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执行院长、社会学者胡小武开始研究中国青年的“断亲”现象。他通过1200份有效问卷和大量访谈，试图理解一个社会变化：为什么曾经维系人们生活的亲戚网络，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疏远？
胡小武将“断亲”定义为“懒于、疏于、不屑于同二代以内的亲戚互动和交往的一种现象”。即年轻人很少和亲戚互动或基本不走亲戚，而非绝对的断绝往来。这背后，是人口流动拉开了故乡与城市的距离，教育和职场压力挤压了交往时间，经济独立削弱了人们对亲缘网络的依赖，互联网又提供了新的社交方式，亲缘交往的负面体验等多维因素。
经过这些年的研究，胡小武发现，这种疏远也延伸到了与父母的关系中。一些年轻人与父母并未发生激烈冲突，也没有彻底断绝联系，却越来越少分享自己的生活和内心。他们仍然会打电话、问候父母，却不再期待从父母那里获得理解，甚至认为自己的生活“说了也没用”。
2026年9月，胡小武出版了新书《断亲》，将数年来的调查与思考整理成书。
在胡小武看来，研究“断亲”并不是鼓励年轻人远离亲人，而是希望透过这一现象，看见代际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当亲情与个人生活产生冲突时，人们该如何重新理解彼此的责任与边界，并寻找更适合当下生活的相处方式。
胡小武。 受访者供图
从不再走亲戚，到不再与父母交心
很多年前，我就在关注断亲的现象。2021年春节，我和我的一个研究生利用寒假期间学生返乡过年的契机，做了1200份随机调查问卷，主要想了解断亲是否普遍，以及是否有年龄分布上的特点。
调研发现，18岁以下群组里，“和家里如果没有事情几乎没有联系”的比例高达63.1%，26岁～30岁的“90后”年轻人大多数只是“偶尔与亲戚有联系”，50岁以上的被调查者，有50%的人与亲戚“经常联系”。
年龄越小，与亲戚联系越少，尤其是“90后”和“00后”群体。
我又陆续和上百个学生或朋友做了深度访谈。我发现，高频度的“断”，不是不常见面，而是基本不联系，断亲的双方都处在一种相对遗忘的状态。另外，有些家庭因为赡养老人等问题发生矛盾，父辈反目，子辈之间的往来也随之中断；还有一些年轻人因为害怕亲戚之间的攀比、催婚催育，主动回避家庭聚会。对于因负面体验而断亲的人来说，这种疏远还可能发展为对亲戚关系的整体性不满，甚至认为没有必要再维系这些关系。
这里面还呈现出一些差异化特点。比如，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断亲。原因很复杂，一方面，女性在婚恋、生育等问题上更容易承受来自亲戚的压力，一些长辈没有边界感的关心，容易引发冲突；另一方面，在传统亲缘网络中，维系家族关系的责任往往更多落在长子、长孙等男性家庭成员身上，女性承受的亲缘维系压力相对较小。不同地区的宗族家族文化，也会影响亲缘关系。
这几年，我的感受是，断亲的表现形式在扩大，相关趋势也在强化。不仅是年轻群体在断亲，断亲已经逐渐全龄化了。它也不只是年轻人与叔叔、伯伯、姑姑、舅舅等旁系亲属减少交往，还可能发生在父母与子女之间。
亲子关系的疏远有不同原因。有因为父母偏爱弟弟而“卖女”求财引发的断亲闹剧；有父母过度干预子女的就业、恋爱、婚育而导致的出走式断亲；也有一些子女因为父母的离婚、再婚、财产分割不公平而导致决裂式断亲；还有少数情况，子女为了避免受到父母相关问题的牵连，主动与父母保持距离。
我将年轻世代与父母的断亲，总体上分为三种主要类型。情感冷却型断亲是双方逐渐失去共同语言，价值边界型断亲涉及成年子女对个人选择和生活边界的维护，心理创伤型断亲则与更严重的负面经历有关。
一些人认为，年轻人动辄与父母疏远，是不孝顺的表现。在孝顺的理解发生变化的时候，往往也就是代际冲突发生的时候。
在我看来，这种评价背后是不同代际对孝顺的理解差异。随着年轻一代个体意识的增强，他们开始重新区分：赡养父母是一种责任；把人生交给父母决定，却不是责任，更不是孝道。
因此，今天讨论断亲，不能只看年轻人还走不走亲戚、过年回不回家，还需要追问：为什么有些人和最亲近的家人依然保持联系，却越来越难以交流？当血缘关系仍然存在，彼此之间的理解却在减少时，我们又该如何认识这种变化？
