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两人再一次在法庭上相见。
2026年8月18日，湘潭大学撤销哥哥唐时达学历决定的行政诉讼案第10次审理。弟弟唐一达作为第三人参加。
举报者是弟弟唐一达。他说，2001年，他放弃这个不理想的录取结果准备复读时，母亲肖体菊提出让哥哥代替他入学。
这场举报引发了持续8年的“学历”官司。2018年，湘潭大学认定唐时达冒名顶替，撤销了他的本科学历，唐时达否认冒名，起诉了湘潭大学。也因为这个官司，2019年，唐时达的北京户口被注销，2020年，硕博学位也被撤销，之后失去工作。他说自己“失去了一切”。
10月26日，唐时达告诉记者，主审法官告诉他，经湖南省高院批准，此案审理延期三个月。
而一切的起因，是北京市西城区那套94平方米的房子，母子三人因房款分割僵持不下。2017年，哥哥唐时达以借名买房的名义起诉唐一达归还房子，获得了法院支持。
8年间，围绕房产、钱、户口、学历，两兄弟几十次对簿公堂，亲情早已破裂。在亲情之外，私人纠纷与社会公共利益交织。湘潭中院认为，“案件涉及全国多个省市及多个部门，具有重大社会影响，如果撤销并责令重作，处理结果仍与原行政行为一致，会导致新一轮行政复议或诉讼，浪费有限的行政资源和司法资源。”
8月18日，湘潭市岳塘区法院门口。 图片/受访者供图
“贡献”
2017年，母子三人坐在一张桌上，商量怎么分房钱，首付、房贷、利息、出资比……演算纸写了一张又一张，始终没找到一个三人都同意的分法。
在外人眼中，从湘西南边陲的小城，到北京扎根，这个家庭曾经完成了一次向上的跃迁。
跃迁的助力在这个家庭积蓄了多年。2001年，哥哥唐时达进入湘潭大学读完本硕，后又考上南开大学的博士，之后到北京工作，2016年从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出站。2002年，弟弟唐一达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后在清华大学读完研究生，进入中央国家机关工作。
做生意的母亲则踩中了时代的风口。1995年，肖体菊关掉裁缝铺，转做建材生意。两三年后，赶上住房商品化，房地产市场狂飙突进，建材店生意好，肖体菊脑子活泛，人也能干，在之后十几年的时间里，为这个家庭积累了丰厚的资本。
2012年年底，两个儿子都在北京安定下来，开始考虑未来的生活。哥哥唐时达决定买房，他跟着中介踩了不少盘，唐一达有空时也跟着一起去看房。
当时恰逢房价上涨，一套近百平方米的房子没隔多久就能差出几万块钱。但在母亲看来，“兄弟俩很和睦，二人的事情都是商量着办。”在那段日子里，哥哥唐时达一直住在唐一达的出租屋里，两人挤在一张床上睡觉。
2013年1月，在兄弟俩选定房子后，远在湖南邵阳城步县的母亲肖体菊就打来首付款，外加中介费等，共计120多万元。兄弟俩搬进了新房，房子落在有北京户口的唐一达名下，月供大多由唐时达支付。
2013年6月，唐时达也拿到北京户口，他又向母亲借了100多万元，在朝阳区买了一套一居室，落在自己名下，唐时达把这套房子租出去，租金拿来填月供。而他依旧和弟弟住在西城的房子里。
两年后，60岁的肖体菊把店盘出去，退休到北京投奔儿子，也住了进来。
矛盾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没有一个人能说得清确切的时间点。母子三人有各自的版本。
母亲和唐时达的说法是，唐一达结婚后，他们夫妻俩想要独占这套房子，就开始说房子是他的，遭到母亲和哥哥的反对。
唐一达的版本则是，母亲来北京不久后，他感觉母亲和哥哥的女友相处不好，提出给母亲租房子，或者再在同一个小区重新买一套房，让母亲单独住，“这样两兄弟一人一套，你一碗水也端平”，被母亲误解成他想要占房。
芥蒂埋下了，相处也有裂痕。唐一达的女儿出生没有告诉母亲，2016年年底兄弟俩都没有和母亲一起过春节。唐一达认为，这件事让母亲有了“危机感”，于是她提出卖房，想要通过掌控家里的经济大权，实现对整个家庭的控制。
分房款这件事渐渐被摆到了明面儿上。2017年2月的一天，吃完晚饭，母亲最先开口谈分钱。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算盘，计算着自己对这个房子、对家庭的贡献。
母亲提出，卖房的钱减掉她出的首付，还完贷款，增值的部分三个人均分，每人能分得120万元。
