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寻常的三个建军节

2017-04-18 09:48 中国军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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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标题:不同寻常的三个建军节

编者按

原北京军区装甲兵副司令员萧锋的女儿萧南溪,从父亲的日记中整理出有关上世纪20-30年代三个建军节的回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红军初建时期成长、发展、壮大的过程——

1928年的“八一”

雏形的游击队就是这个样子,游击队来自人民,靠老百姓养活,游击队要用打土豪、劣绅、反动派缴获的战利品,自觉地拿出来去救济受害的老表。

南昌起义后,中国革命暂时处于低潮,但是,过了不到八个月,党中央确定了土地革命时期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以后,在湘、鄂、赣、粤、闽等地方,相继爆发了很多工农暴动和起义。尤其是广东北部、湖南东部、福建西部、湖北东部,工农武装暴动成功打下了革命根据地地盘。在井冈山、东固山有一大片地区建立了工农兵苏维埃政权,各地也相继成立了地方武装和游击队。

我的家乡泰和县在江西南部的赣江流域,赣江西部有井冈山朱、毛领导的红四军,赣江东部有东固山李文林等领导的红军独立第二、四团积极活动。正因为有东、西两地红军撑腰,我县也闹起了暴动,在康纯县委书记的领导下,打土豪、除恶霸、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搅扰得那些土豪劣绅们吃不好、睡不着,整天发疯似地喊:“反了!反了!全反了!”是的,我们是在造反,是在造压迫工农大众的剥削阶级的反,我们泰和县紫瑶山游击队成立不到8个月,就同地主豪绅的反革命武装打过125次仗。1928年的“八一”这一天,就是在固陂圩同白军靖卫团的战斗中度过的。

固陂圩是泰和县东的一个大镇,一条赣江支流和无数小溪环绕着镇的东、西、南三面。东、西圩口各有一座木桥,南面有座石桥与外面联系,圩的四周是绿荫荫的樟树,风景秀美,圩上有一所县立高小,在任善书院旧址上,学校有在校生五六百人,镇上还有四十家商店、一家当铺、一个供农民赶圩摆摊的广场。集市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好热闹。

但是这么好的地方,硬是让国民党区公所的官僚们和靖卫团的团匪们糟践了。他们以盘查为名,狠狠地敲诈赶圩的农民;靖卫团丁在圩上巡查,看着谁不顺眼,就给谁扣上一顶“土匪”、“通匪”的帽子,关押在区公所里,那个区公所里的刘所长,可是了不得,谷壳壳大个官,说抓谁就抓谁,说没收谁的东西就没收谁的东西,还经常调戏妇女,作恶多端,是个恶霸土皇上。老表们心里恨透了他们,可势单力薄,不敢公开反抗,只能忍气吞声地把仇恨埋在心里。

自从1927年9月,游击队成立打泰和城后,广大工农群众都变了,有了游击队撑腰,穷人们不再忍气吞声,强烈要求游击队收拾这帮子害人精,有的老表独自跑到紫瑶山游击队的驻地,报告了靖卫团的人数、枪支、活动范围,甚至连刘所长在哪儿嫖婊子,在哪间房子抽大烟都“侦察”得一清二楚,还画出了地图。

紫瑶山游击队队长袁邦福、党代表王曰群、士兵委员会耿主席一起研究,制定了作战方案,首先提交士兵委员会游击队讨论。讨论会上,大家群情激昂,一致表示要攻打固陂圩。一位岁数略大点的战士说:“要打,就要打胜,去年‘八一’这一天,我们在南昌向国民党打响了第一枪,今年‘八一’该我们戳国民党几个窟窿了。我们今天戳,明天戳,这儿戳,那儿戳,要不了多少年,国民党就要让工农大众给戳垮了。”

他讲得很风趣,又很在理,得到大家共同赞许,游击队员们异口同声地说:“对!打掉固陂圩的靖卫团,给泰和县的国民党戳上几个大窟窿!”

