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讯对象：被扩大化的“敌人”
“文革”是一个大事件，在这一事件过程中，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名义发布了一连串文件，从运动初期《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中共中央关于“抓叛徒”的通知》、《关于不准地、富、反、坏、右乘机翻案问题的规定》，到1968年5月的“清理阶级队伍”，“文革”不断升级。1970年又开展了“一打三反”运动，全面加强了打击“敌对分子”的力度。据统计，从1970年2月到11月仅十个月的时间就挖出各种敌人184余万，逮捕了28.48万人，死刑数以千计。
正是这个背景，“文革”中出现了大量的专案组，几乎每个单位都有各种专案组的存在，这些专案组的成员五花八门，在“清队”之前的专案组中，绝大多数成员没有从事过任何司法工作。“清队”之后，一些“文革”初期被“打倒”的公检法人员陆续被“解放”，回到自己的岗位，一方面，他们对审讯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另一方面，又全不按照法律程序执行(已经没有法律了)，许多所谓“大案、要案”的口供都是他们审讯出来的，那些被审讯者很少见过这种架势，岂有不“招供”之理。
这里又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此规模庞大的“敌人”到底是如何出现的？这些被打上“敌人”烙迹的人完全是“文革”的产物吗？
上述文件和运动是打击范围扩大化和惩处极端化的依据，也是“敌人”由来的依据，它主要来自《公安六条》。《公安六条》确实涉及了“阶级敌人”的各种类型，但它并不是甄别身份的基本依据，它只是对这些“敌人”的行为进行了强制规定，而且，从1949年到这个文件颁布的1967年，已达18年之久，不可能到了“文革”才进行身份鉴定。
实际上，这些“敌人”的范围早在“文革”前十年的文件中就有了明确规定。本材料中出现的各种类型“敌人”在这几个文件中有着十分详细的规定。这些文件连同前面所及若干文件在“文革”中时有汇编成册，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的连续性和一致性——实际上，每个人的出身和身份都早已写在档案里、户口簿上，“文革”时期的揪斗、抓捕行动，不过是按图索骥而已——“文革”运动具有深远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基础。
由于有了这些文件作为运动的依据、“敌人”的范围早有定性，文革的打击不过是翻历史旧账，范围十分容易确定。
审讯目的：对历史问题进行清算
这是一份指导性的材料，没有提供具体的审讯案例，但通过其他的审讯案例却完全可以印证。这里撷取几段审讯案例(限于篇幅，仅提供讯问内容，回答部分略)，从中能轻易看出方法上的一致性。
A：遇罗克案的审讯记录：
1968年1月13日
问：你的表演是你阶级本质的暴露……你坚持下去必然会得到更惨重的失败。你听见没有？
1968年9月3日
问：你对社会主义恨之入骨，……你不向人民低头认罪，说明你顽抗……以上问题不管你承认不承认，都给你定罪。
问：我们给你交代党的政策你听进去没有？
问：我们用毛泽东思想看穿了你的罪行。
B：张重一案的审讯记录：(此案中的受审者张重一，是当时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教授，他既不认识刘少奇，也不熟悉王光美，却成为“刘少奇案”中关键人物，在病床上一直被审讯到死亡为止。)
1967年10月31日
问：……你想把问题带到棺材里去吗！
问：你在捣乱，失败，直到灭亡啊！
问：你为什么不交代？你与人民顽抗到底吗！——王光美是什么人？
这些审讯的话语结构和方法，与材料中所描述的大同小异。类似的讯问内容，在张志新案、时传祥案的审讯记录中都有记载。
为了证实这份材料的准确性，还走访了一位“文革”期间被打成“反革命”、受到残酷迫害的方子奋老人。方老先生在阅读该材料后表示，材料符合当时的历史特征。
以上几个案例表明，虽然讯问内容有所差异，但审讯方式和材料中所描述的没有本质区别，因此，材料能够反映“文革”中审讯的基本特征。
这份材料着重于对被审讯者历史问题的清算，所涉及对象并不局限于出身不好的家庭，也有一些“成分”较好的人因各种原因受到调查。像遇罗克这样“出身不好”自己又有文化、又能够表达对社会看法的人，下场大都比较悲惨。而那些“出身好”，即便有过所谓“历史问题”，有些甚至有过实际违法犯罪行为的，往往都得到了从轻发落。
“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在粉碎“四人帮”后都得到了平反，但这些审讯材料却始终没有公开，也无法查询，因此，并不能完全准确确定审讯的方式和内容，现在，这些审讯的档案到底是不是还都完好保存，也无从知晓。而散落在外的材料，随着时光不断流逝，也会越来越少，材料流失的越多，离历史的真相就会越远。“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在社会顶层，但参与者、受害者绝大多数都在社会底层，当他们被作为“阶级敌人”被清算的时候，已经仅仅是普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职员等等。
一份材料只能反映一个微观的、具体的事实，“文革”作为一场长达十年之久的全民运动，正是由这样无数个微观的、具体的事件构成。在这份材料的“指导”下到底审讯过多少“敌人”，制造过多少起冤假错案，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得知，但它无法掩盖一个时代的罪愆。
“文革”的荒谬性、悲剧性和残酷性，由此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