唐时达认为，这两套房子原本就是他的，买房的主意也出自他，首付款是他和母亲借的，房贷也是他在还，他是主要的付出者。他算了一笔账，自己当时一个月挣两万块，每个月还完两套房子的月供，手里就剩下三四千，“唐一达什么都不用管。”
但唐一达不同意，他认为自己应该分到更多。对唐一达来说，他的贡献和牺牲没有被看到，比如买房时用了他的户口，当时正赶上单位清理集体户，女儿的户口只能随他落到西城的房子上，“这导致我女儿没法去一个更好的学区”；也是他先来了北京，才让这个家庭有了在北京买房的资格；“另外，还有涛涛（家里对哥哥唐时达的称呼）读书的事。”
一些隐秘的心事没法拿到台面上说。
“既然说不清，那就让法院断一断，这个房子是谁的。”僵持之下，2017年2月，唐时达提起了借名买房的法律诉讼，要求唐一达将房产返还。
反复与拉扯
2017年12月，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借名买房事实成立，唐一达败诉，需要办理转过户手续。
“不服气。”收到判决书的那天，唐一达给一位亲戚发去信息。他认为，在老家亲戚眼里，母亲拥有“最终解释权”，他“占房”的坏名声，恐怕早已深入人心，作为家里有出息的孩子，他不想得到这样的社会评价。
唐一达决定报复。他和这位亲戚说会继续上诉，如果最终的结果仍旧是他输，他会“打掉涛涛的北京户口，让涛涛过户不成。”唐一达想借亲戚的口告知母亲和唐时达，希望他们撤诉。
但母亲得知消息，给他发来短信，“这次我绝对不会让步”，并表示，她的手中也有唐一达的把柄。母子俩隔空宣战。
“我也没什么心理负担，可以放手去办了。”唐一达短信回复。
2017年12月29日，唐一达寄出了多封举报信，其中一封寄到湘潭大学，这也是他此前提到的“涛涛读书的事”，其他的寄往湖南各级公安机关。
举报材料称，是他考上的湘潭大学，但实际读书的是哥哥潘涛。
唐一达称，他原是湖南邵阳武冈市邓元泰镇木瓜村潘家的孩子，1983年10月16日出生后，被抱养到城步县丹口镇丹口村的二姨家寄养。亲生家庭和抱养家庭都给他申报了户口。在亲生家庭报的户口中，他叫潘峰，有一个大他一岁的哥哥潘涛；而在抱养家庭报的户口中，他叫唐时达。
2001年，他用抱养家庭户口在城步一中参加高考，考取湘潭大学商学院市场营销系，但未报到入学。亲哥哥潘涛取得他的录取通知书等材料，冒用他的名字“唐时达”入读湘潭大学。
自此以后，哥哥潘涛就成了唐时达，这个名字一直使用至今，但家里人仍习惯性地叫哥哥“涛涛”；弟弟则用潘峰的户口改名为唐一达，使用至今。
接到举报后的湘潭大学，到城步县开展了实地走访调查。
湘潭大学提交给法院的一份证据显示，2018年1月12日，哥哥唐时达也主动到湘潭大学汇报高考冒名入学的详细情况。这份材料称，冒名顶替的想法是弟弟主动提出，且弟弟全程陪同、亲自操作入学所需的各个流程，这才使得报名没有遇到任何问题。
但在法庭质证环节，唐时达否认了这份证据，称这份材料没有签名落款，是编造的。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唐时达也持这一观点。
事件中的另一方——母亲肖体菊也在行动。唐一达称，看到湘潭大学动了真格，母亲感到害怕，连续给他打电话、发短信求和，请他回城步县好好商量。在短信中，母亲说，“现在事情两人要共同对待，打虎亲兄弟，请你一定回心转意，等于是我求你……以后家庭的问题慢慢修复，请你不要这样了。”
母子三人又一次坐到一张桌上，在亲戚们的见证和斡旋下，重新商量房款的分配。2018年1月14日，他们达成了纸面上的一致，签下三份协议。
一份是房产处理协议，约定经家庭共同商议，将房产作价900万元，扣除现有房贷余额180万元，净值720万元，房产由唐时达处理，向唐一达支付360万元。其中160万元为现金支付，剩余的200万元在6个月内支付。第二份是上述200万元的欠条。第三份是唐一达签的保证书，承诺回京后去法院撤诉。
尽管没有落到纸面上，但要求唐一达撤回举报是这次谈判的前提。
但是，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唐一达没有收到欠条上的200万元，于是也没有撤回举报。
2018年6月，得知湘潭大学仍在调查后，母亲发来短信，告诉唐一达“要么把事态平息，要么就是去坐牢”，在短信中，母亲说已经掌握唐一达敲诈勒索的证据。
2018年8月，唐一达拿着那张200万元的欠条，起诉唐时达还钱。
唐时达接着发起反诉，称当初签订协议是受到威胁勒索，协议不具有法律效力。