年轻人为何越来越远离旧有的亲情规则？
如果只从年轻人的态度和行为出发，很容易把断亲理解为一种个人选择，甚至将其归结为年轻人变得冷漠。
从整体社会变迁的角度看，我认为断亲在根本上是一种结构性变迁结果，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乡土中国，走向高开放性、高流动性的城市中国的必然。
社会学家费孝通曾指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网络是维系“乡土中国”最重要的社会网络。在传统乡土社会中，亲戚网络并不完全建立在情感基础上，也有着现实的生存逻辑和伦理安排。
过去，一个家庭遇到困难，可以向亲戚求助；一个人的婚姻、工作乃至日常生活，也往往受家族关系的影响。亲戚未必是日常生活中最亲密的人，却常常对一个人的人生议题拥有优先发言权。
然而，随着城市化和人口流动持续推进，传统亲缘网络赖以维系的生活条件也在发生变化。如果把亲缘关系中的负面体验看作推动人们远离亲戚的“推力”，那么当代社会生活的变化，则构成了另一组将人们拉向新交往模式的“拉力”。这些力量相互叠加，使亲缘关系在年轻人生活中的位置逐渐发生变化。
城乡空间的流动，亲戚之间不再生活在同一个村庄或相邻的社区里，交流自然就减少了。传统乡土社会中，人们没有长距离的流动。无论是居住、生产、生活还是社会交往，都相对封闭，婚丧嫁娶或过年过节等重要节点，都需要亲戚之间互相来往帮衬。
过去几十年，中国经历了世界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城镇化率从1980年的20%提高到2025年的67.89%。中国已经有近9.5亿人口居住在城市里。
其次，亲戚交往需要闲暇。但在内卷加剧、工作与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的当下，许多人都疲于应对学业和工作，很难再留出时间与亲人交流。
互联网也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方式。相比专门安排一次亲戚聚会，年轻人可能更习惯于在网络上与朋友交流或打游戏。
亲缘关系之外的社会关系，正在成为年轻人情感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同学、校友的学缘关系，和远在家乡的兄弟姐妹相比，年轻一代显然和校园中结识的好友更有共同语言。
最后，经济上的独立自主使得年轻一代拥有了重新选择亲缘关系的可能性。无论是由于个体能力、就业机会的拓展，还是网络信用或者金融信用贷款，都使得个人经济的独立性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强烈。
种种因素之下，“断亲”可以说是时代的必然。流动中国的语境下，城市居民，包括很多乡镇地区的居民，已经慢慢被形塑成了所谓的原子化的个人。
“我自己也经历着某种程度的断亲”
我对断亲现象的思考，也与自己的经历有关。
我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老家在江西省新余市城郊的农村。童年时期，我生活在一个亲戚往来非常频繁的环境里。那时物质生活相对匮乏，我们特别盼望过年，因为过年往往是一年中吃得最好的一段时间。家里杀了猪，父母会让我给舅舅一家送去两斤肉和一副猪肝，我通常要走七八里的山路。舅舅、舅妈则会留我吃饭，有时还让我住上一晚。
亲戚之间的往来，不只是节日里的礼节。那时候的农村家庭很难完全依靠自身解决生产生活中的所有需求。每年三四月份青黄不接时，家里没米下锅，我们就要找亲戚借谷子和大米。遇到盖房子等大事，也要找亲戚借钱、帮忙。亲戚既是经济互助的对象，也是日常情感交流的重要来源，大家也都很珍惜。
但我自己也经历着某种程度的断亲。
到南京大学读研之后，我每年回老家的时间基本上只有一两次。在二十五六年的时间跨度里，我与许多同龄亲戚很少见面。后来再回去，虽然仍然会走亲戚，却明显感觉到，大家已经把我当作一年到头只见一次面的外地亲戚。他们对我在南京的生活不太了解，小时候那种自然、亲密的交往，渐渐变成了一问一答。
