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的七叶山，刚下过几场雨。
七叶山在湖北十堰郧西县香口乡，海拔超过1000米。雨后的山道被荒草没过，泥土湿滑。2026年7月28日这天，58岁的方英东拄着木棍往上走，身后背着一只高竹篓，里面装着香纸与鞭炮。遇上齐腰的灌木，他拿木棍拨开，遇到陡坡，就把棍头扎进泥里借力。
从10岁起，他就跟着父亲方典主上山扫墓。但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并不知道墓主是谁。
据《郧西县志》和当地党史资料记载，1936年，红七十四师转战鄂陕边界，在七叶山附近遭遇激战。一名红军干部在战斗中牺牲，另一红军战士遇到了方英东的高祖父方明耀，两人合力在山顶将遗体掩埋。出于对村民安全的考虑，红军战士没有透露牺牲者的姓名，只在临别时托付方明耀照看坟茔。
一句托付，在方家传了五代。2022年，方典主查出重病，进手术室前，老人把方英东叫到床前，把守墓的担子正式交到了他手里。
直到2021年前后，郧西县党史研究者在整理红军转战鄂西北的历史档案时，结合文献线索顺藤摸瓜，才在已经搬迁下山的方家人口中，证实了这座隐藏在深山里近90年的无名红军墓。
对方家人而言，守墓是一场跨越世纪的接力。如今，先辈们相继离世，守墓成了方英东日常里最重的心事。他说：“红军为穷人丢了命，祖辈答应过的事，代代都得守下去，不能断。”
李仁喜采访老红军丁启洪时做的笔记。
红军墓的秘密被公开后，不少村民自发一起上山祭扫。 图片/受访者供图（除署名外）
扫墓
早上6点，天刚蒙蒙亮，方英东背上竹篓上了山。
七叶山在湖北十堰郧西县香口乡李师关村境内，当地人叫它茓子山。据《郧西县地名志》记载，这里地处秦岭南麓余脉与大巴山交接地带，主峰海拔超过一千米。山体四面陡峭，唯独山顶分布着几百亩相对平缓的台地。
在过去的战争岁月里，这种“上山一条道、顶上一片平”的地形，曾是红军转战鄂陕边区时建立宿营地和秘密防线的天然屏障。
即便是从小在山里长大的方英东，从山下往返一趟，也需要整整4个小时。
一进山，齐腰深的灌木就迎面扑了过来。山里刚下过暴雨，树叶上挂满了水珠。方英东左手拨开挡眼的树枝，右手挥动木棍往草丛深处劈打。草丛被破开一道窄缝，他侧着身子往里钻。
雨后的山林里没有风，水汽被闷在树冠下。汗水顺着额角往下淌，很快浸透了他的灰色短袖上衣。草籽和飞虫不时落在脸上，方英东顾不上拍打，借着抬胳膊的空当，用衣袖在额头上抹上一把，脚下的步子没有停。
2018年以前，方英东和李师关村里的几十户山民一样，世世代代住在山顶的平地上。
据方英东回忆，那时候交通闭塞，山民们每天往返山间采药、放牛羊，靠着扁担和背篓，把药材挑到山下换钱和盐巴，再把粮食背回山顶。日复一日，在山脊之间踩出了一条狭窄的泥巴路。
2018年，郧西县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山上的50多户村民全部搬进了山下的安置房里。山上的土坯房空了，梯田也逐渐荒芜。短短几年时间，山里的小道被葛藤和荆棘吞没，每一次上山，都得重新用木棍开路。
对于年近六旬的方英东来说，这样的攀爬并不轻松。
越往上，山势越陡。被雨水浸透的黏土极滑，方英东脚上蹬着一双绿色胶鞋，身体前倾，脚趾在鞋里死死抠紧地面。遇到接近60度的陡坡，木棍吃不住力，他就弯下腰，用手死死拽住岩缝里的草根和荆棘，借着拉力把身体往上拽。
