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4月中旬，部分国家疫情局势相对稳定，“战疫”的上半场暂告一段落。但同时，随着疫情在世界范围内蔓延，全球抗疫的下半场在另一些国家，仍在艰苦拉锯之中。
与无数在抗疫一线奋力救治病患的中国医护英雄们一样，世界各国的“白衣天使”们也同样在疫情风暴下连续战斗。他们肩负着何等的重担，亲历了怎样的挑战，又面临着什么抉择？
本版今介绍欧洲三个国家一线医护人员抗疫实录，真实呈现这一异国“逆行者”群体的风采。
挪威
重症科护士郑美子
一线战友之间，一个眼神就能懂
已在挪威奥斯陆国家医院重症科工作三年的护士郑美子，自新冠疫情暴发后直接被调到抗疫一线中的一线——在重症监护病房护理危重症患者。对她来说，每天的工作内容跟以往并没有太大区别，她一直抱着平常心默默地投入日常护理工作之中。远在沈阳的家人非常担心她的安全，有一部分亲人甚至希望她退出一线。但她觉得，只要防护到位了，语言通了，在哪里工作都没有问题。
“回想中国疫情最严重的阶段，如果当时能有机会支援祖国，只要现在工作的挪威医院能同意，我非常乐意参与支援。我有ICU护理的专业背景，相信能出一份力，而且我也很想了解国内重症护理的运转模式，希望跟国内同行交流一下，这对我个人来说也会是一段宝贵的经历。”
北青报：能否介绍一下你所在医院救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基本情况？疫情在全球蔓延后，一些国家的医疗资源出现紧张状况，你们医院为应对疫情采取了哪些措施来进行资源调配？
郑美子：从3月22日我所在的奥斯陆国家医院（已合并至奥斯陆大学医院）接诊第一例感染新冠病毒的重症患者开始，我们一共收治了20例重症患者。救治第一位新冠重症患者的同时，我们差不多同时收治了另两位重症患者，除了其中一位女士死亡之外，另外两位男士，一位病情好转，已转到普通病房；另一位虽然还在重症病房，但情况已转好。
为了应对新冠疫情，我们医院特意改造出一个感染区，之前都是把患者单独隔离，这次整个重症科都是开放式的负压病房。在收治第一例新冠重症患者之前，这一改造工作就已全部完成。
我们医院综合重症科一共有22张病床，紧急情况下还可以开通胸外科二部、手术室二部以及术后观察室，加起来可以达到60张床位。目前综合重症科由麻醉大夫主管，一共有100多位大夫和大约230个综合重症科一部、二部护士，另外胸外科重症护士、儿科重症护士、麻醉护士、手术护士以及术后观察护士都可调过来备用，所以目前至少有600多个护士待命。
北青报：目前你们医院重症病房每天的排班情况如何，是否足够应对每天新接诊的新冠患者？作为重症病房的护士，你的日常工作流程包括哪些？
郑美子：我们现在的排班基本是每天三班倒，当然为了预防出现紧急状况，也有一个备用的倒班表，每班12个半小时（半个小时用于做交接工作）。相比欧洲其他国家，挪威疫情基本可控：截至4月17日一共 6905人确诊，从全国住院人数及机械通气治疗的比例来看，目前一共还有177人住院，其中52人需要有创机械通气（上呼吸机），因此我们的人手总的来说比较充足。
我们除了一个班给患者至少换一次纸尿裤、早晚各擦洗一次以及做口腔护理等基本护理之外，还需要从头到脚检查患者，包括检查气管插管的位置、人工呼吸机的呼吸阀是否松动，听一听患者的呼吸声是否异常，看看肚子是否肿胀、检查微血液循环情况以及体温、脉搏等生命体征是否正常。另外，还需要检查仪器的状况，比如吸痰器、呼吸机的氧含量、各种压力值是否正常，还要抽动脉血检查呼吸指标，然后开始按医嘱配药。很多危重症患者都需要一直保持俯卧位通气，而俯卧的姿势最多保持16到18个小时，因此每隔四个小时就要帮患者翻一次身，翻身的时候须格外小心，一般需要四五个机动护士一起帮忙。除了机动护士，我们一般每个护士都会专门对口负责一位患者，这样更能及时监控到每位患者的病情变化。
北青报：挪威一线医护人员的防护情况如何，是否有充足的口罩和防护服？病房的呼吸机等医疗设备是否够用？