经过7个多月的调查，2018年8月23日，湘潭大学认定唐时达学历被他人冒用，撤销其名下本科学历证书，注销学信网上相关学历信息。
依据包括当地村委会、唐家堂兄、毕业高中城步一中出具的证明，潘涛的户籍信息等，以及湘潭大学纪委从湖南省考试院调出的唐一达、唐时达、潘涛的高考信息，城步一中成绩册和学籍注册表，原高中班主任的指认和证言等。还有当地公安对唐一达及其生父、堂兄、高中班主任的调查笔录。
2019年1月30日，武冈市公安局“关于唐时达虚假户口信息的情况通报函”中提到的家庭情况与唐一达在举报材料中所述基本一致。关于冒名顶替部分，该通报函描述经过为，2001年，潘涛、唐时达（潘峰）同时在城步县参加高考，唐时达（潘峰）考取了湘潭大学，潘涛未考取任何大学。因唐时达（潘峰）对被湘大录取不满意，经其母提议，唐时达（潘峰）本人同意，由其兄潘涛使用唐时达户口信息和录取通知书到湘潭大学就读。
官司的泥潭
“冒名顶替这件事是唐一达捏造的，是诬告。”这是哥哥唐时达一直以来的主张。2018年9月17日，唐时达起诉湘潭大学，要求撤销这个学历处理决定。
在这场试图恢复学历的诉讼中，唐时达主张的是程序的正当性和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
在程序上，唐时达认为湘潭大学作出撤销决定的程序违法，没有送达决定书，没有给他充足的申辩期，没有告知权利救济途径。
在证据上，唐时达称，潘涛的户口原本已在2012年注销，2017年被非法启用，启用该户口的民警已经受到处分，“这是一个被非法启用的虚假户口。”以及，根据三人的户口登记表、高考报名登记表等，同一时间三人在不同学校读书，有各自独立的受教育经历，“我不可能一人分身两个人去上学。”
“学历官司”一打就是8年，经历了9次审理。2022年至2023年，在“学历官司”的重审一审、二审中，法院认为，湘潭大学撤销决定的行政行为存在程序违法，但唐时达冒名顶替入学属实，湘潭大学作出的处理结论正确，因此不撤销该行政行为。
“学历官司”的同时，唐一达还对唐时达发起了新的进攻，200万元欠款、户口、房产。这四场官司之间，相互有关联，也互为依凭。
唐时达被撤销学历后，唐一达以此为依据，继续向湖南邵阳和北京的公安部门举报唐时达冒用户口的问题。
2019年5月8日，北京市公安局对唐时达作出《注销北京市户口登记决定书》，认定唐时达的北京户口系弄虚作假、非法办理取得，其真实户口姓名为潘涛，登记在湖南省武冈市。
北京市公安局依据的是弟弟唐一达的举报、武冈市公安局“关于唐时达虚假户口信息的情况通报函”、湘潭大学的撤销其学历的决定，以及雨湖区法院的一审判决。
唐时达对被撤销北京户口的决定不服，接连提起行政诉讼，均被驳回。
另一边，200万元欠款官司也依然缠斗。2019年5月，该案终审判决书显示，法院认为房产处理协议和欠条签订时存在胁迫及乘人之危情形，应当撤销，唐一达需要返还唐时达已经支付的160万元。
房产官司的再审也在唐一达的申请下再次启动。2023年8月31日，西城区法院判决，两人借名买房合同关系成立，但因唐时达通过不诚信行为取得北京户口，因此认定二人借名买房合同无效，撤销了原判决。
唐时达不服，继续上诉。2024年6月19日，北京市二中院终审纠正了对借名买房合同效力的认定，认为借名买房合同成立，但是唐时达户口被注销，不具备北京买房条件，也不具备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转移的条件，因此依旧维持原判。
在法院的调解下，兄弟二人达成协议，房产由唐时达处理，支付唐一达50万元现金，而唐一达无需返还此前的160万元。也就是说，唐一达在这处房产中一共拿到了210万元。
庭后，唐一达发给唐时达一份他早已准备好的书面发言，“今天协议已签，这个事儿了了之后，咱们可能就永不见面，再无交集了。”
北京户口被注销后，唐时达的湘潭大学学士、硕士学位、南开大学博士学历及学位先后被撤销，他失去了走出城步县后获得的一切社会身份。
尽管唐时达依旧在为恢复学历而状告湘潭大学，然而在2023年11月学历案件的重审二审中，湘潭中院认为，此事“涉及全国多个省、市地区以及多个部门，具有重大的社会影响”。如果撤销并责令重作，处理结果仍与原行政行为一致，会导致新一轮行政复议或诉讼，浪费有限的行政资源和司法资源。
但重审二审后，唐时达再次诉诸法律，发起新一轮“学历”诉讼。
不同版本的“人生叙事”