走得喘不上气时，他就靠着一旁的松树歇上两分钟，喝口水，再接着往上挪。
接近正午，穿过最后一片密匝匝的松树林，方英东终于踩上了山顶平缓的草地。
红军墓就藏在山顶一处避风的土坡下，四周长满了高大的油松和冷杉。墓前没有石碑，也没有砖石围砌，只有一个直径一米多、微微隆起的圆锥形土包。如果不是对这片山林极为熟悉的人，很难找到。
连日的暴雨顺着山坡冲刷而下，在泥土坟头上冲出了几道沟，原本规整的土堆被冲塌了一角。
方英东放下背篓，顾不上歇息。他在附近的松树根下找了一块土质紧实、带有草根的黏土，蹲下身子，用双手一把一把捧起湿润的黄泥，填进冲出的凹坑里。
泥土敷上去后，他伸出厚实的手掌，一下接一下地用力拍实。他弯着腰，绕着土堆转了两圈，直到那些坑洼被全部填平，坟头重新恢复成饱满的圆锥形状，才长长舒了一口气。
做完这些，方英东在墓前清理出一块空地。他从背篓里取出整齐的纸钱、香火和一小盘鞭炮。火柴划过，火星点燃了纸钱，烟雾在林子里升腾起来。方英东蹲在墓旁，捡起一根树枝拨弄着未燃尽的纸钱，轻声说：“来看看你，给你添点土。”
“不要问，只管做”
很长一段时间里，方家人并不知道墓主是谁。
据《中国共产党湖北省郧西县历史》（第一卷）与《红二十五军在郧西》记载，1934年12月，红二十五军主力进入郧西，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1935年9月主力北上后，留守地方的游击武装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十四师。
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红七十四师在陈先瑞等人的率领下，在鄂陕边界的崇山峻岭间持续展开游击战，直到1937年8月才奉命转战离开。
当年的七叶山一带，处于国共两党武装频繁拉锯的边沿。国民党当局在当地推行保甲制和连坐法，凡是发现有村民为红军提供向导、藏匿伤员或代送物资，均会招致严厉的惩戒与报复。
根据方典主生前的口述回忆，1936年的一天，红七十四师的一支分队在七叶山附近与搜山的敌军交火。战斗结束后，一名重伤的红军战士在当地不治身亡。由于敌军正在后方追击，部队必须立即转移。
临行前，一名红军战士找到了方英东的曾祖父方明耀，请他协助安葬战友的遗体。
为了防止坟墓被敌军破坏，方明耀与红军战士选在深夜行动。他们用草席包裹住牺牲战士的遗体，趁着夜色避开哨卡，抬上了地形险要的七叶山顶。
由于不敢弄出声响，他们没有使用大铁锹，只用随身携带的短把镢头和双手，在硬土层里一点点挖出了一处掩埋坑。遗体入土后，他们将泥土填平并用脚踩实，表面盖上厚厚的枯枝烂叶做伪装，没有立碑，也没有留下任何标记。
下山离开前，红军战士叮嘱方明耀照看好这座坟茔，不要向外界透露消息。方明耀应了下来。回到村里后，他对当晚的事情守口如瓶，往后几十年，从未向外人提起过山顶的秘密。
1959年，方明耀病重。临终前，他把儿子方宪政叫到床边，第一次公开了这个秘密。方明耀告诉儿子，七叶山顶埋着一位为穷人打仗牺牲的红军战士，方家既然答应了，就得一代代守下去。
除此之外，方明耀还立下了一条家规：每一代守墓人通常只在年老体衰、预感时日无多时，才能在子孙中挑选一名性格沉稳、做事本分的男丁，把山顶的位置与守墓的事托付出去。
他在临终前曾对儿子说，在旧社会，地方武装和土匪常在山村抓丁抢粮，而红军在七叶山宿营时纪律严格，不仅不拿群众的财物，还经常把节省下来的口粮分给山里断炊的穷苦人家。他觉得，既然红军把老百姓当亲人，自己替他们守住这座无名墓，就是最基本的本分。