郑美子：疫情刚开始暴发时，挪威的防护口罩极缺，早期医护人员感染较多，后来国家开始集中采购N95口罩后，情况稍有缓解，我们医院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因防护不够而造成医护人员感染。可以说，中国这次对一线医护人员安全防护问题的重视程度，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比拟。我们在重症监护室上班，基本就是一件简单的手术服加上护目镜（或者面屏），北欧很多感染科大夫都觉得这些防护措施就够了。直到现在N95口罩还不太够用的情况下，我们主要是戴防毒面具（每10个小时换班时更换一下过滤网）。
北青报：作为护理危重症患者的一线护士，你们平时如何与患者及其家属交流？他们普遍的状态如何？你们医院采取了哪些比较人性化的手段去帮助这些家属面对亲人不得不独自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现状？
郑美子：由于需要机械通气治疗，我所护理的危重症新冠患者基本都处在深度麻醉状态，但有时我做机动护士时接触过苏醒的患者，他们在苏醒的过程中精神紊乱，会产生幻觉且不太配合治疗。
欧洲大部分国家都不允许家属探视重症患者，所以我们护士主要通过电话跟家属沟通。每位患者床头都有一部专属电话，家属可以打进来了解患者的最新病情。另外，重症科还配有1到2部工作手机，可以用来给患者拍照片或录视频，还能与家属通过skype进行在线交流。我们跟家属沟通的时候，感觉比较自然，即使患者病危，家属也能理性接受，都对医护人员保持感恩的态度。总的来说，我们感受到了被信任，因为患者家属一般能换位思考。
北青报：在抗疫一线工作，压力可想而知，而你又在重症监护室护理危重症患者，可以说是在一线中的一线，身体和心理难免受到双重挑战，你如何应对压力和处理焦虑、无力等负面情绪？
郑美子：疫情暴发之前，我就一直在重症科工作，所以对我来说，现在的工作内容跟以前基本相同，因此我的心态比较平和，每天不是上班就是休息，过着两点一线的简单生活。另外，这次为了抗疫，医院把麻醉护士、手术护士和不同部门的重症护士都调到一起，大家打成一片，特殊时期反而关系更加密切了。我很喜欢跟同事之间的互动，宽松的时候相互开个玩笑，紧张的时候互相帮忙，有的时候都不需要语言，一个眼神就能懂对方的想法，非常默契。
唯一让我感到担心的地方，就是到现在防护用具还没有到位，这对我们的工作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分心。由于抗疫物资短缺，挪威的很多医院一直在努力地寻找资源，但确实前期准备没有做好，这也是欧洲很多国家的通病。医疗防护用具这种消耗品，就应该有紧急库存，而不是等问题严重了才去想办法。
对我来说，午休时间跟同事拉拉家常，患者病情好转，有消息说防护物资已经在路上了，这些事情都能让我感到放松和满足。文/本报记者 肖榕
德国
神经外科医生李岚
救死扶伤是我真正钟爱的事业
如果没有这场迅速蔓延的新冠疫情，31岁的神经外科医生李岚本来会在4月底披上美丽的婚纱。她和同样毕业于杜塞尔多夫医科大学的未婚夫现在都奋战在抗疫一线，两人不仅难得见上一面，婚期更是只能暂时推迟。
疫情暴发之后，德国的医护人员严阵以待，随着确诊病例不断增多，李岚所在的杜伊斯堡一家综合医院整合了所有资源，把非紧急手术延期推后，预留出更多的重症监护病床以防疫情大规模暴发。除此之外，医院还采取了应急措施，重新制定了医生值班表，其它科室的医生也都参与到协助排查新冠病例的工作中。作为神经外科医生的李岚也被调配到了抗疫第一线，除了自己的日常工作，还要值班负责新冠患者的接诊和首诊。“在口罩防护服等医疗物资紧缺的情况下，我们一线医护人员仍连续战斗，手机24小时待命，所幸我们医院目前的情况基本可控，每一个重症患者都能得到及时治疗。”
在接诊新冠疑似患者时，李岚作为医生的主要职责是判断患者的各项生命体征是否稳定，是否有发热、咳嗽、炎症指数上升等典型症状，然后向卫生局汇报是否应该进行新冠检测。如果确实有入院治疗的必要，才会进行核酸检测，症状较轻的患者检测之后回家自我隔离，电话获知检测结果。对于曾经确诊为新冠病毒阳性的患者，需要连续两次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才可以解除隔离。