我们这一代人的流动，是时代变化的结果。我对城市化带来的流动困境体会很深。比如，我和妹妹常年在外地，父亲去世得早，这些年我们逐渐适应了大城市的生活，但母亲那一辈人却未必能够适应这种分离。我一直遗憾，母亲已经不太可能和我一起生活在南京。即使子女心里牵挂父母，也未必有条件把这种牵挂变成日复一日的陪伴。
如今，网络上时常有人谈到，人到中年以后，家庭群、同学群和同事群逐渐安静下来，大家不再像过去那样频繁交流。这些讨论虽不能直接证明所有人的关系都在疏远，却提示我们，一种社交收缩的趋势正在被更多人感知：过去，人们的生活往往嵌入各种关系网络之中；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把生活收缩到自己和核心家庭内部。
当亲缘关系不再像过去那样自然地嵌入日常生活，人们也就需要重新寻找情感联结的方式。
对我来说，这些问题也是研究断亲的起点。它不只是关于年轻人如何看待亲戚，更是关于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家庭成员如何在空间分离、生活变化和代际差异中重新理解彼此。
找到适合当下生活的相处方式
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不能说断亲是社会的进步，也不能说它是退步的表现。我不太愿意也不想用道德评价去嵌入这种判断之中。
我一直把断亲当作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研究断亲，绝不是为了鼓励人们与亲戚或父母断绝关系，也不是要简单判断断亲究竟代表社会进步还是退步。我希望通过解释这种现象，让我们看见当代中国的亲情关系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
其实，亲情关系的疏远，并不意味着人们不再需要情感支持。社交媒体上，“电子父母”很流行。这说明年轻人的情感需求并没有消失，只是当现实中的亲子关系无法满足这些需求时，人们开始寻找其他出口。
当然，我也并不认为所有亲情都应该无条件维系。如果一段关系持续带来严重伤害，个体当然有选择远离的自由。血缘本身不应成为要求一个人无限忍耐的理由。
有人会问，那断亲以后该怎么办？从社会交往的角度看，断亲也意味着年轻人需要重新建立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这样的交往方式可能变得更加理性，人们会更多地根据实际需求、共同兴趣和彼此认同来建立关系。
但这种变化也伴随着另一面。疏离感与孤独感可能偶尔出现，尤其是在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当断亲发生在父母与子女之间，关系的影响往往更为复杂。即使主动拉开了距离，一些子女也可能在某些时刻感到愧疚，甚至重新思考自己与父母的关系，这也是人间真情之所在。
对于那些正在考虑断亲的年轻人，我希望他们可以先想清楚，自己究竟经历了什么，为什么走到这一步。如果关系中存在无法承受的伤害，远离是可以理解的选择；如果更多是因为彼此不理解、生活方式不同，或者长期缺少沟通，也可以看看有没有重新建立相处规则的可能。
我也在思考亲缘关系重新建立的可能性。我研究的主要是未婚年轻一代，他们未来的人生角色还可能发生变化。当一个人成家、生育，开始承担新的家庭责任时，也许会重新认识亲情的意义，并围绕自己的家庭建立新的亲缘联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会因此重新靠近父母或亲戚，但人生经历的变化，可能为关系的调整带来新的契机。
归根结底，血缘能为一段亲戚关系提供起点，却不能保证它永远自然地延续下去。随着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亲情也需要新的相处方式：父母要学习如何面对已经成人的子女，尊重他们的选择和边界；子女也要在保留自我的同时，思考如何承担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
今天我们理解断亲，不是为了要求所有人回到旧有的亲情秩序，而是希望人们能够在理解彼此的基础上，找到更适合当下生活的亲戚之间的相处方式。
胡小武 讲述 新京报记者李聪 整理
（本文摘自新京报第A11版）