到了20世纪70年代，守墓的担子传到了第三代守墓人、方英东的父亲方典主手里。
当时正值生产队集体劳动的年代，方典主担任过生产队长，山民每天的出勤和行踪都有严格的考勤制度。每年清明前后正逢春耕大忙，私自上山祭扫容易耽误农事。
为了不误生产，方典主往往选择在凌晨三四点钟动身。山里天黑路险，他摸着黑沿着悬崖边的小道往上爬，手脚常被路旁的荆棘刺破。赶到山顶后，他借着天光，给土包培上一层新土，清理掉周边的杂草，再匆匆下山，赶在天亮前回到生产队按时出工。
隐秘的守护，持续了30多年。
2022年，方典主被确诊为胃癌，进入手术室前，他担心自己下不了手术台，便在病床前把大儿子方英东叫到了身边。
方典主把方家保守了几十年的秘密完整交代给方英东，并将守护山顶红军墓的担子正式交到了他手上。他告诉方英东：“山顶埋的是当年打仗牺牲的红军，是对老百姓有恩的人。你不要多问，也不要对外张扬，只管去扫。”
烈士肖大喜
关于这座红军墓的秘密，在七叶山顶藏了80多年。
直到 2022年 3月，曾任郧西县史志办主任、时任县人大常委会干部的李仁喜在整理档案时，偶然翻到了县党史办原工作人员皮国安留下的一本工作笔记。
那是一本记录于1981年12月的手记，上面记载着对郧西籍红军战士丁启洪的口述走访。手记里写着一行简短的线索：1936年，红军干部肖大喜在七叶山一带作战牺牲，遗体被秘密安葬在山上的一座庙宇附近。
李仁喜对“肖大喜”这个名字并不陌生。
他提到，据《红二十五军战史》记载，肖大喜作战勇猛，红军长征进入郧西后，他长期带领游击武装在深山里打游击。他打仗冲在前面，对待百姓也非常好，经常带着战士帮缺粮的山民挑水、分粮，在鄂陕边界的穷苦百姓中很有威望。
2022年5月，李仁喜第一次登上七叶山。
但当时的七叶山因整村搬迁早已荒芜，山道被密林吞没。李仁喜进山后迷了路，空手而归。李师关村党支部书记吴德宝得知后，带着村干部上山排查了数月，翻遍了山上的几处旧庙台基和沟壑，始终没能找到红军墓的痕迹。
搜寻陷入僵局时，有村民提供了一条线索称，已经搬迁下山的方典主家，可能知道山顶的情况。
2022年夏天，李仁喜和吴德宝第一次见到了74岁的方典主。
那是李仁喜第一次见到方典主。李仁喜回忆，当时方典主刚做完胃癌切除手术，身形极度消瘦，脸色蜡黄，整个人陷在宽大的病号服里。
听到来人提起山顶的红军墓，方典主习惯性地保持着警惕。他把头偏向一旁，低声回绝：“没有什么红军墓，那就是我们方家自己祖辈的坟。”
随后的几个月里，吴德宝与李仁喜先后几次去方家走访。他们坐在方家堂屋里，拿出党史资料，跟方家人一页页翻看当年红军在郧西的战斗历程。
李仁喜告诉方典主，战争年代隐姓埋名是为了安全，如今和平了，国家一直在寻找这些散落在深山里的烈士，是要给牺牲的人一个确切的交代，也让烈士的后代知道亲人长眠在何处。
一次次的走访让方典主慢慢放下了戒备。在一次通电话时，吴德宝再次问起山顶的地形，病床上的方典主沉默了片刻，终于在电话那头给搜寻队指明了具体的方位与参照物。
按照方典主的口述地标，搜寻队在七叶山顶找了三个多小时，终于在悬崖边的一片松林深处，找到了那座没有墓碑的土坟。
李仁喜随即展开史料考证，将方家代代相传的口述细节与党史文献进行交叉比对。
据《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及地方党史记载，肖大喜是湖北红安人。红二十五军进入郧西后，组建了地方武装鄂陕游击师，肖大喜先后出任下辖的第六路游击师副师长、师长。1935年秋，红二十五军主力北上，留守的游击武装整编为正规军红七十四师，肖大喜出任二营营长。
