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讯工具：“指示”而非法律
整个“审讯工作”无一涉及法律的字眼和词汇，也就谈不上具有什么法律效力，唯一使用了“法律”这两个字的在第十五条：“敌人是唯心主义者，他们只是以主观幻想代替客观现实，用反动的资产阶级法律观代替无产阶级政策。”无产阶级的“政策”效力显然比法律大得多得多。
宣讲语录、责令学习，其目的都是要求“被审讯者”做主动、彻底的交代，把自己的“罪行”大曝天下。
审讯的“罪名”也就是“敌人”的身份，是什么样的历史身份，就犯什么样的罪，但到底什么样的行为才是犯罪行为，没有进行任何界定，反复强调的是：第一要彻底交代，第二是“给出路”。我们可以根据内容推断审讯所要达到的目的，到底要“敌人”交代什么。
在第一个问题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对任何事情都是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既然要清算你的罪行，那是事出有因、查有实据的。”这表明“审讯工作”的主要目的是对历史问题的清算，并非被审讯者犯了什么实际的罪行，这使得至关重要的“犯罪行为”本身存在与否，变得也不很重要了，重要的是表态——也就是认罪，材料至少五次以上指出“犯罪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
其中第五条写到：“清算罪恶的根本目的是要同反动思想决裂，将破坏因素转变为有利因素。”这一条表述相当有意思，把敌人“逮捕起来，就是事出有因，有事实根据的”，但在“彻底交待了，就可以从宽，可以重新作人”之后，就等于给了出路：在“转变了反动立场，得到了改造，还可以回到人民的行列，有的还可以称‘同志’，能把自己的名字和同志联系在一起，这是很光荣的”。一个“反动分子”，没多久就变成自己的“同志”并且“光荣”了。
无论如何，逮捕“敌人”总需要一个理由，这些“敌人”究竟为什么会遭遇“逮捕”？材料是这样表示的：“我们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我们要解放全人类，要改造旧世界观，也就包括你在内。”于是，“敌人”就这样被逮捕了。
材料中有句话非常传神地表现了从逮捕到审讯的非法律化特征：“我们不会无缘无故把你弄到这里来，罪恶是客观存在的，企图否认是一种幻想，是无济于事的。”一个“弄”字，多么随心所欲，多么趾高气扬。
在材料中，足以表明对“敌人”的抓捕和审讯，是完全出自“敌人”的身份、依据身份定罪的是另外两句话：“革命人民从革命立场出发，说你对人民犯了罪，而你对人民的态度是矢口否认自己的罪行，这正说明你还决(疑似‘坚’字)持反动立场，力图再玩(顽)抗一下，所以你和人民没有共同的语言”，“我们既然把你‘请’来，就有办法把你制服。把你的问题搞清楚，只不过是个时间早晚问题。”这就是说，被审讯对象到底有什么“问题”此时是不清楚的，是“说你对人民犯了罪”，于是就成了罪犯，被逮捕、审讯，不就顺理成章了么？
要求“敌人”所交代的“犯罪事实”主要是历史问题，只在个别情况下才涉及“现行”问题的交代。虽然材料并未就“历史问题”进行时间上的划界，但主要指国民政府时期是确定无疑的。从1949年到1966年“文革”爆发已历时17年，再到1971年已经22年，有多少人能够对17年至22年前的行为有准确记忆呢？即便有记忆，那就是“犯罪”吗？
这个材料所展现的逻辑就是：由于当事人历史上曾经从事过什么样的职业或者做过什么样的职务，所以就是敌人，因此就是罪犯，就要受到逮捕、审讯乃至接受最后的判决。在这样的逻辑指导下，对于审讯人员来说，没有任何举证的要求，他们不需要提供任何证据(更谈不上对法定证据的甄别、取舍了)；而对于被审讯者来讲，则必须要自我供述、自证其罪，否则，不符合“敌人”的身份。不做坏事怎么能叫“敌人”呢。
在此情况下抓捕来的“敌人”，经过如此方式的审讯，不刑讯逼供、不屈打成招几乎是不可能的。尽管明确规定不许搞“逼供信”，但由于这些“逮捕”本身就不合法，刑讯逼供现象在“文革”中使用之普遍、手段之残忍，闻所未闻。而一旦“上手段”(这是一个“文革”中的专有名词)什么样的“证据”弄不到？什么样的“结论”又做不出？在“文革”是完全不讲法律的，法律的观念被视为是“资产阶级的法律观”，罪行的范围被无限扩大，这是“文革”运动具有破坏性和毁灭性的一个重要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