2026年8月18日，“学历官司”开庭这天，唐一达想了想还是来了，这是他第一次出庭。
在这之前的几天里，兄弟俩的事情经由媒体报道，引起巨大争议。8年官司，纸面上是证据、法条、判决；纸面之下，是母子三人对人生叙事的争夺。
哥哥唐时达的讲述是，“不存在所谓的潘涛和潘峰”，他和弟弟唐一达是双胞胎，母亲怀孕时，和父亲闹离婚，孩子生下来，母亲一个人无法养两个小孩，他被辗转至亲戚家中长大，先是被送到二姨家，随二姨父姓，读小学时，他在大姨家住。
在二姨家过得不开心，“大家都开玩笑，你不是亲生的”，因此，他的心理受到创伤。
在唐时达的记忆里，二姨家在大山里的大桥头村，生父家在木瓜村，每次去二姨家，都要坐车六七个小时，再翻山越岭，走三四个小时的路。他直到初中才回到生母肖体菊身边，在城步一中读书。
而弟弟唐一达初中就去了武冈读书，在武冈一直读到高中，两个人没有生活在一起。2001年，他考上了湘潭大学，2002年，唐一达也考上中国人民大学，直到在北京，两个人才生活在一起。
但唐一达的回忆完全不一样，他说，他才是那个被寄养在二姨家的孩子，从小在大山里长大。
他那时只知道，勒姨（小姨）家有一个表哥，叫潘涛，他叫他“涛涛”。上小学时，他和潘涛都是借住在亲戚家，“一直到四五年级，都是这家住一下，那家住一下。”
相比于潘涛，他算是山里的小孩，在外面被别人欺负，“那时候哥哥有一种优越感，他也不会护着我。”
小学四年级的一天，在大姨家，他被当众宣布，自己不是二姨家的孩子，而是勒姨的孩子，“我又一次被退回去了。”他提到自己第一次“被退回去”，是刚出生时，因为计划生育政策，他先是被送到别的村里一户人家，那家年轻的夫妇没有养孩子的经验，“我被养得很差”，被退回了亲生父母家。
身世揭开后，他和亲生母亲、哥哥一起生活，表哥成了亲哥，但兄弟二人的关系不咸不淡，他还是叫哥哥“涛涛”，还是称呼母亲勒姨。
后来，他读书好，凭借好成绩，他在家里获得了更多的关照，勒姨也很少让他去帮忙干活，反而是涛涛，经常被叫去帮助母亲照顾店里。但唐一达觉得，涛涛学习也很用功，只是没有找到窍门。
唐一达提到，进入大学的唐时达给他写过信，除了跟他说大学里的新鲜事情，还鼓励他好好上学，哥哥的信里也曾表达对弟弟的感谢，“很感激你，让我来到这里，这些本来是你的同学。”他回复哥哥，“这都是你的财喜（运气），谁让老天让我们生长在一个家庭。”
在母亲肖体菊的记忆里，她一直对这个小儿子百依百顺，“就房子这一次，我没有依着他，他就做得这么过分”，说着，她号啕大哭。
肖体菊记得，1992年唐一达读初中之后，就跟着她一起生活，唐一达习惯晚上学习到10点半左右，再吃一顿夜宵，而她无论工作到多晚，都会想办法做一顿让儿子满意的夜宵。
开建材店，一个人起早贪黑忙店里，也要抽出时间照顾儿子的生活，后来儿子因为和同学起了争执，伤到同学，也是她承受着压力和责难，替儿子处理后果。
“升米恩、斗米仇，我对你是何等地好啊。”肖体菊说，她想不通，儿子为何这样报复她。
唐一达始终认为，他输掉的房产官司和200万元欠款的官司，是因为“母亲作了假证”，在庭上，母亲说他占房，说他威胁、勒索唐时达；在一次庭审中，肖体菊提交了书面材料，指控唐一达威胁、勒索的同时，声明母子二人断绝关系，取消唐一达的继承权。
唐一达认为，自己只是为了拿到应得的钱，面对的结果却是分崩离析的亲情。他也感到痛苦，试图分析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一切。
最终，他认为是强势的生母想要控制一切的欲念，把他和哥哥拖入了泥潭——就连当初“冒名顶替”的想法，也是生母提出的。
没有人是赢家。
唐时达在30多岁到40出头的最好年华，失去了曾引以为傲的一切。他说，他兢兢业业求学，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而现在，学历、北京户口、工作，他通过读书得来的一切都已失去，“现在可以说是一无所有。”
唐时达想问弟弟，“你到底为什么这么对我，我到底哪里对不起你了？”
而唐一达在200万元欠款的官司败诉后，和妻子办理了离婚手续，他认为，家事也影响到了他的升迁，导致仕途无望。
2026年8月18日，兄弟俩再次在法庭对峙。“在日常生活中，家人是不是称呼你涛涛？”在第三人发问时，唐一达向原告席上的唐时达抛出这样一个问题，希望哥哥承认自己是潘涛。
“与案件无关。”唐时达回绝。
2018年1月14日，兄弟二人签订房产处理协议时，唐时达写了欠条。
唐时达的湘潭大学录取通知书。
（本文摘自新京报第A12版）
