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派学生的文斗武斗
1936年2月，各校相继开学。清华开学后拟补考去年底因学生运动而耽误的期末考试，学生以准备不及要求延期，黄诚率“救国会”在教授楼下高呼免考口号，张奚若、俞平伯、冯友兰、朱自清、闻一多、潘光旦等60余名教授愤而辞职。此事激怒了想好好学习的同学，后来成为著名史学家的何炳棣就是其中之一。他们组成“护校会”，通电全国各机关和学校，要求严惩“救国会”，还到北平地方法院控告黄诚、钱伟长等12人。“护校团”被“救国会”骂为国民党特务学生，何炳棣辩解说，“护校团”百余人，仅六七人为国民党同学，其余大部分是东北流亡同学，他们千辛万苦考入清华继续学业，渴望用功读书，反对闹事。
1936年3月中下旬又发生“三三一抬棺游行”，起因是学运中被捕的十七中学学生郭清病死狱中，学联党团开大会追悼郭清，一些学生抬着一口空棺材上街游行示威，结果被逮捕50余人。一些中学发生殴打“反动校长”事件；各校内讧严重，进步学生与保守学生大打出手；1936年初被校方派往南京受蒋介石接见的学生代表回校后受到学联打击排斥，甚至宿舍被捣毁，行李物品都被扔出门外。
这些激进行为受到社会舆论批评，学联运动渐失人心，引起中共中央重视。1936年3月，刘少奇奉中央委派主持北方局，开始直接领导平津学生运动。他批评北平学联的“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纠正一二?九运动爆发以来的一系列“左倾”现象。
学运方针开始发生变化，对右派学生也不再动辄骂“反动”或“汉奸”，而是主动联络争取共同搞抗日救亡活动。在纪念五四运动时，学联给蒋梦麟、胡适等写信，对五四先驱表示敬意，检讨过去的不妥行为。1936年6月13日，学联组织了一次和平游行，把“一二·九”时“打倒卖国贼宋哲元秦德纯”的口号改为“拥护二十九军武装保卫华北”，游行队伍畅通无阻，几乎走遍北平所有主要街道，没有受到任何军警干扰。
这时，学运领袖内部又发生分裂。重视上层统战的被称为“元老派”，重视发动群众的被称为“少壮派”。“元老派”以清华徐高阮为首，强调一切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少壮派”以蒋南翔为首，强调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要保持独立自主。徐高阮已经是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纷争引起中共北方局高度重视，彭真亲自到清华住了3天了解情况。1936年10月，上级指示成立学生工作委员会，蒋南翔任书记，以便加强中共对学生运动的领导，更好地贯彻党的路线和政策。工委试图争取徐高阮回心转意，但他坚持辩论，刘少奇让他到延安去解决，他不肯去，最后被开除出党，其他元老派或被开除，或自动脱党。
学生中的左右纷争并没有平息，终至1936年底发生何炳棣所谓“清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群殴”。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左派学生听闻蒋介石被抓，欣喜若狂，纷纷跑去吃馆子庆祝，有学生想上街游行喊“杀了蒋介石”的口号。蒋南翔按住了大家。事后他说，在校车上听到同学议论纷纷，大部分人说如果杀了蒋介石可就天下大乱了，当时他就感到杀蒋的口号不符合群众要求。12月25日传来蒋介石平安离开西安的消息。那天正是圣诞节，清华学生放鞭炮庆祝领袖脱险，黄秋耘回忆，他和几个左派学生想不通这个结果，气得跑进城里喝了几斤老酒，在澡堂里用大毛巾蒙着头睡了一天。但校园中炸开了锅，左右两派因对事变结局心情迥异，在大礼堂发生争执，打了起来。参与斗殴的两派学生都被校方记过，右派由何炳棣“领衔”。
1936年末，在全国颇有影响力的《大公报》笔杆子王芸生连写6篇文章谈对学潮的意见，统称“六寄北方青年”。他的核心观点是“读书救国”和“学生不党”：“读书是学生的本分，政治运动则是偶然的触发。我不反对学生参加政治运动，但要纯真。像五四和一二·九，再像当前的大问题爆发的时候，青年学生起来做卫护祖国的呐喊，纯洁真挚，那是万分应该的。但一流于形式化，经常地做党派斗争，那便坠入魔道了。”他奉劝学生不要错过读书的光阴，变成学术的低能儿，那样对民族国家的损失太大。
王芸生的文章引发热议，左右派青年褒贬不一。当时有两名青年的回应文章最具代表性，一是化名为吴姓同学的22岁的顾准，一是清华学生会领导人之一王永兴（当时名为黄刊）。
顾准后来成为著名经济学家，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被划为右派，其实早年他的思想也很左倾。一二·九运动爆发当天，顾准正在北平，他已经是中共地下党员，考虑到秘密工作需要掩护身份，在现场旁观没有参加游行。顾准的文章质疑王芸生对西安事变的观点，为苏俄和共产党辩护。王芸生在回应文章中颇具意味地说：“我希望吴先生在信中所写的就是共产党的态度”。
王永兴文章题为《北方青年的回响》，引起轩然大波。他批评左派青年狭隘宗派幼稚，过分幻想短视；右派青年对政府盲目信赖，轻视民众，双方都有罪于国家。“北方青年完全失去了他们应有的态度，完全失去了他们对于国家应有的贡献。”他赞同王芸生观点，提出知识应该成为青年救国的武器。王永兴就此淡出学运，《回响》一文直到20世纪80年代纪念“一二·九”时仍被定性为“反动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