在医院的隔离区，医生必须穿防护服、戴帽子、口罩、手套和护目镜。相比中国医生全身裹得严严实实，德国医生只穿一件防水的隔离衫。有一次李岚的妈妈在视频里看到，还以为女儿穿了一件很薄的黄色雨衣。因为医用物资不是很充裕，所以值一次班，FFP 2（N95）高防护等级口罩需要实名制领取。
在所有来医院排查新冠的患者中，李岚印象最深的是一个40多岁的男性。他没有其它慢性病病史，因为肚子痛来就诊。他的症状也并不典型，没有咳嗽高烧，只是拉肚子，所以没有人联想到新冠。拍了腹部CT之后, 医生看到肺部影像和新冠病例有些相似，所以又做了胸部CT，结果确诊为新冠阳性。他的情况恶化得很快，第二天就转为重症，上了呼吸机。让人心有余悸的是，当时护士和医生只把他当成普通患者接待，没有穿防护服，只戴了普通的外科口罩。后来所有医护人员马上去接受测试，幸运的是没有人被感染。不过，在李岚身边也有医生和护士因为接触患者而感染新冠病毒，庆幸的是被感染同事现在已经痊愈。
李岚介绍，由于目前治疗新冠无特效药，只能对症治疗，针对艾滋病、埃博拉病毒的抗病毒药物以及治疗疟疾的药物都会在临床使用，但效果各异。如果患者感染会用到抗生素，呼吸困难则需要供氧，肾功能衰竭的用透析，休克就用ECMO（体外心肺支持）抢救。
自疫情暴发以来，已经陆续有研究证实新冠病毒会感染中枢神经系统，有些患者会出现味觉和嗅觉的完全丧失、头痛、脑膜炎等。作为神经外科医生，李岚和她的博士生导师Petridis教授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科研课题组，研究新冠病毒对神经方面的影响。课题旨在通过分析患者的脑核磁共振图像，判断新冠病毒是否普遍引发病毒性脑膜炎。如果是这种情况，疾病进展会更严重，还会造成呼吸困难和神经功能障碍，病程也会延长，病死率会增加。
对于前段时间德国飙升的确诊病例，李岚认为光看这些增长的数字意义不大。她认为，德国普遍检测做得很好，虽然新冠病毒传染性很强，但比起其他致命病毒（如埃博拉病毒），新冠致死率并不太高。德国政府的策略是希望能让感染的速度放缓，达到一个动态平衡，从而避免大规模同时感染对医疗资源造成挤兑。“这次疫情德国的低死亡率也和德国人的居住习惯有关：在西班牙或意大利有超过20%的年轻人是和父母住在一起，而德国只有不到8%的老人是和子女同住。德国的老人一般是独居或去养老院，这也有效地避免了交叉传染。”
对于戴口罩是否有用这个问题，李岚说，“肯定是有用的，虽然不能保证100%隔离病毒。现在每一个人都可能是潜在的携带者，因此戴口罩是防止把自己携带的病毒传染给别人。我们医院也会给患者每人一个口罩，防止飞沫传染，对自己和他人负责。”她很中肯地建议大家不必被确诊数字弄得太紧张，只有放松心情，才能增强免疫力。目前德国的病例增长曲线已经没有那么陡，防疫措施初见成效，医院也并没有人满为患。德国也已经开始收治法国和意大利的患者，开展跨国援助。
从穿上白大褂那一天起，李岚就恪守“希波克拉底誓言”，把患者的安危作为工作的第一要义。平时，每天的急诊她最多时要接诊25个患者，每周还会有3台左右的主刀手术，连续值夜班更是家常便饭。为此，她心甘情愿地牺牲了很多私人时间，比如法定节假日或者平时和朋友的聚会。
新冠疫情以来，李岚更是忙得连未婚夫都难得见上一面。未婚夫是她的大学同学，在杜塞尔多夫的一家医院当心内科医生。本来两人已经定下来今年4月底完婚，结果因为突如其来的疫情不得不推迟婚礼。两个人现在都战斗在抗疫一线，两家医院的值班制度又各不相同，所以只能通过电话和视频互报平安。“希望他好好保重自己，千万别被感染。每天做好防护措施，按时吃饭，照顾好自己，不要生病，百毒不侵。”提到自己的未婚夫，李岚之前很理性干练的声音顿时饱含柔情。
为了不让远在天津的家人担心，李岚现在每天都和父母报一个平安。“新冠病毒在德国肆虐，大家都呆在家里，只有我们医生在全力以赴地‘逆行’。要说完全不害怕那是假的，但救死扶伤是我真正钟爱的事业。”