2021年，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执行院长、社会学者胡小武开始研究中国青年的“断亲”现象。他通过1200份有效问卷和大量访谈，试图理解一个社会变化：为什么曾经维系人们生活的亲戚网络，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疏远？
胡小武将“断亲”定义为“懒于、疏于、不屑于同二代以内的亲戚互动和交往的一种现象”。即年轻人很少和亲戚互动或基本不走亲戚，而非绝对的断绝往来。这背后，是人口流动拉开了故乡与城市的距离，教育和职场压力挤压了交往时间，经济独立削弱了人们对亲缘网络的依赖，互联网又提供了新的社交方式，亲缘交往的负面体验等多维因素。
经过这些年的研究，胡小武发现，这种疏远也延伸到了与父母的关系中。一些年轻人与父母并未发生激烈冲突，也没有彻底断绝联系，却越来越少分享自己的生活和内心。他们仍然会打电话、问候父母，却不再期待从父母那里获得理解，甚至认为自己的生活“说了也没用”。
2026年9月，胡小武出版了新书《断亲》，将数年来的调查与思考整理成书。
在胡小武看来，研究“断亲”并不是鼓励年轻人远离亲人，而是希望透过这一现象，看见代际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当亲情与个人生活产生冲突时，人们该如何重新理解彼此的责任与边界，并寻找更适合当下生活的相处方式。
胡小武。 受访者供图
从不再走亲戚，到不再与父母交心
很多年前，我就在关注断亲的现象。2021年春节，我和我的一个研究生利用寒假期间学生返乡过年的契机，做了1200份随机调查问卷，主要想了解断亲是否普遍，以及是否有年龄分布上的特点。
调研发现，18岁以下群组里，“和家里如果没有事情几乎没有联系”的比例高达63.1%，26岁～30岁的“90后”年轻人大多数只是“偶尔与亲戚有联系”，50岁以上的被调查者，有50%的人与亲戚“经常联系”。
年龄越小，与亲戚联系越少，尤其是“90后”和“00后”群体。
我又陆续和上百个学生或朋友做了深度访谈。我发现，高频度的“断”，不是不常见面，而是基本不联系，断亲的双方都处在一种相对遗忘的状态。另外，有些家庭因为赡养老人等问题发生矛盾，父辈反目，子辈之间的往来也随之中断；还有一些年轻人因为害怕亲戚之间的攀比、催婚催育，主动回避家庭聚会。对于因负面体验而断亲的人来说，这种疏远还可能发展为对亲戚关系的整体性不满，甚至认为没有必要再维系这些关系。
这里面还呈现出一些差异化特点。比如，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断亲。原因很复杂，一方面，女性在婚恋、生育等问题上更容易承受来自亲戚的压力，一些长辈没有边界感的关心，容易引发冲突；另一方面，在传统亲缘网络中，维系家族关系的责任往往更多落在长子、长孙等男性家庭成员身上，女性承受的亲缘维系压力相对较小。不同地区的宗族家族文化，也会影响亲缘关系。
这几年，我的感受是，断亲的表现形式在扩大，相关趋势也在强化。不仅是年轻群体在断亲，断亲已经逐渐全龄化了。它也不只是年轻人与叔叔、伯伯、姑姑、舅舅等旁系亲属减少交往，还可能发生在父母与子女之间。
亲子关系的疏远有不同原因。有因为父母偏爱弟弟而“卖女”求财引发的断亲闹剧；有父母过度干预子女的就业、恋爱、婚育而导致的出走式断亲；也有一些子女因为父母的离婚、再婚、财产分割不公平而导致决裂式断亲；还有少数情况，子女为了避免受到父母相关问题的牵连，主动与父母保持距离。
我将年轻世代与父母的断亲，总体上分为三种主要类型。情感冷却型断亲是双方逐渐失去共同语言，价值边界型断亲涉及成年子女对个人选择和生活边界的维护，心理创伤型断亲则与更严重的负面经历有关。
一些人认为，年轻人动辄与父母疏远，是不孝顺的表现。在孝顺的理解发生变化的时候，往往也就是代际冲突发生的时候。
在我看来，这种评价背后是不同代际对孝顺的理解差异。随着年轻一代个体意识的增强，他们开始重新区分：赡养父母是一种责任；把人生交给父母决定，却不是责任，更不是孝道。
因此，今天讨论断亲，不能只看年轻人还走不走亲戚、过年回不回家，还需要追问：为什么有些人和最亲近的家人依然保持联系，却越来越难以交流？当血缘关系仍然存在，彼此之间的理解却在减少时，我们又该如何认识这种变化？
年轻人为何越来越远离旧有的亲情规则？