1936年4月，红七十四师在陕鄂交界的西照川一带遭遇敌军阻击，肖大喜在激战中腹部中弹身负重伤，因失血过多无法随大部队急行军转移，后在七叶山一带牺牲。
结合1981年的走访笔记、地方战史文献与方家五代人的口述，李仁喜推测，长眠在七叶山顶深处的无名烈士，有可能是红七十四师二营营长肖大喜。
得知消息后，方英东觉得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与记者见面那天，李师关村正下着大雨。方英东站在屋檐下，指着被雨雾遮蔽的七叶山方向，对记者说：“守了五代人，终于知道他是谁了，当时心里除了高兴，真有点不敢相信。”
守的是忠义
墓主人的身份查实后，七叶山顶上的红军墓不再是方家独守的秘密。每逢节日，知情的村民和党员干部开始自发结伴上山祭扫。但对方英东来说，给红军扫墓，依然是他生命中无法割舍的责任。
只是，岁月不饶人。他不得不承认，自己也在逐年变老。
由于常年在山里干重活，方英东的右膝骨质增生，一遇阴雨天骨缝就隐隐作痛。以往上山，他能一口气爬到山顶。如今走走停停，一段陡坡要歇上两三回。
2026年清明节，方英东决定带儿子方才彬一起上山。
方才彬出生于1993年，在十堰市区的一家汽车销售服务店工作。常年在城市里跑业务、谈客户，生活节奏和深山里的父辈完全不同。
上山前，方英东心里有些打鼓。他摸不准这个习惯了城市生活的年轻人，愿不愿意像祖辈一样，把扫墓的责任挑在肩上，也怕两代人对这件事的想法不一样。
但儿子的反应有些出乎他的意料。
在山顶，方才彬站在那座没有墓碑的土包前，站了很久。下山后，他对父亲说，以前在书本和电视上看到长征历史，总觉得那是极遥远的事。直到自己踩着泥泞爬上千米高山，看着眼前的土包，才真切地意识到，底下躺着的是一个伟大的烈士。
回到十堰后，方才彬找来红七十四师的战史资料翻看。
据《红二十五军与郧西》等史料记载，1935年至1936年间，留在陕鄂边区坚持游击战的红七十四师，指战员平均年龄只有20岁上下。深冬行军时，战士们大多穿着草鞋在冰雪里跋涉，冻伤严重。在七叶山一带阻击敌军时，部队缺医少药，负伤的士兵只能靠担架在密林里转移，不少人因伤势过重长眠在山谷中。
方才彬深受触动。他突然意识到，很多在90年前长眠地下的红军战士，牺牲时也不过二三十岁，“比现在的我还年轻。”
后来有记者来到方家走访，问起方英东：“红军墓的身份公开了，方家人的守护什么时候才算结束？”
方英东还没开口，坐在一旁的方才彬接过了话：“不会结束，传到我们这代，依然会守下去。”
方才彬觉得，他们守着的是一种“忠义”。就像高祖父方明耀当年想的那样，人倒在了自家山头，就得管，答应了别人的事，就得做到。这种忠义，什么时候都不过时。
今年初夏，郧西连着下了几场大雨。方英东惦记着山顶的坟头有没有被雨水冲垮，换上胶鞋准备动身。这一次，31岁的方才彬走在了最前面。方英东在后头走得慢，方才彬就在前头劈开挡路的葛藤与刺丛，走上一段，便停下脚步回头等一等父亲。
登上山顶时，雨后的日光透过松林落了下来。
方才彬卸下背上的竹篓，在墓前倒上一小杯苞谷酒，点燃了黄纸。随后，他学着父亲的样子，半跪在泥地上，伸出双手，把坟头上新冒出来的草根，一根一根地拔得干干净净。
方英东指着远处的七叶山。 新京报记者 咸运祯 摄
当地群众、党员干部跟随方家一同上山祭扫红军墓。
（本文摘自新京报第A12版）