要想打掉120人的靖卫团,如果是在现在,用解放军的武器装备,一个排就足够了,但是在1928年那个时候,敌人有70支快枪,我们125人的游击队只有40支土枪,五花八门,长短不齐,子弹也很少,每人平均10发,最神气、最勇敢的班长、副班长才15发,全队还有三分之二的人仍然用马刀梭镖。

这个仗怎么打?在游击队初创时期,我们采用的是“三子战法”,即:第一发子弹接近敌人,第二发子弹向敌人冲锋,第三发子弹就要解决战斗。

8月1日凌晨,固陂圩的战斗打响了,我们由圩上地下党刘洪桥等同志带路,趁黑悄悄地摸进了敌人的驻地,三小队的战士卡死了敌人哨兵,游击队的各小队从四面跳进了作为靖卫团驻地的任善书院,趁着敌人没有发觉,我带领第一小队的两个班,迅速冲进敌人住的平房,对着床板猛戳猛砍,三小队长大喊着:“冲呀!”“杀呀!”猛扑两排平房,敌人连衣服都来不及穿,就作了刀下鬼。

战斗进行了20分钟,两间平房内的敌人全部被消灭了,我命令三班长黄福春等人,把敌人尸体上和平房内的子弹、步枪、手榴弹全部拿走。这时,还有一间平房内的敌人有了准备,正在负隅顽抗,我了解到全班战士手中的枪内只有两三发子弹,不能恋战,袁队长命令:“就让他们多活几天吧,撤退!”我们安全而快速地撤出了战斗。

这次战斗,我们共缴获快枪20支,子弹10000发,军服450套,银元450块,还抓了25个俘虏。我们用战利品装备了一个小队,班长孙炳芳、贺英等同志高兴地说:“这下我们可不是15发子弹了,今后的日子可好过了!”我们将缴获的衣服和银元,除留一部分作队里的伙食经费外,其余全部救济了桃花洞被敌人烧光抢光的贫苦农民。雏形的游击队就是这个样子,游击队来自人民,靠老百姓养活,游击队要用打土豪、劣绅、反动派缴获的战利品,自觉地拿出来去救济受害的老表,那时战士们穷得无钱抽烟,也不敢将银元私入腰包,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经过“八一”固陂圩的战斗,以及之后的百十次战斗,紫瑶山游击队不断发展壮大,升级为泰和县独立营,我由小队长成长为独立营营长。我们独立营经常配合东固山红二、四团打仗,往井冈山送粮。我们打下了一片红色根据地,国民党在固陂圩被戳了一个洞。伪区公所刘所长吓得逃到了外地,不敢回来;那些靖卫团丁,多数都被我们抓过,经教育放了回来,也没了过去的耀武扬威。土豪劣绅被杀的杀,跑的跑,没有跑的也收起了往日的飞扬跋扈,变成了温顺的“绵羊”,老百姓一改往日的忍气吞声,腰杆也直了起来,愁容变成了笑容。集市上买卖兴隆,熙熙攘攘。

1930年的“八一”

战士小王“摸了”老表家的两个鸡蛋,三小队长(相当于班长)上去就是两记耳光,士兵委员会主席知道后,坚持要打屁股,将三小队长打了五十大板,硬是打得起不了床。

打起仗来真是“日月穿梭”,不知不觉到了1930年的“八一”。1929年秋,蒋介石忙着和阎锡山、冯玉祥军阀混战,无暇“缴灭共匪”,中央苏区趁此大好时期迅猛发展,朱、毛红军率领红四军主力自井冈山出发,到赣南、闽西大力开辟根据地,“红旗越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红军每到一处,就出现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景象。泰和县的土地革命斗争也在这种形势下得到深入发展,劳苦大众在分得的土地上辛勤劳动,取得了三年粮食丰收。为了保卫泰和县东、西两地的红色政权,苏维埃自觉地将翻身工农输入到红四军、红三军、红二十军,同时地方武装也迅速壮大,陆续成立了县独立团、独立营和几个区游击队,我已由紫瑶山游击队一小队队长升任为县独立团团长。这年的8月1日,我接到通知,参加县委召开的区游击队队长以上人员会议,到会的主要人员还有陈洪峙、曾龙福、陈少生等。

