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应对
政权机器还是在惯性的驱使下，强行启动，勉力而行，在动员社会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方面，依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灾难爆发之后，大清中央的行动相当迅速，由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统筹抗灾事宜。
中国数千年的中央集权机制，往往被西方观察家评为“东方专制主义”，充满了反面评价。但是，在灾难面前，这种机制也有着强大、有效的动员能力。法国著名汉学家魏丕信，在研究了乾隆初年的直隶救荒及康乾时期的“常平仓”系统后，认为中国因此而具备了比欧洲更强的抗灾能力。他认为，明清时的中国，把农民的物质福利作为国家要解决的头等重大的问题，并建立了一个复杂的粮食供给系统，从粮价、气候和降雨资料的搜集(雪珥注：各地官员上报晴雨表是一项法定的日常工作)，到数百万吨粮食仓储系统的维持，能够大大减轻自然灾害对普通人民的打击程度。
其实，魏丕信所未能参透的是，即使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定团结，这种机制在大清国也是必不可少的。“民为邦本，食为民天”，老百姓的吃饭问题，不仅是福利问题，更是政治问题，直接关系到政权的合法性和长治久安。民众相信饭碗，而不相信口号，让百姓有饭吃，自己才能有位子坐，这是中国数千年来不能不讲的绝大“政治”。
“丁戊奇荒”爆发时，大清政府早已被之前的内忧外患掏空了国力，“竭全国之力而不能救其十一”。但是，这台政权机器还是在惯性的驱使下，强行启动，勉力而行，在动员社会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方面，依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中央迅速下令，减免受灾地区的皇粮国税。根据美国汉学家、时在大清海关任职的马士(H.B.Morse)记载，中央免征的赋税总额高达1800万两以上；
在李鸿章的统筹下，中央运用国家权力，调集政府手中持有的大批粮食，从江南的漕粮到东北的库米，支援灾区；
李鸿章兴办的洋务实业，此时开始发挥巨大作用。轮船招商局调集大量人力和运力，开赴奉天、江苏、安徽、湖广等无灾区，对粮食进行大规模“政府采购”，并集中到天津；
李鸿章多方筹措经费，中央给一点、地方筹一点、民间捐一点，也开始接受境外慈善机构和西方在华教会的捐赠，甚至不惜挪用军费，甚至不惜加大“捐纳”力度——朝廷公开出售一些官职，与后世人们不假思索就痛加批判的不同，这并非“卖官”，而是“鬻爵”：所出售的其实只是干部身份和干部级别的荣誉头衔，而非实际掌握行政权力的官位。
在直接发放赈济粮之外，李鸿章还将重点放在了“平粜”上：以比市场价更低的价格，向尚有余资的灾民们售粮。这一方面是为了平抑灾区粮价，抑制奸商囤积居奇；另一方面也是实现救灾的可持续发展。家有余资的灾民因此早得救命粮，他们的购粮款则可以转而救济更多的一无所有的灾民。李鸿章对此十分重视，认为“平粜同属救荒事无二致”。
比钱、粮更为棘手的问题，是运输。抗旱救灾大本营天津，积压了大量粮食，难以及时转运。李鸿章集中精力，建立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官方转运网络，仅为重灾区山西就设定了三条通道：北路在保定转运，天津的粮食从水路至此，换旱路经获鹿进入山西；中路在山东馆陶县转运，经南运河至此转至苏曹入晋；南路则从南运河至河南道口，转经清化镇入晋。
在救灾过程中，李鸿章大力整顿吏治，将贪污腐化、玩忽职守的地方官员们，参的参，罢的罢，关的关，同时也大力提拔了一批在救灾当中表现得有能力、有操守的干部。这对稳定灾区的民心士气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当然，也趁机清洗了一遍干部队伍，换上了李鸿章的亲信人马。
救灾工作的推进、尤其是粮食转运网络的设计建设，对李鸿章手下的洋务人才们来说，是一次执政能力的考验和历练，也是内战结束以来，大清国在非战争状态下首次大规模地建设应急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