七月的七叶山，刚下过几场雨。
七叶山在湖北十堰郧西县香口乡，海拔超过1000米。雨后的山道被荒草没过，泥土湿滑。2026年7月28日这天，58岁的方英东拄着木棍往上走，身后背着一只高竹篓，里面装着香纸与鞭炮。遇上齐腰的灌木，他拿木棍拨开，遇到陡坡，就把棍头扎进泥里借力。
从10岁起，他就跟着父亲方典主上山扫墓。但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并不知道墓主是谁。
据《郧西县志》和当地党史资料记载，1936年，红七十四师转战鄂陕边界，在七叶山附近遭遇激战。一名红军干部在战斗中牺牲，另一红军战士遇到了方英东的高祖父方明耀，两人合力在山顶将遗体掩埋。出于对村民安全的考虑，红军战士没有透露牺牲者的姓名，只在临别时托付方明耀照看坟茔。
一句托付，在方家传了五代。2022年，方典主查出重病，进手术室前，老人把方英东叫到床前，把守墓的担子正式交到了他手里。
直到2021年前后，郧西县党史研究者在整理红军转战鄂西北的历史档案时，结合文献线索顺藤摸瓜，才在已经搬迁下山的方家人口中，证实了这座隐藏在深山里近90年的无名红军墓。
对方家人而言，守墓是一场跨越世纪的接力。如今，先辈们相继离世，守墓成了方英东日常里最重的心事。他说：“红军为穷人丢了命，祖辈答应过的事，代代都得守下去，不能断。”
李仁喜采访老红军丁启洪时做的笔记。
红军墓的秘密被公开后，不少村民自发一起上山祭扫。 图片/受访者供图（除署名外）
扫墓
早上6点，天刚蒙蒙亮，方英东背上竹篓上了山。
七叶山在湖北十堰郧西县香口乡李师关村境内，当地人叫它茓子山。据《郧西县地名志》记载，这里地处秦岭南麓余脉与大巴山交接地带，主峰海拔超过一千米。山体四面陡峭，唯独山顶分布着几百亩相对平缓的台地。
在过去的战争岁月里，这种“上山一条道、顶上一片平”的地形，曾是红军转战鄂陕边区时建立宿营地和秘密防线的天然屏障。
即便是从小在山里长大的方英东，从山下往返一趟，也需要整整4个小时。
一进山，齐腰深的灌木就迎面扑了过来。山里刚下过暴雨，树叶上挂满了水珠。方英东左手拨开挡眼的树枝，右手挥动木棍往草丛深处劈打。草丛被破开一道窄缝，他侧着身子往里钻。
雨后的山林里没有风，水汽被闷在树冠下。汗水顺着额角往下淌，很快浸透了他的灰色短袖上衣。草籽和飞虫不时落在脸上，方英东顾不上拍打，借着抬胳膊的空当，用衣袖在额头上抹上一把，脚下的步子没有停。
2018年以前，方英东和李师关村里的几十户山民一样，世世代代住在山顶的平地上。
据方英东回忆，那时候交通闭塞，山民们每天往返山间采药、放牛羊，靠着扁担和背篓，把药材挑到山下换钱和盐巴，再把粮食背回山顶。日复一日，在山脊之间踩出了一条狭窄的泥巴路。
2018年，郧西县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山上的50多户村民全部搬进了山下的安置房里。山上的土坯房空了，梯田也逐渐荒芜。短短几年时间，山里的小道被葛藤和荆棘吞没，每一次上山，都得重新用木棍开路。
对于年近六旬的方英东来说，这样的攀爬并不轻松。
越往上，山势越陡。被雨水浸透的黏土极滑，方英东脚上蹬着一双绿色胶鞋，身体前倾，脚趾在鞋里死死抠紧地面。遇到接近60度的陡坡，木棍吃不住力，他就弯下腰，用手死死拽住岩缝里的草根和荆棘，借着拉力把身体往上拽。
走得喘不上气时，他就靠着一旁的松树歇上两分钟，喝口水，再接着往上挪。
接近正午，穿过最后一片密匝匝的松树林，方英东终于踩上了山顶平缓的草地。
