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流维稳
“你若不救他，他亦不要命。左右一个死，做贼亦不定。”
设立“粥厂”，是大清国收容灾民的主要方式，目的十分明确，一是“救死”，二是“防流”——防止出现流民。显然，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看，“防流”比“救死”更为重要，“救死”的目的也是为了“防流”。
所谓“凶年多盗”，大灾之后引起大乱，征诸中国历史，因流民暴乱而导致天下大乱、乃至内战大爆发的，不计其数。因此，以开办粥厂等赈灾方式来收容灾民，防止出现流民，是早在满清入关之前就已经在主流社会取得共识的牧民要术。所谓“流民者，饥民也。与其辑之于既流之后，不若抚之于未流之先。”(清代杨景仁《筹济编》)
“丁戊奇荒”中，灾民人数之众、范围之广、时间之久，史上空前，甚至连首都北京这样的地方，赈灾的速度也赶不上灾民的增长速度，“桀骜者沿街抢夺，舍命而不悔”。
参与山西赈灾的美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说：“灾难在所有人的心中激起了邪恶的念头，民众开始惊慌不安，社会秩序陷入了混乱……一群妇女蜂拥进一位富人的家里，占领了它，在那儿生火做饭，然后又拥到另一家吃下一顿饭。男人们看到这种办法不错，便组成了五百余人的群体，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劫掠取食。”
各地虽然还未出现扯旗放炮、公然暴动的恶性事件，但是类似李提摩太所描绘的“吃大户”这样的小规模骚乱几乎天天不断， “盗匪”们甚至公然在官道上竖起大旗：“王法难犯，饥饿难当”。遍地的星星之火，虽然渺小，但一旦燎原，局势将不可想象。因此，从李鸿章到军机处，乃至皇帝、太后等中央核心，都深感“防流”的紧迫性，也因此不惜血本地加大各地的赈灾力度，全力收容控制灾民。
对于流民的危害性，李鸿章十分清楚，他说：“北省伏莽甚多，匪徒乘饥思逞，时需分投防剿。”对此，他采取了两手抓：一手抓赈济、抓抚恤，全方位、多渠道地筹粮筹款，不仅破天荒地接受外国的救助，而且还加大了“卖官鬻爵”的“捐纳”力度；另一手抓收容、抓镇压，军队进入灾区进行戒备，“分路弹压巡缉，并令地方文武严密防捕，如有奸民藉荒纠抢，持械行强者，准即严孥正法以遏乱萌。”自嘲为“裱糊匠”的李鸿章，如今又成了治安“消防队”。
为了减轻各地、尤其是京津地区的“粥厂”压力，李鸿章下令在寒冬过后，就必须给收容的灾民发放路费和粮食，遣送回乡，准备灾区的春耕播种。但是，这场大旱灾足足持续3年，耕种无望，没有饿死的灾民继续逃荒。这种一而再、再而三的“流民”风险，令大清政府的神经高度紧张。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以江南士绅为代表的地方士绅们，与政府一拍即合，开始了对民间赈灾的大幅度改革，改变了传统“义赈”坐等灾民上门的做法，而是深入灾区，试图将“防流”工作从源头做起。
官方也意识到，依靠腐败丛生的“官赈”，难以有效赈灾、更难以有效“防流”。于是，政府开始加大对民间慈善机构的扶持力度。天津著名的广仁堂，就是在“丁戊奇荒”中，由李鸿章利用官绅捐款1万元创办，此后不断拨款支持，形成了包括慈幼所、蒙养堂、力田所、工艺所、禁节所、戒烟所在内的庞大机构。
民间慈善机构的首要目的，是对当地社区进行特殊的自保。在上世纪20年代天津报纸上曾刊登一篇《灾民叹》，最为形象地反映了这点：“你若不救他，他亦不要命。左右一个死，做贼亦不定。地方扰乱，关系匪轻，到那时有饭吃的人亦不得安生。劝众位行善积德，亦算是防患未萌。”说白了，就是花钱买平安，让灾民们有饭吃，才能有效收容他们，避免对当地社会秩序造成大的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