兄弟两人再一次在法庭上相见。
2026年8月18日，湘潭大学撤销哥哥唐时达学历决定的行政诉讼案第10次审理。弟弟唐一达作为第三人参加。
举报者是弟弟唐一达。他说，2001年，他放弃这个不理想的录取结果准备复读时，母亲肖体菊提出让哥哥代替他入学。
这场举报引发了持续8年的“学历”官司。2018年，湘潭大学认定唐时达冒名顶替，撤销了他的本科学历，唐时达否认冒名，起诉了湘潭大学。也因为这个官司，2019年，唐时达的北京户口被注销，2020年，硕博学位也被撤销，之后失去工作。他说自己“失去了一切”。
10月26日，唐时达告诉记者，主审法官告诉他，经湖南省高院批准，此案审理延期三个月。
而一切的起因，是北京市西城区那套94平方米的房子，母子三人因房款分割僵持不下。2017年，哥哥唐时达以借名买房的名义起诉唐一达归还房子，获得了法院支持。
8年间，围绕房产、钱、户口、学历，两兄弟几十次对簿公堂，亲情早已破裂。在亲情之外，私人纠纷与社会公共利益交织。湘潭中院认为，“案件涉及全国多个省市及多个部门，具有重大社会影响，如果撤销并责令重作，处理结果仍与原行政行为一致，会导致新一轮行政复议或诉讼，浪费有限的行政资源和司法资源。”
8月18日，湘潭市岳塘区法院门口。 图片/受访者供图
“贡献”
2017年，母子三人坐在一张桌上，商量怎么分房钱，首付、房贷、利息、出资比……演算纸写了一张又一张，始终没找到一个三人都同意的分法。
在外人眼中，从湘西南边陲的小城，到北京扎根，这个家庭曾经完成了一次向上的跃迁。
跃迁的助力在这个家庭积蓄了多年。2001年，哥哥唐时达进入湘潭大学读完本硕，后又考上南开大学的博士，之后到北京工作，2016年从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出站。2002年，弟弟唐一达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后在清华大学读完研究生，进入中央国家机关工作。
做生意的母亲则踩中了时代的风口。1995年，肖体菊关掉裁缝铺，转做建材生意。两三年后，赶上住房商品化，房地产市场狂飙突进，建材店生意好，肖体菊脑子活泛，人也能干，在之后十几年的时间里，为这个家庭积累了丰厚的资本。
2012年年底，两个儿子都在北京安定下来，开始考虑未来的生活。哥哥唐时达决定买房，他跟着中介踩了不少盘，唐一达有空时也跟着一起去看房。
当时恰逢房价上涨，一套近百平方米的房子没隔多久就能差出几万块钱。但在母亲看来，“兄弟俩很和睦，二人的事情都是商量着办。”在那段日子里，哥哥唐时达一直住在唐一达的出租屋里，两人挤在一张床上睡觉。
2013年1月，在兄弟俩选定房子后，远在湖南邵阳城步县的母亲肖体菊就打来首付款，外加中介费等，共计120多万元。兄弟俩搬进了新房，房子落在有北京户口的唐一达名下，月供大多由唐时达支付。
2013年6月，唐时达也拿到北京户口，他又向母亲借了100多万元，在朝阳区买了一套一居室，落在自己名下，唐时达把这套房子租出去，租金拿来填月供。而他依旧和弟弟住在西城的房子里。
两年后，60岁的肖体菊把店盘出去，退休到北京投奔儿子，也住了进来。
矛盾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没有一个人能说得清确切的时间点。母子三人有各自的版本。
母亲和唐时达的说法是，唐一达结婚后，他们夫妻俩想要独占这套房子，就开始说房子是他的，遭到母亲和哥哥的反对。
唐一达的版本则是，母亲来北京不久后，他感觉母亲和哥哥的女友相处不好，提出给母亲租房子，或者再在同一个小区重新买一套房，让母亲单独住，“这样两兄弟一人一套，你一碗水也端平”，被母亲误解成他想要占房。
芥蒂埋下了，相处也有裂痕。唐一达的女儿出生没有告诉母亲，2016年年底兄弟俩都没有和母亲一起过春节。唐一达认为，这件事让母亲有了“危机感”，于是她提出卖房，想要通过掌控家里的经济大权，实现对整个家庭的控制。
分房款这件事渐渐被摆到了明面儿上。2017年2月的一天，吃完晚饭，母亲最先开口谈分钱。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算盘，计算着自己对这个房子、对家庭的贡献。
母亲提出，卖房的钱减掉她出的首付，还完贷款，增值的部分三个人均分，每人能分得120万元。