红军墓就藏在山顶一处避风的土坡下，四周长满了高大的油松和冷杉。墓前没有石碑，也没有砖石围砌，只有一个直径一米多、微微隆起的圆锥形土包。如果不是对这片山林极为熟悉的人，很难找到。
连日的暴雨顺着山坡冲刷而下，在泥土坟头上冲出了几道沟，原本规整的土堆被冲塌了一角。
方英东放下背篓，顾不上歇息。他在附近的松树根下找了一块土质紧实、带有草根的黏土，蹲下身子，用双手一把一把捧起湿润的黄泥，填进冲出的凹坑里。
泥土敷上去后，他伸出厚实的手掌，一下接一下地用力拍实。他弯着腰，绕着土堆转了两圈，直到那些坑洼被全部填平，坟头重新恢复成饱满的圆锥形状，才长长舒了一口气。
做完这些，方英东在墓前清理出一块空地。他从背篓里取出整齐的纸钱、香火和一小盘鞭炮。火柴划过，火星点燃了纸钱，烟雾在林子里升腾起来。方英东蹲在墓旁，捡起一根树枝拨弄着未燃尽的纸钱，轻声说：“来看看你，给你添点土。”
“不要问，只管做”
很长一段时间里，方家人并不知道墓主是谁。
据《中国共产党湖北省郧西县历史》（第一卷）与《红二十五军在郧西》记载，1934年12月，红二十五军主力进入郧西，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1935年9月主力北上后，留守地方的游击武装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十四师。
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红七十四师在陈先瑞等人的率领下，在鄂陕边界的崇山峻岭间持续展开游击战，直到1937年8月才奉命转战离开。
当年的七叶山一带，处于国共两党武装频繁拉锯的边沿。国民党当局在当地推行保甲制和连坐法，凡是发现有村民为红军提供向导、藏匿伤员或代送物资，均会招致严厉的惩戒与报复。
根据方典主生前的口述回忆，1936年的一天，红七十四师的一支分队在七叶山附近与搜山的敌军交火。战斗结束后，一名重伤的红军战士在当地不治身亡。由于敌军正在后方追击，部队必须立即转移。
临行前，一名红军战士找到了方英东的曾祖父方明耀，请他协助安葬战友的遗体。
为了防止坟墓被敌军破坏，方明耀与红军战士选在深夜行动。他们用草席包裹住牺牲战士的遗体，趁着夜色避开哨卡，抬上了地形险要的七叶山顶。
由于不敢弄出声响，他们没有使用大铁锹，只用随身携带的短把镢头和双手，在硬土层里一点点挖出了一处掩埋坑。遗体入土后，他们将泥土填平并用脚踩实，表面盖上厚厚的枯枝烂叶做伪装，没有立碑，也没有留下任何标记。
下山离开前，红军战士叮嘱方明耀照看好这座坟茔，不要向外界透露消息。方明耀应了下来。回到村里后，他对当晚的事情守口如瓶，往后几十年，从未向外人提起过山顶的秘密。
1959年，方明耀病重。临终前，他把儿子方宪政叫到床边，第一次公开了这个秘密。方明耀告诉儿子，七叶山顶埋着一位为穷人打仗牺牲的红军战士，方家既然答应了，就得一代代守下去。
除此之外，方明耀还立下了一条家规：每一代守墓人通常只在年老体衰、预感时日无多时，才能在子孙中挑选一名性格沉稳、做事本分的男丁，把山顶的位置与守墓的事托付出去。
他在临终前曾对儿子说，在旧社会，地方武装和土匪常在山村抓丁抢粮，而红军在七叶山宿营时纪律严格，不仅不拿群众的财物，还经常把节省下来的口粮分给山里断炊的穷苦人家。他觉得，既然红军把老百姓当亲人，自己替他们守住这座无名墓，就是最基本的本分。