文/任淼淼
瑞士
内科医生Nina
我做好了随时上一线应战的准备
4月10日周五，在瑞士知名连锁医院Hirslanden工作的内科医生Nina收到了新冠病毒检测为阴性的检查报告，放下了心中的大石头。那天是一个幸运的日子，院长也批准她可以休假一周。这意味着，她终于暂时可以放心地回家与亲人团聚，共度复活节假期。她说：“我能休假就是疫情趋缓的好兆头，这表示医院的人手足够，目前尚未达到负荷饱和。”
4月16日，瑞士中央政府宣布自4月27日起，随着疫情趋缓，医院可以恢复原有业务，Nina的工作方式也将随着疫情变化而再次进行调整。她申请了加入院内研究新冠病毒的团队，但她说仍不排除自己上抗疫一线救治患者的可能性。
瑞士自3月16日起进入全国紧急状态，这是二战后瑞士首次进入紧急状态。对于一直都在太平盛世中成长的瑞士人来说，疫情在欧洲的蔓延拉紧了每个人的神经。在进入紧急状态的第3天，Nina就收到医院内部的消息，虽然她暂时并未被排入第一批照顾确诊患者的梯队之中，但当时已被告知，这只是时间的问题，一旦瑞士进入疫情高峰期，她将会成为一线核心医生之一。
为了面对无法预测的疫情，Nina第一时间和邻居讨论，按时间表轮班共同照顾孩子，并把生活的实际社交圈缩小，只限定在固定人数内。同时尽量网络购物，外出时不坐电车，改骑单车，一次由一个大人带四个孩子，以达到政府规定的五人为限原则。这样孩子们也有社交的机会，满足成长的社会化需求。
考虑到自己在医院工作是高感染源，Nina开始未雨绸缪，在医院和家中间很幸运地找到了一家民宿，同意让她短期租赁一直到疫情结束。这家民宿现在没有观光客，整栋民宿只有Nina一个房客。“我是进出医院最频繁的人，要是我造成其他人感染，我会良心不安一辈子。主动把我自己和大家隔离开，这样会比较安全。我们上下楼的两户邻居，孩子们平时都是玩伴，能互相照应。接下来这段日子，我先生相当于单亲爸爸，靠着邻里之间小小的社会系统在支持着。”
瑞士与意大利相邻，意大利北部疫情的紧迫也连带造成瑞士南部局势的紧张，病床数不足，瑞士国军前往支援，并在医院外部快速增辟检测区与临时就诊床位。
在Nina尚未面对真正的重症患者之前，意语区的同行与同学已是每日在天人交战。她的医科同学在新冠患者临终前读圣经经文，给予逝者最后的安慰与陪伴。医护人员成为新冠病患临终前最后见到的人，如此方式直面死亡，在近代富裕强盛的瑞士，还是许多医生们行医生涯中的第一次，更别提停止休假、13小时轮班。没有一个医护人员愿意病患在眼前过世，从医界内部获知的消息，也让Nina做好了随时应战的思想准备。
回想起一个月以来的抗疫生活，Nina说：“街上空无一人，网络上谣言乱飞。你无法想像因为疫情我的手机多了多少对话群组，除了医院工作的不说，学校老师和家长的、亲友间的、邻居间的，大家都在传递信息，同时传递情绪。每天我还得辟谣，澄清消息。大家的手机信息量暴增，情绪也难免受到搅扰，更没有人消化得完每天几百条的信息，甚至还有很多带着情绪的争论。”
4月初，明明大家都没有症状，却要小心翼翼保持距离。当时已经与家人隔离两周的Nina每天只能在家门口与女儿和先生说说话，不曾踏入家里一步。有一次，她远远地看着女儿在院子里玩耍，心头的感觉既痛苦又奇异：仿佛她一靠近，死神就会降临。哪一个母亲不渴望拥抱自己的孩子呢？疫情之下，维持正常家庭生活都成困难，春天花粉引起的些微咳嗽，有时都令人心惊。
幸运的是，从4月6日开始瑞士的病患人数趋缓，死亡病例中95%为65岁以上老年人。Nina正想着如何做到万无一失，盼着回家见见家人，但却收到院内一个同事确诊的消息：一位专职照顾确诊病患的主治医师被感染，曾与他共处一室的人都必须接受检测。被安排了检测的Nina心情忐忑：若是受感染，对亲友的打击甚大，且何时能再度拥抱孩子呢？这几天在医院内她还接触过谁，谁又应该列入下一轮的检测名单？好在，Nina最终收到了新冠病毒检测为阴性的好消息，且获批与家人共度复活节假期。
疫情走向如何，在瑞士还没有定论，上半场才刚结束。瑞士的医护人员普遍认为尚不能松懈，开学和开市仍太早。健康就是平安，这是Nina目前最大的祈盼。文/方常均
本版供图/方常均