唐时达认为，这两套房子原本就是他的，买房的主意也出自他，首付款是他和母亲借的，房贷也是他在还，他是主要的付出者。他算了一笔账，自己当时一个月挣两万块，每个月还完两套房子的月供，手里就剩下三四千，“唐一达什么都不用管。”
但唐一达不同意，他认为自己应该分到更多。对唐一达来说，他的贡献和牺牲没有被看到，比如买房时用了他的户口，当时正赶上单位清理集体户，女儿的户口只能随他落到西城的房子上，“这导致我女儿没法去一个更好的学区”；也是他先来了北京，才让这个家庭有了在北京买房的资格；“另外，还有涛涛（家里对哥哥唐时达的称呼）读书的事。”
一些隐秘的心事没法拿到台面上说。
“既然说不清，那就让法院断一断，这个房子是谁的。”僵持之下，2017年2月，唐时达提起了借名买房的法律诉讼，要求唐一达将房产返还。
反复与拉扯
2017年12月，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借名买房事实成立，唐一达败诉，需要办理转过户手续。
“不服气。”收到判决书的那天，唐一达给一位亲戚发去信息。他认为，在老家亲戚眼里，母亲拥有“最终解释权”，他“占房”的坏名声，恐怕早已深入人心，作为家里有出息的孩子，他不想得到这样的社会评价。
唐一达决定报复。他和这位亲戚说会继续上诉，如果最终的结果仍旧是他输，他会“打掉涛涛的北京户口，让涛涛过户不成。”唐一达想借亲戚的口告知母亲和唐时达，希望他们撤诉。
但母亲得知消息，给他发来短信，“这次我绝对不会让步”，并表示，她的手中也有唐一达的把柄。母子俩隔空宣战。
“我也没什么心理负担，可以放手去办了。”唐一达短信回复。
2017年12月29日，唐一达寄出了多封举报信，其中一封寄到湘潭大学，这也是他此前提到的“涛涛读书的事”，其他的寄往湖南各级公安机关。
举报材料称，是他考上的湘潭大学，但实际读书的是哥哥潘涛。
唐一达称，他原是湖南邵阳武冈市邓元泰镇木瓜村潘家的孩子，1983年10月16日出生后，被抱养到城步县丹口镇丹口村的二姨家寄养。亲生家庭和抱养家庭都给他申报了户口。在亲生家庭报的户口中，他叫潘峰，有一个大他一岁的哥哥潘涛；而在抱养家庭报的户口中，他叫唐时达。
2001年，他用抱养家庭户口在城步一中参加高考，考取湘潭大学商学院市场营销系，但未报到入学。亲哥哥潘涛取得他的录取通知书等材料，冒用他的名字“唐时达”入读湘潭大学。
自此以后，哥哥潘涛就成了唐时达，这个名字一直使用至今，但家里人仍习惯性地叫哥哥“涛涛”；弟弟则用潘峰的户口改名为唐一达，使用至今。
接到举报后的湘潭大学，到城步县开展了实地走访调查。
湘潭大学提交给法院的一份证据显示，2018年1月12日，哥哥唐时达也主动到湘潭大学汇报高考冒名入学的详细情况。这份材料称，冒名顶替的想法是弟弟主动提出，且弟弟全程陪同、亲自操作入学所需的各个流程，这才使得报名没有遇到任何问题。
但在法庭质证环节，唐时达否认了这份证据，称这份材料没有签名落款，是编造的。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唐时达也持这一观点。
事件中的另一方——母亲肖体菊也在行动。唐一达称，看到湘潭大学动了真格，母亲感到害怕，连续给他打电话、发短信求和，请他回城步县好好商量。在短信中，母亲说，“现在事情两人要共同对待，打虎亲兄弟，请你一定回心转意，等于是我求你……以后家庭的问题慢慢修复，请你不要这样了。”
母子三人又一次坐到一张桌上，在亲戚们的见证和斡旋下，重新商量房款的分配。2018年1月14日，他们达成了纸面上的一致，签下三份协议。
一份是房产处理协议，约定经家庭共同商议，将房产作价900万元，扣除现有房贷余额180万元，净值720万元，房产由唐时达处理，向唐一达支付360万元。其中160万元为现金支付，剩余的200万元在6个月内支付。第二份是上述200万元的欠条。第三份是唐一达签的保证书，承诺回京后去法院撤诉。
尽管没有落到纸面上，但要求唐一达撤回举报是这次谈判的前提。
但是，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唐一达没有收到欠条上的200万元，于是也没有撤回举报。
2018年6月，得知湘潭大学仍在调查后，母亲发来短信，告诉唐一达“要么把事态平息，要么就是去坐牢”，在短信中，母亲说已经掌握唐一达敲诈勒索的证据。
2018年8月，唐一达拿着那张200万元的欠条，起诉唐时达还钱。
唐时达接着发起反诉，称当初签订协议是受到威胁勒索，协议不具有法律效力。
经过7个多月的调查，2018年8月23日，湘潭大学认定唐时达学历被他人冒用，撤销其名下本科学历证书，注销学信网上相关学历信息。