到了20世纪70年代，守墓的担子传到了第三代守墓人、方英东的父亲方典主手里。
当时正值生产队集体劳动的年代，方典主担任过生产队长，山民每天的出勤和行踪都有严格的考勤制度。每年清明前后正逢春耕大忙，私自上山祭扫容易耽误农事。
为了不误生产，方典主往往选择在凌晨三四点钟动身。山里天黑路险，他摸着黑沿着悬崖边的小道往上爬，手脚常被路旁的荆棘刺破。赶到山顶后，他借着天光，给土包培上一层新土，清理掉周边的杂草，再匆匆下山，赶在天亮前回到生产队按时出工。
隐秘的守护，持续了30多年。
2022年，方典主被确诊为胃癌，进入手术室前，他担心自己下不了手术台，便在病床前把大儿子方英东叫到了身边。
方典主把方家保守了几十年的秘密完整交代给方英东，并将守护山顶红军墓的担子正式交到了他手上。他告诉方英东：“山顶埋的是当年打仗牺牲的红军，是对老百姓有恩的人。你不要多问，也不要对外张扬，只管去扫。”
烈士肖大喜
关于这座红军墓的秘密，在七叶山顶藏了80多年。
直到 2022年 3月，曾任郧西县史志办主任、时任县人大常委会干部的李仁喜在整理档案时，偶然翻到了县党史办原工作人员皮国安留下的一本工作笔记。
那是一本记录于1981年12月的手记，上面记载着对郧西籍红军战士丁启洪的口述走访。手记里写着一行简短的线索：1936年，红军干部肖大喜在七叶山一带作战牺牲，遗体被秘密安葬在山上的一座庙宇附近。
李仁喜对“肖大喜”这个名字并不陌生。
他提到，据《红二十五军战史》记载，肖大喜作战勇猛，红军长征进入郧西后，他长期带领游击武装在深山里打游击。他打仗冲在前面，对待百姓也非常好，经常带着战士帮缺粮的山民挑水、分粮，在鄂陕边界的穷苦百姓中很有威望。
2022年5月，李仁喜第一次登上七叶山。
但当时的七叶山因整村搬迁早已荒芜，山道被密林吞没。李仁喜进山后迷了路，空手而归。李师关村党支部书记吴德宝得知后，带着村干部上山排查了数月，翻遍了山上的几处旧庙台基和沟壑，始终没能找到红军墓的痕迹。
搜寻陷入僵局时，有村民提供了一条线索称，已经搬迁下山的方典主家，可能知道山顶的情况。
2022年夏天，李仁喜和吴德宝第一次见到了74岁的方典主。
那是李仁喜第一次见到方典主。李仁喜回忆，当时方典主刚做完胃癌切除手术，身形极度消瘦，脸色蜡黄，整个人陷在宽大的病号服里。
听到来人提起山顶的红军墓，方典主习惯性地保持着警惕。他把头偏向一旁，低声回绝：“没有什么红军墓，那就是我们方家自己祖辈的坟。”
随后的几个月里，吴德宝与李仁喜先后几次去方家走访。他们坐在方家堂屋里，拿出党史资料，跟方家人一页页翻看当年红军在郧西的战斗历程。
李仁喜告诉方典主，战争年代隐姓埋名是为了安全，如今和平了，国家一直在寻找这些散落在深山里的烈士，是要给牺牲的人一个确切的交代，也让烈士的后代知道亲人长眠在何处。
一次次的走访让方典主慢慢放下了戒备。在一次通电话时，吴德宝再次问起山顶的地形，病床上的方典主沉默了片刻，终于在电话那头给搜寻队指明了具体的方位与参照物。
按照方典主的口述地标，搜寻队在七叶山顶找了三个多小时，终于在悬崖边的一片松林深处，找到了那座没有墓碑的土坟。
李仁喜随即展开史料考证，将方家代代相传的口述细节与党史文献进行交叉比对。
据《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及地方党史记载，肖大喜是湖北红安人。红二十五军进入郧西后，组建了地方武装鄂陕游击师，肖大喜先后出任下辖的第六路游击师副师长、师长。1935年秋，红二十五军主力北上，留守的游击武装整编为正规军红七十四师，肖大喜出任二营营长。
