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
清算“左倾”错误
三天会议中，首先由博古做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过分强调客观困难，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白区和各苏区的斗争配合不够等，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而造成的。
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做“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然后，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做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
据与会者回忆，在张闻天做“反报告”后，毛泽东发言了，讲了大约一个多小时。他的发言着重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和在各方面的表现，如防守时的保守主义、进攻时的冒险主义和转移时的逃跑主义。毛泽东特别针对李德的瞎指挥说：“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流，只知道在地图上一划，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他还列举一、二、三、四次反“围剿”胜利的事实，批驳了用敌强我弱的客观原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做辩护的观点。
王稼祥在发言中也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与会同志相继发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提出的提纲和意见。
在会场上，伍修权一面听着大家对李德的批判，一面翻译给他听。李德本人只是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烟，最后神情沮丧地为错误做了一点辩护。
转折
长征初见曙光
长征中，由于红军处于转战之中，强调涉及机密问题的一字一纸都不能落入敌手，遵义会议没有记录。在中央随军携带的铁皮箱子里只留下一份会前起草、会议期间通过的决议案，即《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
经过决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下最后决定的负责人。会后，又明确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在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这份决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历史性转折。从此开始，长征的路途虽仍艰苦崎岖，但已拨开迷雾，初见曙光。
检阅
迎来首个大捷
自遵义会议后，红军修正了博古的“左倾冒险主义”。1935年2月5日在川黔滇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又进行了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责中央总的责任。也因此，娄山关之战时，红军实行了积极防御的方针，即着眼于打破强敌的围追堵截，寓战略防御于战役进攻之中，以战役攻势争取战略防御主动。
从贵州桐梓沿川黔公路出发，遥遥便可望见一座高大的金色浮雕屹立在山脚。浮雕上，战旗飘扬，红军将士跃马横枪，前仆后继……这便是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称的娄山关，北据巴蜀，南扼黔桂，为黔北咽喉，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红军的必夺关口。
2月25日夜，红三军团第十三团在军团长彭德怀的率领下，采取正面攻击和两翼包围的迂回战术，向娄山关挺进。当时，据守娄山关的为王家烈第六团，在旅长杜肇华的带领下，占据了入关隘口的两翼高地。
26日拂晓，红十三团在彭雪枫率领下，猛攻娄山关之主要制高点——点灯山，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一举攻克了娄山关，歼灭黔军4个团。
娄山关战斗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打的第一个干净利落的大胜仗，显示出遵义会议调整军事主要领导人后，红军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导下发挥出的巨大威力。 娄山关下，山壁间巨幅碑石上镌刻的《忆秦娥·娄山关》，是毛泽东为讴歌红军将士英勇战斗所作。
补白
“红军菩萨”的左脚都被摸亮了
在遵义当地人的心中，他们不能忘怀一位“红军菩萨”——龙思泉。
龙思泉是红三军团五师十三团二营的一位广西籍卫生员。他凭着祖上传下来的中医知识，在空余时间为遵义的老百姓看病、拿药。
一天，龙思泉为松木岭的一位穷苦老人治病，守了一夜，老人的病得以好转。就在他看完病赶回部队的途中，却被国民党反动派在胸膛处连开三枪，倒在血泊中。
乡亲们崇敬这位为贫苦老百姓热情治病的红军“神医”，就将龙思泉的遗体安葬在桑木桠路边山坡前向阳的松树林里。立碑时，因为当时谁也不知他姓甚名谁，石碑上就刻下了“红军坟”三个字。自发的，乡亲们三三两两以古老传统的上香烧纸的方式，表达对这位卫生员的敬意和哀思。
解放初期，“红军坟”移到了离“红军街”约10分钟步程的遵义红军烈士陵园里。1990年，当地政府根据群众的意愿，在坟前塑了红军女卫生员的铜像，塑像由此成了“红军菩萨”的化身。
给“红军菩萨”上香的传统，传递了一代又一代遵义人。上完香之后，人们还会用手去触摸一下铜像的左脚，以寓意健康吉祥。经年累月，铜像的左脚都被摸得光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