进入4月中旬，部分国家疫情局势相对稳定，“战疫”的上半场暂告一段落。但同时，随着疫情在世界范围内蔓延，全球抗疫的下半场在另一些国家，仍在艰苦拉锯之中。
与无数在抗疫一线奋力救治病患的中国医护英雄们一样，世界各国的“白衣天使”们也同样在疫情风暴下连续战斗。他们肩负着何等的重担，亲历了怎样的挑战，又面临着什么抉择？
本版今介绍欧洲三个国家一线医护人员抗疫实录，真实呈现这一异国“逆行者”群体的风采。
挪威
重症科护士郑美子
一线战友之间，一个眼神就能懂
已在挪威奥斯陆国家医院重症科工作三年的护士郑美子，自新冠疫情暴发后直接被调到抗疫一线中的一线——在重症监护病房护理危重症患者。对她来说，每天的工作内容跟以往并没有太大区别，她一直抱着平常心默默地投入日常护理工作之中。远在沈阳的家人非常担心她的安全，有一部分亲人甚至希望她退出一线。但她觉得，只要防护到位了，语言通了，在哪里工作都没有问题。
“回想中国疫情最严重的阶段，如果当时能有机会支援祖国，只要现在工作的挪威医院能同意，我非常乐意参与支援。我有ICU护理的专业背景，相信能出一份力，而且我也很想了解国内重症护理的运转模式，希望跟国内同行交流一下，这对我个人来说也会是一段宝贵的经历。”
北青报：能否介绍一下你所在医院救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基本情况？疫情在全球蔓延后，一些国家的医疗资源出现紧张状况，你们医院为应对疫情采取了哪些措施来进行资源调配？
郑美子：从3月22日我所在的奥斯陆国家医院（已合并至奥斯陆大学医院）接诊第一例感染新冠病毒的重症患者开始，我们一共收治了20例重症患者。救治第一位新冠重症患者的同时，我们差不多同时收治了另两位重症患者，除了其中一位女士死亡之外，另外两位男士，一位病情好转，已转到普通病房；另一位虽然还在重症病房，但情况已转好。
为了应对新冠疫情，我们医院特意改造出一个感染区，之前都是把患者单独隔离，这次整个重症科都是开放式的负压病房。在收治第一例新冠重症患者之前，这一改造工作就已全部完成。
我们医院综合重症科一共有22张病床，紧急情况下还可以开通胸外科二部、手术室二部以及术后观察室，加起来可以达到60张床位。目前综合重症科由麻醉大夫主管，一共有100多位大夫和大约230个综合重症科一部、二部护士，另外胸外科重症护士、儿科重症护士、麻醉护士、手术护士以及术后观察护士都可调过来备用，所以目前至少有600多个护士待命。
北青报：目前你们医院重症病房每天的排班情况如何，是否足够应对每天新接诊的新冠患者？作为重症病房的护士，你的日常工作流程包括哪些？
郑美子：我们现在的排班基本是每天三班倒，当然为了预防出现紧急状况，也有一个备用的倒班表，每班12个半小时（半个小时用于做交接工作）。相比欧洲其他国家，挪威疫情基本可控：截至4月17日一共 6905人确诊，从全国住院人数及机械通气治疗的比例来看，目前一共还有177人住院，其中52人需要有创机械通气（上呼吸机），因此我们的人手总的来说比较充足。
我们除了一个班给患者至少换一次纸尿裤、早晚各擦洗一次以及做口腔护理等基本护理之外，还需要从头到脚检查患者，包括检查气管插管的位置、人工呼吸机的呼吸阀是否松动，听一听患者的呼吸声是否异常，看看肚子是否肿胀、检查微血液循环情况以及体温、脉搏等生命体征是否正常。另外，还需要检查仪器的状况，比如吸痰器、呼吸机的氧含量、各种压力值是否正常，还要抽动脉血检查呼吸指标，然后开始按医嘱配药。很多危重症患者都需要一直保持俯卧位通气，而俯卧的姿势最多保持16到18个小时，因此每隔四个小时就要帮患者翻一次身，翻身的时候须格外小心，一般需要四五个机动护士一起帮忙。除了机动护士，我们一般每个护士都会专门对口负责一位患者，这样更能及时监控到每位患者的病情变化。
北青报：挪威一线医护人员的防护情况如何，是否有充足的口罩和防护服？病房的呼吸机等医疗设备是否够用？
