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菊秀在圆木上烫字，画家成林在一边拍摄。
干惯了粗活儿的村民，用小铲子在崖壁上一笔一画抠出“石节子美术馆”几个歪歪扭扭的字
来人多的时候，村口的广场停满了车。刚当上村长那年，靳勒曾想把旁边放柴的窑洞推平，建成一片大广场。施工的时候，原本同意被占地的村民变了卦，差点和施工方动手。靳勒不得不赶紧从兰州的学校回村，纠纷解决了，大广场也没修成。
石节子是叶堡乡新联村下的自然组，靳勒这个村长更像是“义务劳动”，没有工资，也没有行政权力。在学校任教的同时，他每月至少回一趟村子。他曾与村民聊起村庄的发展方向，对方回答说：“不可能更好了，已经顿顿都是白面了。”
2009年夏天，石节子美术馆正式开馆。干惯了粗活儿的村民，站在平时打理果树用的梯子上，用小铲子在崖壁上一笔一画抠出“石节子美术馆”几个歪歪扭扭的字，下面是用桃木枝扎出的英文名。
字是靳勒的母亲何蠢蠢写的，老太太不识字。她和七八个大妈一起，照着别人的字一笔一笔“画”出来。靳勒把这些“书法作品”拍照，上传到自己的博客上，然后根据留言选出网友最喜爱的题字。
2010年正月，村民自办了石节子电影节，来自北京的导演带着电影来到村里放映。对着电视台的摄像机镜头，村民们在美术馆题字下站成两排，像城里人一样微笑着挥手。
开馆一年，“解放几十年就没来过”的干部进了村。乡领导进村考察时，同行的记者在泥地上摔了一跤。乡政府随即拉来3车水泥，村民自己动手，把脚下踩了上百年的土路变成水泥路。
乡里还给了13盏路灯头，每家一盏，村民自筹了路灯杆。“可能是石节子出名了，来那么多外国人，该让石节子文明一下了。”李保元自豪地推测。
然而，由于连着自家用电，路灯只在白天起到装饰作用。即便在正月十五的晚上，也只有三盏路灯被点亮，一户人家亮起了灯笼，没有人家放鞭炮。
会捏泥人祈雨的孙尕成在院子里点了三炷香。“等有窑了就捏泥人卖，今年是猴年嘛，我还会捏猴子呢！”在外打工的孙子逗爷爷开心：“那我也回来跟你捏泥人。”
20分钟后，这个离家打工4年的年轻人又和县城的朋友喝酒去了。对老人来说，晚上8点，村里的一天已经结束，而对这个喜欢自拍的少年而言，“一天才刚刚开始”。
孙尕成对未来充满期待。早在靳勒2008年春节被推举为村长时，就提出了修建陶瓷厂的设想。按照他的规划，陶瓷工作室不仅包括烧制陶瓷的工厂，还应该有公共空间，接待学生、专家前来交流。他希望，石节子将来能有自己的产业，让年轻人不再外出打工。
眼下，四孔窑洞已经挖好，砌窑的砖也已到位，却因缺乏资金迟迟没有动工。靳勒告诉记者，有人说好投资，做了一半不知道何时继续，他也不好意思催。但当有艺术家提出众筹动工时，又被他拒绝。有人听说，靳老师希望“找个大腕儿来投资”。
“艺术有啥用？还得靠经济。”85岁的靳海禄板着脸道
“大腕儿”来的当天，全村人早早就得到了消息——德国大使馆又要来人了。
下午阳光最好的时候，考察德国大使馆基金资助农村旱厕改造项目的玛丽和莎莎与村长靳勒在山梁上亲切会面了。2013年，同样在德国使馆基金的资助下，副村长李保元家建起了第一座公共澡堂，而早已习惯了水比油还金贵的村民不习惯洗澡，更不习惯花钱去别人家洗澡。北京来的莎莎认为这只是时间问题：“当代艺术都接触了，澡堂子还有什么不能的？”
在靳勒家院子里比乒乓球台还大的铁桌旁，村民陆续坐了下来。靳勒身体不好的老母亲也从屋里走出来，皱着眉头叉着手，用“你渴不渴”回答来人的一切问话。
荷兰人玛丽自带了水杯、咖啡、黑板和粉笔。对照着莎莎的iPad，靳勒把旱厕改造示意图画在黑板上，供大家讨论。
用惯了旱厕的人们似乎对杀菌、发酵、粪尿分离提不起兴趣，有人开始聚在门口聊天，靳勒的三娘索性进屋和大嫂唠嗑去了，连最能接受新鲜事物的副村长李保元也萌生了退意。
3个小时的讨论效果显著：近40人挤在靳勒家院子里，一共消耗了一盘花生、一盘瓜子、五六壶开水。一直跟着靳勒的红强也被城里人带来的方便面转移了注意力，坐在门槛上，吃一包，抱一包。
“村民的想法是很实在的，对能带来物质实惠的东西感兴趣，如果不是旱厕改造，而是统一换成抽水马桶，反应肯定不一样！”成林推测道。这在老村长靳同生处得到了证实，老人家一边用斧头给自己剔一根拐杖，一边有点不好意思地笑道：“村民不给钱不干活儿呀！”
有一年，西安美术学院的学生来村里学习，在村民家吃住半个月，每人每天给了50元。还在村口留下了艺术作品——在岩壁黄土上抠出形状，填上红泥和树叶，组成电子产品开关机键的样子。
另一件作品是白灰刷的一行字，如今已经模糊：“一切都会变好。”
去年8月，靳勒组织村民用铁丝和木棒做芯，把和了村民衣物、毛发的泥糊在外面，做了300个“泥棒子”，被送到新落成的银川当代美术馆参展。
参与制作的村民，获得每根50元的报酬。提起这事，靳女女老两口乐得合不拢嘴：“做了30根，得了1500块钱！”这是他们当年最大的一笔收入。
李保元正在收集酒瓶，防备着有哪天进行艺术创作。“从腊月廿八开始喝的，现在攒了七八十个了！”这个平时在县城跑车的汉子相信，“艺术是能赚钱的好东西”。
借着微弱的手电光，李保元指着自家的后墙给记者看，像是挂着一长联鞭炮，一条一寸多宽的大缝子从上一直通到下。
这是当年四川汶川特大地震时留下的。曾任秦安县叶堡乡党委书记的王玉峰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自己曾为危房一事找过县里，危房改造是把土坯房改建成砖房，县里给每户补贴5000元，而这个钱数远远不够。仅是运费，“一块砖头就要一毛钱”。靳女女伸出一根手指说：“一年的收入，去掉吃喝和肥料，啥也不剩。”
“房子太破，年轻人说不上媳妇。比如这个少年，多帅，就是找不着。”村里人蹲在一起晒太阳，一个妇女指着孙家小伙子说。在村里，房子加彩礼是结婚的标配，彩礼需要近20万元，修房子更是农人们付不起的价钱。在石节子村，35岁以上的光棍有6个。
“艺术有啥用？还得靠经济。”85岁的靳海禄板着脸道：“我不懂艺术，村民也不知道艺术是啥。”他是靳勒的父亲，这个老党员认为，儿子想带领村民奔小康，想法是好的，但是“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还有公家的事要顾”。老人叹了口气：“没有资金，村里没有资本家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