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水冲散学生总比到使馆被敌人用机枪打好得多”
救灾工作完成后，赈济会1935年11月18日就地转化成北平秘密学联，中共领导的学生运动有了基本班底。《八一宣言》的传播为学运做了舆论准备，学联的成立做了组织准备。恰在此时，日本策动汉奸殷汝耕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宣布脱离中央。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联合胡适、傅斯年等教授，联名宣言坚决反对一切脱离中央的阴谋举动。北平学联乘机发动各校学生起来行动，决定于12月9日到中南海新华门，向在居仁堂办公的何应钦请愿。
活动性质初定为温和的“请愿”而不是“示威”，因为学联对人数够不够展示“威力”尚且信心不足。燕京大学新闻系的张兆麟认为应该先统计一下人数，够800人就上街，学联党团书记、辅仁大学的彭涛是中共党员，他认为不必统计，直接上街喊口号，各校必有内应，一定能超过800人。彭涛意见占了上风，会议决定城外由清华、燕京率领，城内由东北大学带头，沿途发动其他学校。
1935年的冬天来得比往常早，尤其是12月9日那天的天气，很多人回忆都用了4个字：滴水成冰。9日黎明，北平当局得到消息封锁了各校校门，并扣住燕京清华通往城里的校车。学生们翻墙出校，徒步16里走到西直门，清华燕京多富家儿女，很多人生平第一次走这么多路。军警早已把守在西直门、阜成门等城门，阻止学生进城。
城内已经沸腾，以东北大学为首，师范大学、女一中、镜湖中学、东北中山中学等校学生手臂挽着手臂，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来到新华门广场，提出反对华北成立“防共自治委员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6项要求。何应钦当天前往小汤山不在中南海，国民政府军委会北平分会参谋长侯成出面勉强应付，劝学生谅解政府困难，读书救国。学生哪里肯听，强烈要求开放西直门让清华燕京队伍进城，侯成推诿不应，现场情绪压不住了。东北大学总指挥宋黎等人商议后宣布，改请愿为示威游行。
示威队伍由新华门出发，沿西长安街经西单、西四牌楼，途中辅仁大学、中国大学、汇文中学、十七中学、孔德中学等校加入进来。队伍到北大门前，高喊“北大恢复五四精神！”“北大起来！”由于策划游行的学联骨干中没有北大成员，北大事先没有接到通知。最先听到门外“叫阵”的历史系学生王德昭打响了红楼课钟，大批学生听到口号和钟声才知道出大事了，顺手扯床单写上标语，纷纷从教室和图书馆中涌出。
游行队伍越来越大，据“一二·九”的组织和参与者们回忆，行至王府井大街已达5000多人，河北监察区官方文件记载是1000多人，胡适称自己当时在现场旁观，见学生“人数不算多，队伍不算整齐”。
在王府井，学生与军警发生了激烈冲突：平津当局调来消防水车，学生试图冲破封锁线，遭遇水龙喷射和棍棒殴打，冷水喷到学生身上很快结成硬壳，一些勇敢的同学冲上去抢夺水龙向军警反击，地上到处是冰碴和斑斑血迹……这一幕被写进历史教科书，写进小说《青春之歌》，在影视剧中不断再现。
平心而论，平津当局在一二·九运动中并不算“血腥镇压”。据北平市长秦德纯记述，12月9日当天他接到日本大使馆武官电话，对方要求派日本宪兵出来维持秩序，秦德纯立刻拒绝，说“这件事我们地方可以负责”。秦德纯下令警察只能劝阻，不得使用棍棒等武器。燕京大学学生、后来成为著名外交家的柯华回忆，学生进城路上被一大群警察拦住，领头的警察并不蛮横，只是反反复复说我也是奉上司命令，请同学们高抬贵手回学校，但学生往前“哗”地冲过去，警察也就散开了，毫无暴力行为。随着事态逐渐升级，军警开始使用棍棒镇压。王府井距离东交民巷一步之遥，日本使馆已经架起机枪，这是学生纠察队也侦察到的事实。用冷水喷射学生固然野蛮，平津当局的想法是，天寒水冷，一冲即散，总比让学生冲到使馆被敌人用机枪打好得多。学生在游行之前想到了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做了政府开枪的思想准备，惨痛的历史没有在他们身上重演，整个“一二·九”期间，没有一名学生被杀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