郑美子：疫情刚开始暴发时，挪威的防护口罩极缺，早期医护人员感染较多，后来国家开始集中采购N95口罩后，情况稍有缓解，我们医院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因防护不够而造成医护人员感染。可以说，中国这次对一线医护人员安全防护问题的重视程度，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比拟。我们在重症监护室上班，基本就是一件简单的手术服加上护目镜（或者面屏），北欧很多感染科大夫都觉得这些防护措施就够了。直到现在N95口罩还不太够用的情况下，我们主要是戴防毒面具（每10个小时换班时更换一下过滤网）。
北青报：作为护理危重症患者的一线护士，你们平时如何与患者及其家属交流？他们普遍的状态如何？你们医院采取了哪些比较人性化的手段去帮助这些家属面对亲人不得不独自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现状？
郑美子：由于需要机械通气治疗，我所护理的危重症新冠患者基本都处在深度麻醉状态，但有时我做机动护士时接触过苏醒的患者，他们在苏醒的过程中精神紊乱，会产生幻觉且不太配合治疗。
欧洲大部分国家都不允许家属探视重症患者，所以我们护士主要通过电话跟家属沟通。每位患者床头都有一部专属电话，家属可以打进来了解患者的最新病情。另外，重症科还配有1到2部工作手机，可以用来给患者拍照片或录视频，还能与家属通过skype进行在线交流。我们跟家属沟通的时候，感觉比较自然，即使患者病危，家属也能理性接受，都对医护人员保持感恩的态度。总的来说，我们感受到了被信任，因为患者家属一般能换位思考。
北青报：在抗疫一线工作，压力可想而知，而你又在重症监护室护理危重症患者，可以说是在一线中的一线，身体和心理难免受到双重挑战，你如何应对压力和处理焦虑、无力等负面情绪？
郑美子：疫情暴发之前，我就一直在重症科工作，所以对我来说，现在的工作内容跟以前基本相同，因此我的心态比较平和，每天不是上班就是休息，过着两点一线的简单生活。另外，这次为了抗疫，医院把麻醉护士、手术护士和不同部门的重症护士都调到一起，大家打成一片，特殊时期反而关系更加密切了。我很喜欢跟同事之间的互动，宽松的时候相互开个玩笑，紧张的时候互相帮忙，有的时候都不需要语言，一个眼神就能懂对方的想法，非常默契。
唯一让我感到担心的地方，就是到现在防护用具还没有到位，这对我们的工作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分心。由于抗疫物资短缺，挪威的很多医院一直在努力地寻找资源，但确实前期准备没有做好，这也是欧洲很多国家的通病。医疗防护用具这种消耗品，就应该有紧急库存，而不是等问题严重了才去想办法。
对我来说，午休时间跟同事拉拉家常，患者病情好转，有消息说防护物资已经在路上了，这些事情都能让我感到放松和满足。文/本报记者 肖榕
德国
神经外科医生李岚
救死扶伤是我真正钟爱的事业
如果没有这场迅速蔓延的新冠疫情，31岁的神经外科医生李岚本来会在4月底披上美丽的婚纱。她和同样毕业于杜塞尔多夫医科大学的未婚夫现在都奋战在抗疫一线，两人不仅难得见上一面，婚期更是只能暂时推迟。
疫情暴发之后，德国的医护人员严阵以待，随着确诊病例不断增多，李岚所在的杜伊斯堡一家综合医院整合了所有资源，把非紧急手术延期推后，预留出更多的重症监护病床以防疫情大规模暴发。除此之外，医院还采取了应急措施，重新制定了医生值班表，其它科室的医生也都参与到协助排查新冠病例的工作中。作为神经外科医生的李岚也被调配到了抗疫第一线，除了自己的日常工作，还要值班负责新冠患者的接诊和首诊。“在口罩防护服等医疗物资紧缺的情况下，我们一线医护人员仍连续战斗，手机24小时待命，所幸我们医院目前的情况基本可控，每一个重症患者都能得到及时治疗。”
在接诊新冠疑似患者时，李岚作为医生的主要职责是判断患者的各项生命体征是否稳定，是否有发热、咳嗽、炎症指数上升等典型症状，然后向卫生局汇报是否应该进行新冠检测。如果确实有入院治疗的必要，才会进行核酸检测，症状较轻的患者检测之后回家自我隔离，电话获知检测结果。对于曾经确诊为新冠病毒阳性的患者，需要连续两次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才可以解除隔离。