如果只从年轻人的态度和行为出发，很容易把断亲理解为一种个人选择，甚至将其归结为年轻人变得冷漠。
从整体社会变迁的角度看，我认为断亲在根本上是一种结构性变迁结果，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乡土中国，走向高开放性、高流动性的城市中国的必然。
社会学家费孝通曾指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网络是维系“乡土中国”最重要的社会网络。在传统乡土社会中，亲戚网络并不完全建立在情感基础上，也有着现实的生存逻辑和伦理安排。
过去，一个家庭遇到困难，可以向亲戚求助；一个人的婚姻、工作乃至日常生活，也往往受家族关系的影响。亲戚未必是日常生活中最亲密的人，却常常对一个人的人生议题拥有优先发言权。
然而，随着城市化和人口流动持续推进，传统亲缘网络赖以维系的生活条件也在发生变化。如果把亲缘关系中的负面体验看作推动人们远离亲戚的“推力”，那么当代社会生活的变化，则构成了另一组将人们拉向新交往模式的“拉力”。这些力量相互叠加，使亲缘关系在年轻人生活中的位置逐渐发生变化。
城乡空间的流动，亲戚之间不再生活在同一个村庄或相邻的社区里，交流自然就减少了。传统乡土社会中，人们没有长距离的流动。无论是居住、生产、生活还是社会交往，都相对封闭，婚丧嫁娶或过年过节等重要节点，都需要亲戚之间互相来往帮衬。
过去几十年，中国经历了世界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城镇化率从1980年的20%提高到2025年的67.89%。中国已经有近9.5亿人口居住在城市里。
其次，亲戚交往需要闲暇。但在内卷加剧、工作与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的当下，许多人都疲于应对学业和工作，很难再留出时间与亲人交流。
互联网也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方式。相比专门安排一次亲戚聚会，年轻人可能更习惯于在网络上与朋友交流或打游戏。
亲缘关系之外的社会关系，正在成为年轻人情感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同学、校友的学缘关系，和远在家乡的兄弟姐妹相比，年轻一代显然和校园中结识的好友更有共同语言。
最后，经济上的独立自主使得年轻一代拥有了重新选择亲缘关系的可能性。无论是由于个体能力、就业机会的拓展，还是网络信用或者金融信用贷款，都使得个人经济的独立性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强烈。
种种因素之下，“断亲”可以说是时代的必然。流动中国的语境下，城市居民，包括很多乡镇地区的居民，已经慢慢被形塑成了所谓的原子化的个人。
“我自己也经历着某种程度的断亲”
我对断亲现象的思考，也与自己的经历有关。
我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老家在江西省新余市城郊的农村。童年时期，我生活在一个亲戚往来非常频繁的环境里。那时物质生活相对匮乏，我们特别盼望过年，因为过年往往是一年中吃得最好的一段时间。家里杀了猪，父母会让我给舅舅一家送去两斤肉和一副猪肝，我通常要走七八里的山路。舅舅、舅妈则会留我吃饭，有时还让我住上一晚。
亲戚之间的往来，不只是节日里的礼节。那时候的农村家庭很难完全依靠自身解决生产生活中的所有需求。每年三四月份青黄不接时，家里没米下锅，我们就要找亲戚借谷子和大米。遇到盖房子等大事，也要找亲戚借钱、帮忙。亲戚既是经济互助的对象，也是日常情感交流的重要来源，大家也都很珍惜。
但我自己也经历着某种程度的断亲。
到南京大学读研之后，我每年回老家的时间基本上只有一两次。在二十五六年的时间跨度里，我与许多同龄亲戚很少见面。后来再回去，虽然仍然会走亲戚，却明显感觉到，大家已经把我当作一年到头只见一次面的外地亲戚。他们对我在南京的生活不太了解，小时候那种自然、亲密的交往，渐渐变成了一问一答。
我们这一代人的流动，是时代变化的结果。我对城市化带来的流动困境体会很深。比如，我和妹妹常年在外地，父亲去世得早，这些年我们逐渐适应了大城市的生活，但母亲那一辈人却未必能够适应这种分离。我一直遗憾，母亲已经不太可能和我一起生活在南京。即使子女心里牵挂父母，也未必有条件把这种牵挂变成日复一日的陪伴。
