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纠葛
辛亥年的乱局中，高举着红十字大旗的，不仅是张竹君的“中国赤十字会”，沈敦和的“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还有许多家同类机构。而其中将旗帜举得最高的，就是官方的“大清帝国红十字会”。一国之内，并列着三家颇具知名度的红十字会，这无疑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景观。
从红十字运动进入中国的第一天，它一直都在艰难地扛着政治的十字架负重前行。
1904~1905年，日俄两国以中国东北领土为战场，爆发日俄战争，中国政府却被迫宣告中立，战区内成千上万中国民众面临严重的人道危机。为此，1904年3月10日，中、英、法、德、美五国人士数十人在上海英租界成立了“上海万国红十字支会”（万国红会）。一周后，他们又正式改名为“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这就是中国红十字会的正式发源。沈敦和就是“万国红会”的主要发起人和管理人。而宣告中立的清政府，自己不便在战区出面，对这个“民间机构”也给予了大力支持。“万国红会”在日俄战争中，为救助中国百姓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战后，“万国红会”本应解散，但应官方要求，为救助海参崴地区的华人华侨，继续服务辖区。1907年7月21日，吕海寰、盛宣怀等上奏请旨试办“中国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于1908年5月核定照准运营，取代了“万国红会”。1910年2月27日，官方任命盛宣怀担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6月正式更名为“大清帝国红十字会”，并启用了新的关防（印章）。
“大清帝国红十字会”的建立，标志着官方对红十字会管理的深度渗透。此后，红十字会内部，官方与民间两股力量开始不断摩擦、争斗。
作为红十字会内部“民间”力量的代表，沈敦和其实也算是“体制内”的官员。他出身于宁波的茶商世家，早年赴美、英攻读政治和法律，毕业于剑桥大学。回国后在各地辗转任职。义和团-八国联军动乱后，沈敦和出任山西洋务局督办，同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相识。次年（1902年），沈敦和出任山西大学堂（今山西大学）督办（校长），与李提摩太一道，将山西大学堂建设成为北方改革开放的思想教育基地。1904年成立万国红会后，李提摩太帮助沈敦和获得了列强的支持，及日俄两个交战国的认可。
“大清帝国红十字会”成立后，他作为“总董”，留在上海，负责为红十字会筹款，而会长盛宣怀则常驻北京，负责与政府各部门的周旋——其实，红十字会的会长职务，对于盛宣怀来说，不过是诸多兼职中一个极不起眼的职务。不久，盛宣怀就出任邮传部尚书，主管大清国最为重要的铁路、航运、电报、邮政等支柱产业，根本无暇顾及红十字会的工作，沈敦和是红十字会的实际灵魂人物。
沈敦和相当反感官方对红十字会的控制，这种控制与反控制的拉锯战，始终贯穿在“大清帝国红十字会”内部，这造成了内部官、商两界，及北京、上海两地之间的巨大分歧和离心。
武昌暴动发生后，“大清帝国红十字会”处境尴尬，在交战区，一方是政府军、一方是反叛者，而红十字会的业务，依法必须接受陆军部指导，是有基本政治立场的，绝非国际红十字会标榜的中立。加上帝国政府被一连串的打击弄得发懵，政治、军事上的反应还没到位，更谈不上人道救助之类的“不急之务”。这其实就是被张竹君指责的“红十字会”反应迟钝的真正原因，也是沈敦和最后下决心另行组建“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的根本动力。实际上，沈敦和是撇开了官方的“大清帝国红十字会”，另起炉灶，新的红十字会更为中立，能够在交战双方获得更为严肃的尊重和礼敬。显然，这是稳重妥当之策。
“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组建后两天（10月26日），盛宣怀因推行铁路国有政策而触犯了既得利益集团，并被朝野当做激发保路运动和武昌暴动的罪魁，遭到了“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其红十字会会长的职务也同时被免，一些议员甚至要求政府处决盛宣怀（参阅雪珥著作《辛亥计划外革命》）。自此，“大清帝国红十字会”实际已经瘫痪，直到19天之后（11月13日），中央才任命前外务部尚书吕海寰接任红十字会会长，沈敦和继续当总董，而在任命状中，中央已经不动声色地将“大清帝国红十字会”改为“中国红十字会”，这是对沈敦和“独立”行为的让步和追认，也是为自己所留的退路，体现了危机下的与时俱进新思维。
与政府和沈敦和这边的复杂局面相比，张竹君为革命需要组建“中国赤十字会”，就简捷便当许多。
张竹君的社交网络，为她组建“中国赤十字会”奠定了坚实的人脉基础。仅仅经过两天的动员，她就获得了足够的资金，在南市上海医院召开了成立典礼。上海滩名人李平书、杨千里、陈继武等纷纷到场，发表演说，而董事会更是群星灿烂，令人侧目。报纸上称赞张竹君是“救死扶伤，志虑宏远，宗趣正大，南丁格耳（尔）之再见”。这种风头，是循规蹈矩的沈敦和所难以企及的。
在武汉前线，“赤十字”、“红十字”两家机构的救护队，都忙得不可开交，而张竹君本人也因“心力交瘁，加以开刀时为毒气侵入，发热臂肿”。值得注意的是，张竹君在前线，依然动用红十字的特权，为革命党提供便利。11月27日，政府军经猛烈攻击后，夺取汉阳，封锁长江，黄兴急需逃离汉阳，撤到武昌去。在这紧急关头，就是张竹君动用了人道救援专用的渡船，将黄兴夫妇等人护送到了武昌，再次为革命而牺牲了红十字的基本原则。
12 月14 日，张竹君率领救护团一部分队员先期回沪，频繁地接受媒体采访，与新闻界的互动十分顺畅、娴熟，各报纷纷连载她有关前线战况和伤病救助的演讲。吊诡的是，她除了大谈前线的情况外，再也没有提起对于沈敦和的“中国红十字会”的任何指责。
危机来自于一位美女的公开发难。对于这一切令人费解的现象，合理的解释似乎只能是：张竹君的所有行为，其本质并非一场人道救援行动，或者说，并不主要是为了人道救援，而是为了护送革命党首脑们抵达前线。红十字的大旗、义正词严的公开诘问，都只是为了将水搅浑，以便暗度陈仓。