在医院的隔离区，医生必须穿防护服、戴帽子、口罩、手套和护目镜。相比中国医生全身裹得严严实实，德国医生只穿一件防水的隔离衫。有一次李岚的妈妈在视频里看到，还以为女儿穿了一件很薄的黄色雨衣。因为医用物资不是很充裕，所以值一次班，FFP 2（N95）高防护等级口罩需要实名制领取。
在所有来医院排查新冠的患者中，李岚印象最深的是一个40多岁的男性。他没有其它慢性病病史，因为肚子痛来就诊。他的症状也并不典型，没有咳嗽高烧，只是拉肚子，所以没有人联想到新冠。拍了腹部CT之后, 医生看到肺部影像和新冠病例有些相似，所以又做了胸部CT，结果确诊为新冠阳性。他的情况恶化得很快，第二天就转为重症，上了呼吸机。让人心有余悸的是，当时护士和医生只把他当成普通患者接待，没有穿防护服，只戴了普通的外科口罩。后来所有医护人员马上去接受测试，幸运的是没有人被感染。不过，在李岚身边也有医生和护士因为接触患者而感染新冠病毒，庆幸的是被感染同事现在已经痊愈。
李岚介绍，由于目前治疗新冠无特效药，只能对症治疗，针对艾滋病、埃博拉病毒的抗病毒药物以及治疗疟疾的药物都会在临床使用，但效果各异。如果患者感染会用到抗生素，呼吸困难则需要供氧，肾功能衰竭的用透析，休克就用ECMO（体外心肺支持）抢救。
自疫情暴发以来，已经陆续有研究证实新冠病毒会感染中枢神经系统，有些患者会出现味觉和嗅觉的完全丧失、头痛、脑膜炎等。作为神经外科医生，李岚和她的博士生导师Petridis教授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科研课题组，研究新冠病毒对神经方面的影响。课题旨在通过分析患者的脑核磁共振图像，判断新冠病毒是否普遍引发病毒性脑膜炎。如果是这种情况，疾病进展会更严重，还会造成呼吸困难和神经功能障碍，病程也会延长，病死率会增加。
对于前段时间德国飙升的确诊病例，李岚认为光看这些增长的数字意义不大。她认为，德国普遍检测做得很好，虽然新冠病毒传染性很强，但比起其他致命病毒（如埃博拉病毒），新冠致死率并不太高。德国政府的策略是希望能让感染的速度放缓，达到一个动态平衡，从而避免大规模同时感染对医疗资源造成挤兑。“这次疫情德国的低死亡率也和德国人的居住习惯有关：在西班牙或意大利有超过20%的年轻人是和父母住在一起，而德国只有不到8%的老人是和子女同住。德国的老人一般是独居或去养老院，这也有效地避免了交叉传染。”
对于戴口罩是否有用这个问题，李岚说，“肯定是有用的，虽然不能保证100%隔离病毒。现在每一个人都可能是潜在的携带者，因此戴口罩是防止把自己携带的病毒传染给别人。我们医院也会给患者每人一个口罩，防止飞沫传染，对自己和他人负责。”她很中肯地建议大家不必被确诊数字弄得太紧张，只有放松心情，才能增强免疫力。目前德国的病例增长曲线已经没有那么陡，防疫措施初见成效，医院也并没有人满为患。德国也已经开始收治法国和意大利的患者，开展跨国援助。
从穿上白大褂那一天起，李岚就恪守“希波克拉底誓言”，把患者的安危作为工作的第一要义。平时，每天的急诊她最多时要接诊25个患者，每周还会有3台左右的主刀手术，连续值夜班更是家常便饭。为此，她心甘情愿地牺牲了很多私人时间，比如法定节假日或者平时和朋友的聚会。
新冠疫情以来，李岚更是忙得连未婚夫都难得见上一面。未婚夫是她的大学同学，在杜塞尔多夫的一家医院当心内科医生。本来两人已经定下来今年4月底完婚，结果因为突如其来的疫情不得不推迟婚礼。两个人现在都战斗在抗疫一线，两家医院的值班制度又各不相同，所以只能通过电话和视频互报平安。“希望他好好保重自己，千万别被感染。每天做好防护措施，按时吃饭，照顾好自己，不要生病，百毒不侵。”提到自己的未婚夫，李岚之前很理性干练的声音顿时饱含柔情。
为了不让远在天津的家人担心，李岚现在每天都和父母报一个平安。“新冠病毒在德国肆虐，大家都呆在家里，只有我们医生在全力以赴地‘逆行’。要说完全不害怕那是假的，但救死扶伤是我真正钟爱的事业。”
文/任淼淼
瑞士
内科医生Nina
我做好了随时上一线应战的准备