依据包括当地村委会、唐家堂兄、毕业高中城步一中出具的证明，潘涛的户籍信息等，以及湘潭大学纪委从湖南省考试院调出的唐一达、唐时达、潘涛的高考信息，城步一中成绩册和学籍注册表，原高中班主任的指认和证言等。还有当地公安对唐一达及其生父、堂兄、高中班主任的调查笔录。
2019年1月30日，武冈市公安局“关于唐时达虚假户口信息的情况通报函”中提到的家庭情况与唐一达在举报材料中所述基本一致。关于冒名顶替部分，该通报函描述经过为，2001年，潘涛、唐时达（潘峰）同时在城步县参加高考，唐时达（潘峰）考取了湘潭大学，潘涛未考取任何大学。因唐时达（潘峰）对被湘大录取不满意，经其母提议，唐时达（潘峰）本人同意，由其兄潘涛使用唐时达户口信息和录取通知书到湘潭大学就读。
官司的泥潭
“冒名顶替这件事是唐一达捏造的，是诬告。”这是哥哥唐时达一直以来的主张。2018年9月17日，唐时达起诉湘潭大学，要求撤销这个学历处理决定。
在这场试图恢复学历的诉讼中，唐时达主张的是程序的正当性和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
在程序上，唐时达认为湘潭大学作出撤销决定的程序违法，没有送达决定书，没有给他充足的申辩期，没有告知权利救济途径。
在证据上，唐时达称，潘涛的户口原本已在2012年注销，2017年被非法启用，启用该户口的民警已经受到处分，“这是一个被非法启用的虚假户口。”以及，根据三人的户口登记表、高考报名登记表等，同一时间三人在不同学校读书，有各自独立的受教育经历，“我不可能一人分身两个人去上学。”
“学历官司”一打就是8年，经历了9次审理。2022年至2023年，在“学历官司”的重审一审、二审中，法院认为，湘潭大学撤销决定的行政行为存在程序违法，但唐时达冒名顶替入学属实，湘潭大学作出的处理结论正确，因此不撤销该行政行为。
“学历官司”的同时，唐一达还对唐时达发起了新的进攻，200万元欠款、户口、房产。这四场官司之间，相互有关联，也互为依凭。
唐时达被撤销学历后，唐一达以此为依据，继续向湖南邵阳和北京的公安部门举报唐时达冒用户口的问题。
2019年5月8日，北京市公安局对唐时达作出《注销北京市户口登记决定书》，认定唐时达的北京户口系弄虚作假、非法办理取得，其真实户口姓名为潘涛，登记在湖南省武冈市。
北京市公安局依据的是弟弟唐一达的举报、武冈市公安局“关于唐时达虚假户口信息的情况通报函”、湘潭大学的撤销其学历的决定，以及雨湖区法院的一审判决。
唐时达对被撤销北京户口的决定不服，接连提起行政诉讼，均被驳回。
另一边，200万元欠款官司也依然缠斗。2019年5月，该案终审判决书显示，法院认为房产处理协议和欠条签订时存在胁迫及乘人之危情形，应当撤销，唐一达需要返还唐时达已经支付的160万元。
房产官司的再审也在唐一达的申请下再次启动。2023年8月31日，西城区法院判决，两人借名买房合同关系成立，但因唐时达通过不诚信行为取得北京户口，因此认定二人借名买房合同无效，撤销了原判决。
唐时达不服，继续上诉。2024年6月19日，北京市二中院终审纠正了对借名买房合同效力的认定，认为借名买房合同成立，但是唐时达户口被注销，不具备北京买房条件，也不具备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转移的条件，因此依旧维持原判。
在法院的调解下，兄弟二人达成协议，房产由唐时达处理，支付唐一达50万元现金，而唐一达无需返还此前的160万元。也就是说，唐一达在这处房产中一共拿到了210万元。
庭后，唐一达发给唐时达一份他早已准备好的书面发言，“今天协议已签，这个事儿了了之后，咱们可能就永不见面，再无交集了。”
北京户口被注销后，唐时达的湘潭大学学士、硕士学位、南开大学博士学历及学位先后被撤销，他失去了走出城步县后获得的一切社会身份。
尽管唐时达依旧在为恢复学历而状告湘潭大学，然而在2023年11月学历案件的重审二审中，湘潭中院认为，此事“涉及全国多个省、市地区以及多个部门，具有重大的社会影响”。如果撤销并责令重作，处理结果仍与原行政行为一致，会导致新一轮行政复议或诉讼，浪费有限的行政资源和司法资源。
但重审二审后，唐时达再次诉诸法律，发起新一轮“学历”诉讼。
不同版本的“人生叙事”
2026年8月18日，“学历官司”开庭这天，唐一达想了想还是来了，这是他第一次出庭。
