。
红军宣传队的战士用墨在墙上写标语，画漫画。圣谕庙原是学校，每天上下学，黄能贵都能看到附近人家的墙上有一幅简笔漫画“消灭国民党”，还有标语“消灭一切苛捐杂税”，中间写着共产党的十大政纲。
父亲黄启文和黄能贵讲，红军来后，时年23岁的他在三十二军司令部，为军长罗炳辉、政治委员何长工烧开水，而他16岁的妻子在磨坊给红军磨面。父亲说，红军是对干人好、帮助穷人的好人。
村民王福太曾回忆，红军一路“冷得惨，饿得惨，吃的是汤汤，但干人去了他们都要先给干人吃”。
村民们也支持着这些对他们好的人。
有村民为红军带路，有的加入运输队，还有村民成立游击队，保卫苏维埃政府，站岗放哨、捉土豪、逮暗探。
在这处产粮的平坝上，岚安成了红军的后勤供给点和保障的后方。在黄能贵的采访中，村民高至美回忆，粮食、肉食、盐巴都要从这里运到天全，第二天，又把伤员、死者运回红军设在岚安的医院，再加上县委和苏维埃政府也在这里，“岚安成了红军的大本营”。
岚安乡的青年们也加入这支队伍，泸定县委党史研究室编纂的《红军长征在泸定》中记录，在岚安苏维埃政府动员会上，群众给他们戴上红花，敲锣打鼓，送他们参加红军，跟随红军队伍向天全出发。
但附在后面的括号中写道，他们“后来均无音讯”。
607人
岚安红军烈士纪念碑的西北侧，有一处缓坡，那里曾是明朝时一处营盘和教场，后人也沿用了这个名字称呼此处。1935年12月，在这里发生的一场惨烈战斗中，159名红军战士牺牲。
现在，那里被建成烈士陵园。陵园里的大多数的墓碑上，都有一颗红色的五角星，下面写着“无名烈士之墓”。 据黄能贵统计，红军在岚安乡的54天中，至少有607名红军战士牺牲。
黄能贵沿着台阶一级级走上去，烈士陵园的顶部，是一处悼念的小广场，广场周围的浮雕上，还原了红军在岚安的战斗场景。这些故事，都是他一手采访挖掘出来的。
村民骆双全曾在40年前和他讲述过那场战斗。
国民党一个百多人的便衣连，从山上翻下来，准备剿灭这个地方留守的红军。红军哨兵观察到敌情，鸣枪示警，战斗打响。红军连部里，除了守营房的人全部上了战场。
在营盘，双方用石堆土坎做掩体，死拼。红军司号员摁住一个国民党兵，一刀将他杀穿，国民党兵也给了司号员一枪，双方同时倒下；机枪手用的水冷式机枪，没有水了，枪管也打红了，他提起机枪向敌军砸去。
战斗打了一天，直至红军增援部队来后，敌军这才败退。
倒下的战士到处都是，掩埋队的村民高清银回忆，开始还用棺材和门板收殓尸体，后来木材不够了，直接就地埋葬。
一个红军战士的胸口被刀刺中，为了不影响其他战友，倒下后，他爬到大庙旁的水沟边，求路过的村民为他了断。
每次讲这个故事，“我根本控制不了自己”，即使已经讲了很多遍，黄能贵的声音里依旧带着哽咽。
一个人的60年
没有人比他更了解红军在岚安的经历了。从收集到讲述，黄能贵做这件事已经近60年。
1965年，学业无法为继后，19岁的黄能贵从泸定县城的高中回到岚安，也重回了那个贫困的、交通不便的，仅有羊肠小道与外连接，物资进出要靠人背马驮的故乡。
父母亲和村里老人口中的红军，他看过的宣传标语和漫画，以及老师讲到红军时说“要记住他们”，这些都留在他的心里。
关于红军战士，他想要了解更多，想了解那些具体的人，以及他们经历的战场和死亡。
但当时因为张国焘的原因，红四方面军的历史也变得敏感，村里当年和红军打过交道的老辈子们也不敢多言。
黄能贵想的是，“张国焘犯的是个人的错误，不管他如何，这些英雄烈士应该被纪念”，他把这件事搁在心里，一直没断了线索的收集。
据《学习时报》，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指引下，对于红四方面军历史的研究和宣传逐渐展开，对红四方面军的评价基本摆脱了此前的思维定式，不再与张国焘的错误捆绑在一起，而是回到历史的长河中重新定义。
黄能贵等到了一个重新听故事的机会。在地里干活，听到要采访的人回家了，他就放下手里的活去找人，一来二去，耽搁了自己家的活。去的次数多了，人家不欢迎他，他就从当广播员每月拿到的22块钱的补贴里拿出钱，买点心、糖带着去，磨着老人给他讲。
记录历史要严谨，不能出一点错，一件事他至少要找三人证实，每个接受采访的人都要在他们那份采访记录的后面签字或捺印。
黄能贵算了下，所有的采访做下来，有一千多份。他根据采访统计出，红军在岚安54天，打了7仗，可计数的牺牲人数就有607人。
枪声、喊声、战士临终时的呻吟声，战火中的牺牲、风骨、精神，在老人的讲述中，穿透时间，落在黄能贵的笔下。
而常常，讲述的人和听故事的人都会红了眼眶，“人家哭一场，我哭一场。”
村民带着他去走访当年的战场时，他在野地里看见了头骨、肋骨、胸骨，他们来自哪里、姓甚名谁，都不知道。“所以，你说我看见这种情况，怎么能不做，这些都催促我去把它收集整理完不可。”
为了证明事件的真实，他还收集了红军留下的物件，油壶，镰刀，草鞋，绑腿、砍刀……
为了展出这些物件，1990年，黄能贵向甘孜州文旅局申请了2.2万元经费，开始建展馆，钱不够，他自己借钱，最终把陈列室搞了出来。
在他的陈列室里，每个物件都有故事，灯盏是罗炳辉用过的，子弹是从昂乌村战场的地下挖出来的，铜盆是当年支援红军的村民留下的，秤砣是分从土豪那里打来的粮食时用的。
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一个木质的调料罐，几个小的圆罐摞起来，一层叠着一层，能装盐巴海椒，行军时，在背包上一挂就行，他花了近200元买来，相当于他近一年在文化站工作拿到的补贴。
印象深刻的原因在于它的来处，江西的一名红军战士带着它离开故土，牺牲在了路上，他的战友替他保管着，留给这里收留红军后代的一家人，“作为一种报答，既是纪念，也是报酬。”
陈列室建好后，来了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每每有人来，黄能贵就给他们讲红军在岚安的故事，哪怕有人只是随便看看，他也觉得很好。
除了他的陈列室，黄能贵也一直在推动一个更大范围的纪念，希望有更多人知道红军在岚安的故事。
2000年，泸定县旅游文化局把岚安规划为“红军长征文化、民风民俗旅游区”。在泸定县有关部门支持下，2012年，岚安红军烈士纪念碑立起，2018年，烈士陵园建成。
每一次，从申请到选址、建设细节，黄能贵都深入参与其中。他说，“我这一生，做了我觉得应该做的事情，问心无愧了。”
站在纪念碑的红色五角星下，讲起红军的故事时，黄能贵叮嘱乡政府的年轻干部，“你们要好好记得，以后讲给来的人听。”
（特别鸣谢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县岚安乡人民政府）
泸定烈士陵园内的无名烈士之墓。
苏维埃政府旧址。
右侧山谷为22名红军战士跳崖的地方。
（本文摘自新京报第A1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