4月10日周五，在瑞士知名连锁医院Hirslanden工作的内科医生Nina收到了新冠病毒检测为阴性的检查报告，放下了心中的大石头。那天是一个幸运的日子，院长也批准她可以休假一周。这意味着，她终于暂时可以放心地回家与亲人团聚，共度复活节假期。她说：“我能休假就是疫情趋缓的好兆头，这表示医院的人手足够，目前尚未达到负荷饱和。”
4月16日，瑞士中央政府宣布自4月27日起，随着疫情趋缓，医院可以恢复原有业务，Nina的工作方式也将随着疫情变化而再次进行调整。她申请了加入院内研究新冠病毒的团队，但她说仍不排除自己上抗疫一线救治患者的可能性。
瑞士自3月16日起进入全国紧急状态，这是二战后瑞士首次进入紧急状态。对于一直都在太平盛世中成长的瑞士人来说，疫情在欧洲的蔓延拉紧了每个人的神经。在进入紧急状态的第3天，Nina就收到医院内部的消息，虽然她暂时并未被排入第一批照顾确诊患者的梯队之中，但当时已被告知，这只是时间的问题，一旦瑞士进入疫情高峰期，她将会成为一线核心医生之一。
为了面对无法预测的疫情，Nina第一时间和邻居讨论，按时间表轮班共同照顾孩子，并把生活的实际社交圈缩小，只限定在固定人数内。同时尽量网络购物，外出时不坐电车，改骑单车，一次由一个大人带四个孩子，以达到政府规定的五人为限原则。这样孩子们也有社交的机会，满足成长的社会化需求。
考虑到自己在医院工作是高感染源，Nina开始未雨绸缪，在医院和家中间很幸运地找到了一家民宿，同意让她短期租赁一直到疫情结束。这家民宿现在没有观光客，整栋民宿只有Nina一个房客。“我是进出医院最频繁的人，要是我造成其他人感染，我会良心不安一辈子。主动把我自己和大家隔离开，这样会比较安全。我们上下楼的两户邻居，孩子们平时都是玩伴，能互相照应。接下来这段日子，我先生相当于单亲爸爸，靠着邻里之间小小的社会系统在支持着。”
瑞士与意大利相邻，意大利北部疫情的紧迫也连带造成瑞士南部局势的紧张，病床数不足，瑞士国军前往支援，并在医院外部快速增辟检测区与临时就诊床位。
在Nina尚未面对真正的重症患者之前，意语区的同行与同学已是每日在天人交战。她的医科同学在新冠患者临终前读圣经经文，给予逝者最后的安慰与陪伴。医护人员成为新冠病患临终前最后见到的人，如此方式直面死亡，在近代富裕强盛的瑞士，还是许多医生们行医生涯中的第一次，更别提停止休假、13小时轮班。没有一个医护人员愿意病患在眼前过世，从医界内部获知的消息，也让Nina做好了随时应战的思想准备。
回想起一个月以来的抗疫生活，Nina说：“街上空无一人，网络上谣言乱飞。你无法想像因为疫情我的手机多了多少对话群组，除了医院工作的不说，学校老师和家长的、亲友间的、邻居间的，大家都在传递信息，同时传递情绪。每天我还得辟谣，澄清消息。大家的手机信息量暴增，情绪也难免受到搅扰，更没有人消化得完每天几百条的信息，甚至还有很多带着情绪的争论。”
4月初，明明大家都没有症状，却要小心翼翼保持距离。当时已经与家人隔离两周的Nina每天只能在家门口与女儿和先生说说话，不曾踏入家里一步。有一次，她远远地看着女儿在院子里玩耍，心头的感觉既痛苦又奇异：仿佛她一靠近，死神就会降临。哪一个母亲不渴望拥抱自己的孩子呢？疫情之下，维持正常家庭生活都成困难，春天花粉引起的些微咳嗽，有时都令人心惊。
幸运的是，从4月6日开始瑞士的病患人数趋缓，死亡病例中95%为65岁以上老年人。Nina正想着如何做到万无一失，盼着回家见见家人，但却收到院内一个同事确诊的消息：一位专职照顾确诊病患的主治医师被感染，曾与他共处一室的人都必须接受检测。被安排了检测的Nina心情忐忑：若是受感染，对亲友的打击甚大，且何时能再度拥抱孩子呢？这几天在医院内她还接触过谁，谁又应该列入下一轮的检测名单？好在，Nina最终收到了新冠病毒检测为阴性的好消息，且获批与家人共度复活节假期。
疫情走向如何，在瑞士还没有定论，上半场才刚结束。瑞士的医护人员普遍认为尚不能松懈，开学和开市仍太早。健康就是平安，这是Nina目前最大的祈盼。文/方常均
本版供图/方常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