在这之前的几天里，兄弟俩的事情经由媒体报道，引起巨大争议。8年官司，纸面上是证据、法条、判决；纸面之下，是母子三人对人生叙事的争夺。
哥哥唐时达的讲述是，“不存在所谓的潘涛和潘峰”，他和弟弟唐一达是双胞胎，母亲怀孕时，和父亲闹离婚，孩子生下来，母亲一个人无法养两个小孩，他被辗转至亲戚家中长大，先是被送到二姨家，随二姨父姓，读小学时，他在大姨家住。
在二姨家过得不开心，“大家都开玩笑，你不是亲生的”，因此，他的心理受到创伤。
在唐时达的记忆里，二姨家在大山里的大桥头村，生父家在木瓜村，每次去二姨家，都要坐车六七个小时，再翻山越岭，走三四个小时的路。他直到初中才回到生母肖体菊身边，在城步一中读书。
而弟弟唐一达初中就去了武冈读书，在武冈一直读到高中，两个人没有生活在一起。2001年，他考上了湘潭大学，2002年，唐一达也考上中国人民大学，直到在北京，两个人才生活在一起。
但唐一达的回忆完全不一样，他说，他才是那个被寄养在二姨家的孩子，从小在大山里长大。
他那时只知道，勒姨（小姨）家有一个表哥，叫潘涛，他叫他“涛涛”。上小学时，他和潘涛都是借住在亲戚家，“一直到四五年级，都是这家住一下，那家住一下。”
相比于潘涛，他算是山里的小孩，在外面被别人欺负，“那时候哥哥有一种优越感，他也不会护着我。”
小学四年级的一天，在大姨家，他被当众宣布，自己不是二姨家的孩子，而是勒姨的孩子，“我又一次被退回去了。”他提到自己第一次“被退回去”，是刚出生时，因为计划生育政策，他先是被送到别的村里一户人家，那家年轻的夫妇没有养孩子的经验，“我被养得很差”，被退回了亲生父母家。
身世揭开后，他和亲生母亲、哥哥一起生活，表哥成了亲哥，但兄弟二人的关系不咸不淡，他还是叫哥哥“涛涛”，还是称呼母亲勒姨。
后来，他读书好，凭借好成绩，他在家里获得了更多的关照，勒姨也很少让他去帮忙干活，反而是涛涛，经常被叫去帮助母亲照顾店里。但唐一达觉得，涛涛学习也很用功，只是没有找到窍门。
唐一达提到，进入大学的唐时达给他写过信，除了跟他说大学里的新鲜事情，还鼓励他好好上学，哥哥的信里也曾表达对弟弟的感谢，“很感激你，让我来到这里，这些本来是你的同学。”他回复哥哥，“这都是你的财喜（运气），谁让老天让我们生长在一个家庭。”
在母亲肖体菊的记忆里，她一直对这个小儿子百依百顺，“就房子这一次，我没有依着他，他就做得这么过分”，说着，她号啕大哭。
肖体菊记得，1992年唐一达读初中之后，就跟着她一起生活，唐一达习惯晚上学习到10点半左右，再吃一顿夜宵，而她无论工作到多晚，都会想办法做一顿让儿子满意的夜宵。
开建材店，一个人起早贪黑忙店里，也要抽出时间照顾儿子的生活，后来儿子因为和同学起了争执，伤到同学，也是她承受着压力和责难，替儿子处理后果。
“升米恩、斗米仇，我对你是何等地好啊。”肖体菊说，她想不通，儿子为何这样报复她。
唐一达始终认为，他输掉的房产官司和200万元欠款的官司，是因为“母亲作了假证”，在庭上，母亲说他占房，说他威胁、勒索唐时达；在一次庭审中，肖体菊提交了书面材料，指控唐一达威胁、勒索的同时，声明母子二人断绝关系，取消唐一达的继承权。
唐一达认为，自己只是为了拿到应得的钱，面对的结果却是分崩离析的亲情。他也感到痛苦，试图分析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一切。
最终，他认为是强势的生母想要控制一切的欲念，把他和哥哥拖入了泥潭——就连当初“冒名顶替”的想法，也是生母提出的。
没有人是赢家。
唐时达在30多岁到40出头的最好年华，失去了曾引以为傲的一切。他说，他兢兢业业求学，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而现在，学历、北京户口、工作，他通过读书得来的一切都已失去，“现在可以说是一无所有。”
唐时达想问弟弟，“你到底为什么这么对我，我到底哪里对不起你了？”
而唐一达在200万元欠款的官司败诉后，和妻子办理了离婚手续，他认为，家事也影响到了他的升迁，导致仕途无望。
2026年8月18日，兄弟俩再次在法庭对峙。“在日常生活中，家人是不是称呼你涛涛？”在第三人发问时，唐一达向原告席上的唐时达抛出这样一个问题，希望哥哥承认自己是潘涛。
“与案件无关。”唐时达回绝。
2018年1月14日，兄弟二人签订房产处理协议时，唐时达写了欠条。
唐时达的湘潭大学录取通知书。
（本文摘自新京报第A1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