我这个人是个大老粗,大字不识几个,虽说在我的老师、战友萧曼玉的帮助和督促下,文化提高很快,但毕竟不系统,那时我才15岁,你要让我打仗,几天几夜不合眼都不困,可是一开会就犯困,就像孙悟空的毫毛变成的瞌睡虫钻进了鼻孔里,眼皮直打架。可这天召开的会议,是陈书记传达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会议的精神,即毛主席起草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决议指出“单纯军事观点在红军一部分同志中非常发展”,“这种思想如果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像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一样”。又指出“肃清流寇思想,实为红军党内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目标”。毛主席创造性地解决了军事和政治的关系,指出:“红军决不是单纯的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政权以至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

听陈洪峙书记的传达,我的瞌睡虫顿消,感觉这个决议就像针对我们独立团中出现的问题写的——

要打仗了,有的营、连干部就问我,是打吉安还是泰和?如果是打大仗就情绪高涨,要是打小仗,就不高兴,嘟囔着说,还是交给区游击队去干吧!

战士小王“摸了”老表家的两个鸡蛋,三小队长(相当于班长)上去就是两记耳光,士兵委员会主席知道后,坚持要打屁股,将三小队长打了五十大板,硬是打得起不了床,躺了三天三夜。小王也受到了打屁股的处分。

六小队邱秋洪同志放哨丢了三发子弹,士兵委员会发现后,决定要打十五大板,处罚时专找那些平时对他有意见的战士执行,打得屁股痛得站不起来……

我们团长、政委为了这些事伤透了脑筋,道理说不明白,也讲不透。现在可好了,“决议”讲得清清楚楚,批评了这些“单纯军事观点”、“绝对平均主义”、军队管理中“坚决的废止肉刑”,批评了一些干部中的军阀主义、流寇主义。

会议结束后,我们几个小鬼兴奋地围住陈书记问:“这个决议是谁写的?”陈说:“是毛委员重回红四军后,和朱德军长、陈毅政治部主任一起深入调查、认真研究后起草的。”一听说是毛委员写的,我高兴地说:“我们游击队两次送粮上井冈山时,我见过毛委员呀!他高高的个子,长长的头发,说起话来和蔼可亲,脸上总带着笑。有一次,他刚从湖南打仗回到茅坪,还给我们送粮的游击队讲了许多建军的道理呢!”

1935年的“八一”

我们警卫连一名17岁的班长,不小心陷入沼泽,战友伸过援救之手,他严厉喝道:“不许靠近我,傻瓜!一个还不够吗!”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红军不得不仓促进行长征,我们离开中央苏区根据地,以惨重的代价突破了四道国民党设防的封锁线,经过10个月的长途跋涉,我们已经走过了9个省,18000里路,6月中旬,在川西北的懋功又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而后继续北上,准备到川陕甘边界创建新的抗日反蒋革命根据地。

我当时由红一军团一师三团团政委调到军团直属队任总支书记。7月30日,我们已经走进了渺无人烟的草地,这条路好难走呀,天气变化无常,刚才还是晴空万里,忽然变成风雪交加。泥泞的草地是个吃人的恶魔,我们警卫连一名17岁的班长,不小心陷入沼泽,战友伸过援救之手,他严厉喝道:“不许靠近我,傻瓜!一个还不够吗!”说完便闭上了眼睛。我痛哭失声,就这一天的时间里,我们直属队就有好几个同志被无情的泥潭吞噬了。

这天,我们突然接到军团司令部的命令:停止过草地,返回毛儿盖。我们带着满肚子的狐疑,改变了行进方向。不走草地这条路,炊事班长黄皆富最高兴,在草地上寻找可供食用的野菜、蘑菇以供大家充饥,是一件十分伤脑筋的差事。