如今，网络上时常有人谈到，人到中年以后，家庭群、同学群和同事群逐渐安静下来，大家不再像过去那样频繁交流。这些讨论虽不能直接证明所有人的关系都在疏远，却提示我们，一种社交收缩的趋势正在被更多人感知：过去，人们的生活往往嵌入各种关系网络之中；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把生活收缩到自己和核心家庭内部。
当亲缘关系不再像过去那样自然地嵌入日常生活，人们也就需要重新寻找情感联结的方式。
对我来说，这些问题也是研究断亲的起点。它不只是关于年轻人如何看待亲戚，更是关于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家庭成员如何在空间分离、生活变化和代际差异中重新理解彼此。
找到适合当下生活的相处方式
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不能说断亲是社会的进步，也不能说它是退步的表现。我不太愿意也不想用道德评价去嵌入这种判断之中。
我一直把断亲当作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研究断亲，绝不是为了鼓励人们与亲戚或父母断绝关系，也不是要简单判断断亲究竟代表社会进步还是退步。我希望通过解释这种现象，让我们看见当代中国的亲情关系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
其实，亲情关系的疏远，并不意味着人们不再需要情感支持。社交媒体上，“电子父母”很流行。这说明年轻人的情感需求并没有消失，只是当现实中的亲子关系无法满足这些需求时，人们开始寻找其他出口。
当然，我也并不认为所有亲情都应该无条件维系。如果一段关系持续带来严重伤害，个体当然有选择远离的自由。血缘本身不应成为要求一个人无限忍耐的理由。
有人会问，那断亲以后该怎么办？从社会交往的角度看，断亲也意味着年轻人需要重新建立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这样的交往方式可能变得更加理性，人们会更多地根据实际需求、共同兴趣和彼此认同来建立关系。
但这种变化也伴随着另一面。疏离感与孤独感可能偶尔出现，尤其是在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当断亲发生在父母与子女之间，关系的影响往往更为复杂。即使主动拉开了距离，一些子女也可能在某些时刻感到愧疚，甚至重新思考自己与父母的关系，这也是人间真情之所在。
对于那些正在考虑断亲的年轻人，我希望他们可以先想清楚，自己究竟经历了什么，为什么走到这一步。如果关系中存在无法承受的伤害，远离是可以理解的选择；如果更多是因为彼此不理解、生活方式不同，或者长期缺少沟通，也可以看看有没有重新建立相处规则的可能。
我也在思考亲缘关系重新建立的可能性。我研究的主要是未婚年轻一代，他们未来的人生角色还可能发生变化。当一个人成家、生育，开始承担新的家庭责任时，也许会重新认识亲情的意义，并围绕自己的家庭建立新的亲缘联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会因此重新靠近父母或亲戚，但人生经历的变化，可能为关系的调整带来新的契机。
归根结底，血缘能为一段亲戚关系提供起点，却不能保证它永远自然地延续下去。随着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亲情也需要新的相处方式：父母要学习如何面对已经成人的子女，尊重他们的选择和边界；子女也要在保留自我的同时，思考如何承担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
今天我们理解断亲，不是为了要求所有人回到旧有的亲情秩序，而是希望人们能够在理解彼此的基础上，找到更适合当下生活的亲戚之间的相处方式。
胡小武 讲述 新京报记者李聪 整理
（本文摘自新京报第A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