1936年4月，红七十四师在陕鄂交界的西照川一带遭遇敌军阻击，肖大喜在激战中腹部中弹身负重伤，因失血过多无法随大部队急行军转移，后在七叶山一带牺牲。
结合1981年的走访笔记、地方战史文献与方家五代人的口述，李仁喜推测，长眠在七叶山顶深处的无名烈士，有可能是红七十四师二营营长肖大喜。
得知消息后，方英东觉得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与记者见面那天，李师关村正下着大雨。方英东站在屋檐下，指着被雨雾遮蔽的七叶山方向，对记者说：“守了五代人，终于知道他是谁了，当时心里除了高兴，真有点不敢相信。”
守的是忠义
墓主人的身份查实后，七叶山顶上的红军墓不再是方家独守的秘密。每逢节日，知情的村民和党员干部开始自发结伴上山祭扫。但对方英东来说，给红军扫墓，依然是他生命中无法割舍的责任。
只是，岁月不饶人。他不得不承认，自己也在逐年变老。
由于常年在山里干重活，方英东的右膝骨质增生，一遇阴雨天骨缝就隐隐作痛。以往上山，他能一口气爬到山顶。如今走走停停，一段陡坡要歇上两三回。
2026年清明节，方英东决定带儿子方才彬一起上山。
方才彬出生于1993年，在十堰市区的一家汽车销售服务店工作。常年在城市里跑业务、谈客户，生活节奏和深山里的父辈完全不同。
上山前，方英东心里有些打鼓。他摸不准这个习惯了城市生活的年轻人，愿不愿意像祖辈一样，把扫墓的责任挑在肩上，也怕两代人对这件事的想法不一样。
但儿子的反应有些出乎他的意料。
在山顶，方才彬站在那座没有墓碑的土包前，站了很久。下山后，他对父亲说，以前在书本和电视上看到长征历史，总觉得那是极遥远的事。直到自己踩着泥泞爬上千米高山，看着眼前的土包，才真切地意识到，底下躺着的是一个伟大的烈士。
回到十堰后，方才彬找来红七十四师的战史资料翻看。
据《红二十五军与郧西》等史料记载，1935年至1936年间，留在陕鄂边区坚持游击战的红七十四师，指战员平均年龄只有20岁上下。深冬行军时，战士们大多穿着草鞋在冰雪里跋涉，冻伤严重。在七叶山一带阻击敌军时，部队缺医少药，负伤的士兵只能靠担架在密林里转移，不少人因伤势过重长眠在山谷中。
方才彬深受触动。他突然意识到，很多在90年前长眠地下的红军战士，牺牲时也不过二三十岁，“比现在的我还年轻。”
后来有记者来到方家走访，问起方英东：“红军墓的身份公开了，方家人的守护什么时候才算结束？”
方英东还没开口，坐在一旁的方才彬接过了话：“不会结束，传到我们这代，依然会守下去。”
方才彬觉得，他们守着的是一种“忠义”。就像高祖父方明耀当年想的那样，人倒在了自家山头，就得管，答应了别人的事，就得做到。这种忠义，什么时候都不过时。
今年初夏，郧西连着下了几场大雨。方英东惦记着山顶的坟头有没有被雨水冲垮，换上胶鞋准备动身。这一次，31岁的方才彬走在了最前面。方英东在后头走得慢，方才彬就在前头劈开挡路的葛藤与刺丛，走上一段，便停下脚步回头等一等父亲。
登上山顶时，雨后的日光透过松林落了下来。
方才彬卸下背上的竹篓，在墓前倒上一小杯苞谷酒，点燃了黄纸。随后，他学着父亲的样子，半跪在泥地上，伸出双手，把坟头上新冒出来的草根，一根一根地拔得干干净净。
方英东指着远处的七叶山。 新京报记者 咸运祯 摄
当地群众、党员干部跟随方家一同上山祭扫红军墓。
（本文摘自新京报第A1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