在返回的路上,直属队的干部、战士议论纷纷。神炮手赵章成营长说:依我看草地不好过,还不如经松潘、黄胜关、武平、毛牛山到甘南武都天水方向去开辟根据地,这一带地形我熟,我是甘肃人嘛。其警卫员反驳说:这个主意不好,还在川西北时,为了等张国涛的四方面军,使得蒋介石有了时间,令刘湘、鲁班昌军阀在这一带部署了几十万军队,构筑了层层沟壕、碉堡堵截我们,咱们千万别自投罗网呀!警卫连长尹国赤说:我们选择草地这条路,是经过详细侦察了解的,那里国民党兵力部署薄弱,草地虽然难走,但不是绝路,只要我们粮食准备充足一点,还是可以闯过去的。身经百战的侦察连连长刘云彪说:草地难走,但敌人兵力部署单薄,总比我们硬往敌人子弹上碰强得多,趁着我们肚子里还有点儿油水,五六天不就闯过去了吗?!为什么又要把我们拉回毛儿盖,耽误这宝贵的时间。军团司令部曾明指导员听后解释说:要过草地就得两个方面军上下一致,不能上下不一致闹不团结,不团结就没有力量,就会让敌人钻了空子。

卫生部野战医院的王奇才政委补充说:停止北进只是暂时的,我们还得过草地北上,目前南方没有日本鬼子,东北、华北才有日本鬼子。

返回毛儿盖的路上小休时,我走到军团政治部队伍中,听到政治部佐政指说:长征以来,我们闯过了9个省,渡过了石达开渡不过的大渡河,爬过了神仙都上不去的大雪山,如果走过草地后,就会到达川陕甘边抗日前线,现在停止过草地,一定是有它的道理,说不定毛主席又有什么新点子呢!

8月1日下午两三点钟,我们返回了毛儿盖,记得昨天离开时,我们把这里打扫得干干净净,现在却成了脏兮兮的,牛粪满街都是。部队回到驻地,就赶紧忙着打扫卫生,派出小分队四处找粮。我和管理科长陈士榘一起收集各连党支部干部、战士们的思想反映。正好军团朱瑞主任来到,我们向他反映了几天来部队的政治思想情况,特别是存在的一些疑问。朱主任说:自从毛主席宣布8月1日为红军诞生纪念日,到今年已经是第七年了。停顿了会儿,他面向我,似自言自语计算着:我们军团参加南昌起义的还有45人,其中聂荣臻政委还是南昌起义的领导人之一……我们一致同意,在这特殊的时间、特殊的地点召开军团直属全体军人大会,纪念这个伟大的日子。

晚饭大家喝了顿青稞麦稀饭,外加野菜炖野蘑菇。19时整,五六百指战员列队来到毛儿盖南面的一块较平坦的草地上,主席台上放了几块石头,权当座椅,林彪军团长、聂政委、左权参谋长、朱瑞主任、罗荣桓副主任都提前到了会场。

朱主任操着洪亮的苏北普通话解释了返回毛儿盖的原因,而后又针对部队中普遍存在的不愿走草地的思想顾虑,认真解释道:国民党胡宗南、刘湘、鲁大昌军阀部署了几十万围堵大军,在松潘、黄胜关、毛牛岭,以及甘南的武都、天水一带,重兵把守,层层封锁。为了减少不必要的牺牲,要北上,只有走草地,这里敌人兵力部署薄弱。接着他指示部队,在毛儿盖的黑水地域等地修整、筹粮,准备等待红四方面军一起过草地。最后,朱主任号召一方面军利用这段时间,进行统一思想、整顿纪律的教育,用实际行动来纪念建军节。

是啊,的确该“突击”一下军容和纪律了,我们穿的灰布军装,还是在中央苏区的兵站发的。这十个月里,衣服被汗水浸、战火熏,已经看不出原来的模样了,有的破得衣不遮体了,草鞋也磨透了两个洞。赵通讯员风趣地说:我的草鞋可以当“眼镜”用!大家的头发长得可以梳小辫子了。再有,这里是藏族同胞聚居的地方,喇嘛寺是不能随便出入的,藏民把它看得非常神圣,我们有的战士是不是未经允许,硬闯寺庙找粮?有没有人拿了藏民的青稞没给钱?凡此种种,都需要作一番清理、整顿和检查。

黑水流域的婆罗子小溪流,变成了洗脸盆、洗衣盆,战士们在那里洗呀,涮呀,光着身子泡在水里戏耍,好不热闹!经过这么一“突击”,大家焕然一新。特别是那八角帽上的红五星,显得那么红、那么艳,那么闪烁。我们红一军团,绝不是“叫花子”军队,不!我们是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人民军队!

责任编辑:李若晨(QN0046)  作者:萧锋文 萧南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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