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通过改革倒逼来改善医疗服务

2016-03-06 06:40 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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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标题:“感谢怒斥号贩子的那个姑娘”

两会声音

医疗改革

3月5日上午,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在“部长通道”被众多媒体记者拦住,询问如何看待号贩子问题。此前,一姑娘在医院怒斥号贩子的视频在网上广为流传,引起公众对号贩子问题的关注。李斌昨日回应说,首先要感谢那个姑娘,姑娘一声吼,推动了对老大难问题的解决。

李斌表示,老大难问题看着是号贩子现象,深层还是结构性问题。解决号贩子问题,要打组合拳,会同公安部门开展综合整治,严厉打击号贩子。目前,北京、上海、广东都采取行动,要保持高压态势,同时要加快信息联网,真正做到实名制,在这方面我们正抓紧工作。

另外,李斌透露,要通过改革倒逼,要改善医疗服务,推广预约诊疗,推广专家团队先诊疗,专家团队诊疗后将疑难重症推荐给专家,同时专家要下到基层去,各个医院都要采取积极措施进行这方面的改革。

此外,她表示要进行体制机制方面的改革,将分级诊疗机制建立起来,措施要落地。“我相信长风破浪会有时,老大难问题会有信心解决。”她说。 摄影/本报记者 袁艺

声音

全国人大代表贾爱芹:提高医生薪酬待遇

解决号贩子问题要放开挂号定价权

全国人大代表、临汾市第四人民医院院长贾爱芹,昨日在山西团全团会议上发言指出,要提高医生薪酬待遇问题,号贩子之所以能将挂号费从10元炒到上千元,与医生资源稀缺,医疗价格与医生价值不对等不无关系。

号贩子能炒高挂号价是因资源稀缺

“我觉得号贩子既然能把价格炒到1000到1500元,是因为专家值这么多钱。”贾爱芹介绍,公立医院目前主任医师的挂号费是10块钱,副主任医师是5块钱,主治医师一般是2块钱,而这样的价格并不符合医生本身的付出和价值。

以主任医师为例,贾爱芹说,一个大学生从毕业到成为主任医师,至少需要20年,主任医师的年龄一般都在50岁左右。她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医科学生大学5年毕业后考取职业医师资格至少需要1年,考取资格证可以执业,要有4年的住院医经历,如果满足有指标、英语和计算机考试合格、三篇以上论文的条件,够10年可以考取主治医师,主治医师满5年,再考试英语、计算机,通过可以考取副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5年后才可以考取主任医师。就算整个过程比较顺利,成为主任医师也要50岁左右。

贾爱芹还表示,沿用至今的挂号价格是上世纪80年代国家订的,并未做过调整。她建议放开挂号定价权,通过价格的调配来让优质资源能够最大化利用。

医生与号贩子勾结炒高价格只是个案

对外界质疑的“医生以及医院与号贩子勾结炒高挂号价格”现象,贾爱芹认为,这只是个别案例,而且这样的问题非常容易解决。她说,如果发现医生和号贩子勾结,医院自己就很容易杜绝这一现象。但对社会号贩子目前很难有解决方法,比较好的方式是放开挂号价格的定价权。

在她看来,目前的定价机制是医生和患者两头不落好。患者花了高额的挂号费,而医生的待遇和收入并没有提高,巨大的差价都被票贩子赚走了。她建议放开挂号价格,能够以市场定价的方式用价格体现医生的价值,好的专家挂号费可以更高一点。

关于放开挂号价格,有观点认为,可能会导致穷人看不起疑难杂症。贾爱芹表示,对这种问题应该发挥国家大病保障的功能。昨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要实现大病医保全覆盖,她认为将挂号费涵盖在大病医保中,可以保障低收入者患上疑难杂症也可以享有优质的医疗资源。

应取消执业医师资格证执业地点限制

贾爱芹告诉北青报记者,号贩子主要存在于大医院,主要是医疗资源短缺的医院,特别是北京的大医院,在她所在的临汾市第四人民医院甚至是山西省省医院都很少有号贩子现象。“来北京大医院看病的,大多看的是疑难杂症,基层医院看不了。”

如果要更好地解决号贩子问题,她认为,应该鼓励医生多点执业,让优质医生能够自由流通到基层。目前多点执业已在多地试推行,但效果并不显著。据了解,北京申请多点执业的医生比例仅有5%左右。贾爱芹指出,不少公立医院并不愿意本院医生多点执业,因为公立医院培养医生的成本较高,以临汾市第四医院为例,培养一个医生一年至少要花三万到四万,而医生多点执业对所在医院并无好处,还有可能影响医院的业务。

她建议,取消目前执业医师资格证上对执业地点的限制。当医师的从业地点发生变动时,应依法及时向注册部门提出变更执业地点的申请,经审批后方可在新的从业地点继续执业。

贾爱芹认为,这一规定限制了医生的自由流动,也导致优质的医师资源不能自由流动,建议只标注执业范围。另外她建议提高医生薪酬待遇,以留住更多医生,缓解医疗资源短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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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方来英:

北京正在制定 医生绩效考核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卫计委主任方来英昨日就医生薪酬待遇提高表示,北京正在建立医院医生、院领导不同角色的年度工作绩效考核办法,通过绩效考核办法改革进而改善医生的薪酬体系。他指出,如果用指标去衡量医生的业绩,就需要考虑绩效指标和薪酬水平,“如果不考虑绩效只考虑薪酬水平,我想这不是我们改革的本意。”

就医生多点执业,方来英透露,北京作为较早开展多点执业的城市,目前有8000人次的医生申请多点执业。他说:“事实证明这对医生是有好处,对卫生事业发展有好处,它会解放医生的供给能力,去给更多的市民服务,我们很愿意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

对多点执业引起的医生完全自由化讨论,方来英回应说,虽然目前北京申请多点执业的医生占比仅有5%左右,但5%和没有是有区别的,改革是需要做起来看的,很多问题也许需要5年、10年的观察才能总结。对医生自由化而言,目前医生可以选择离开医院,也可以自由创业,医生和医院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本组文/本报记者 邹春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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